在南宋中期的理學界，朱熹、張栻和呂祖謙齊名，他們三人又都家居東南，故而時稱“東南三賢”，或稱“乾淳三先生”。他們之間相互辯論問難，頗為相得，共同為理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第一部分（朱熹）

朱熹對儒學的突出貢獻不在於創造，而在於總結和綜合。

他不僅總結並融會貫通理學各家的學說，而且汲取並改造了某些唯物主義的思想材料，納入個人的思想體系中。

他講天理，論本心，更是為了明倫理，正綱常，前者是後者的哲學基礎。

在朱熹的哲學思想體系中，“理”為其基本範疇，同時，“氣”也佔有重要位置，“天地之間，有理有氣”。

不過，在他心中，“理”更重於“氣”，因為“理”是萬物生成的本原，而“氣”則是構成萬物的材料。

他雖然有時就具體的事物來說，承認“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是，在大多的場合下還是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

第二部分（張栻）

張栻像基於上述理論，朱熹明確地說：“未有這氣，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

就是說，具體的君臣父子關係形成之前，封建的倫理原則就已存在。

依據儒家傳統說法，“天不變道亦不變”，那麼，“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朱熹宣揚封建的道德原則是“理”的體現，他甚至把仁、義、禮、智分別與春、夏、秋、冬四季相附會。

自然界如此，人也如此，“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不過，當“理與氣雜”時，便產生了善惡之分，“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者善，“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的，則為惡。

所以，物慾便成了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朱熹和程頤一樣提出了“去人慾，存天理”的修養目標，要人們嚴格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

朱熹對佛老也不是一概摒棄，而是在剔除其違背封建倫理部分的前提下，吸收其哲理部分。在對待自然科學的態度上，他與大多數理學家的蔑視不同，認為這些也都屬於“窮究道理”的內容，雖為“小道”，卻非“異端”。這些都是朱熹能夠“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重要因素。張栻在學術上繼承胡安國、胡宏的湖湘之學並有所發展，他企圖把湖湘學派與朱熹的閩學融合起來。張栻提出了太極、理、心、性、天命“同體異取”的命題，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之自然謂之天命，於人為性，主於性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則異而體則同”。天命是理的本然狀態，性是理在人身上的體現，而心主宰性。認為它們既是一體，又具有層次性，是一個完整的邏輯結構。在心性論上，摒棄胡宏的性超善惡說，認為人由天命之性與氣質結合而生，天命之性是純粹至善的，惡是由所稟受的氣質濁薄造成的。因此，他要人們只有寡慾以至無慾，才能去惡從善，私慾不萌，天理常存。他重視義利之辨，強調儒家傳統的義利之辨和理學的理欲之分，主張“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認為理欲、義利具有統一和包容的一面。倡導明理居敬的道德修養方法，主張居敬是窮理的基礎，窮理是居敬的目的。這些思想與程頤、朱熹的思想都不盡相同。第三部分（呂祖謙）

呂祖謙家學雜博，不私一說而兼取其長，但儒家思想仍為其所宗，尤其是儒家思孟學派的思想在呂祖謙頭腦中佔有重要位置。

他繼承了思孟學派的“治心養性”、“正心誠意”學說，主張透過明善、居敬、誠存而達到改惡從善以至於仁的“內外一體”的境界。他接受了二程的理學思想，以天理為最高原則和永恆的存在，認為理統轄萬物，是宇宙萬物的總則。

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心”的作用，把天、理、道與心等同，認為“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

這十分近似於陸九淵心即理、宇宙即吾心的觀點。

呂祖謙還倡導致用之學，學以致用，主張學者當為有用之學，其學問包括事功和經制之學。

這一點曾受到朱熹的批評，說他“博雜極害事”。

呂祖謙主張既躬行道德倫理、注重道德踐履，還必須“講實理、育實才而求實用”，學以致用，培養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人才以利於國計民生。

呂祖謙十分推崇《左傳》《史記》《漢書》，企圖從歷史中取得借鑑。

他認為：“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觀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呂祖謙注重取鑑於史，認真研究古代文獻，從中找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這也曾受到朱熹的批評。

但呂祖謙認為歷史上盛衰之變是普遍現象，故觀察歷史要認識其變化的時代特點，其史學思想對於後世學者有很大啟迪。

第四部分（總結）

朱熹、張栻、呂祖謙三人關係極為友好密切，共同切磋學問，互為相長，各有所益，為理學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