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日本在各方面都接受了美國式價值觀。連高舉反美的的大旗，非常左翼的日本教師工會日教組也是這樣，他們在教育方法上卻很推崇美國式的自由發展，主張要給學生以自由的時間，不要負擔太重。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之後經濟發生泡沫，日本人真的以為他們和歐美人並肩了，所以教育方法也要並肩，這就是所謂“ゆとり教育”（寬鬆式教育）的思想由來。

寬鬆式教育的思維方式是根本錯誤的，東方國家的“應試教育”不是無根之木，有其來由。東方國家都有嚴重的人口問題而沒什麼自然資源，不像歐美國家。大部分歐美國家就沒有幾個人，地上有森林地下有礦藏，海里除了有魚群還有石油，隨便伸伸手就能抓一大堆東西來吃飽了，所以能搞寬鬆的“素質教育”，而自然資源有限，唯一富裕的資源就是人的東方國家玩不起“素質教育”，這就是科舉考試（merit system）會出現在中國的理由。

華人最早認識到在資源有限時使用考試的方法選拔人才是最公正有效的方式，發明了科舉考試，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引入了這種選拔方式。有了考試這種方式之後，應試教育自然就會出現，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應試教育並不是壞事，反對應試教育搞寬鬆式教育或者素質教育對於東方國家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實際上東亞所有地方搞的都是應試教育，不但在中國內地，在日本、南韓、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也是這樣，中考或者高考都是社會生活中的一件極大事情，雖然不清楚北韓的情況，但估計也應該是在搞應試教育，因為東亞國家都有儒教“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日本出現“寬鬆式教育”的鬧劇應該是一種意外。

日本之所以會採用“寬鬆式教育”是因為在東亞國家裡他是第一個富裕起來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 因此就頭腦發熱不知天高地厚了。當時日本的寬鬆式教育走的極其邪乎，我兒子正好本世紀初在日本上小學，我曾在《冰眼看日本》那本書中記述過當年耳聞目睹的怪事。

圓周率3.14對孩子太難了，當時日本小學裡用的是3。英語課要背全部Sunday, Monday什麼的太慘無人道，只背三個就行了，也沒人管剩下四個應該怎麼辦。教科書越薄越好，玩耍時間越多越好，誰要是敢說一句“學生應該以學為主”的話，那就是大逆不道，侵犯兒童人權，簡直是人類公敵。我見過一位母親在家長會上痛斥老師上課只管講文化課也不講點故事什麼的讓孩子們喘口氣，“應該讓孩子玩，玩是孩子的天性，應該讓孩子們自由發展”。可是玩也是大人的天性啊，那是全人類的天性，人類之所以是人類不就是人類能克服天性嘛。

“寬鬆式教育”時代的日本公立學校就是這樣。

那年月日本公立學校裡“競爭”就是敏感詞，鼓勵競爭就是對平等的反動，就不能有“名次”這個字存在，登峰造極的學校連運動會跑步衝線時都要大家一字排好了，一起“衝”過去，以免被人指責為“鼓勵競爭”。

這樣做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在發達國家OECD的教育素養測試中從名列前茅滑到了墊底，不少公立學校的學生就廢掉了，成為“寬鬆一代”，高中生升入大學之後無法聽課（日本有不少私立大學幾乎不需要考試，只要報名就能錄取），進入職場之後也要再重新教育一遍，甚至連三角函式這種製造業所絕不可少的概念都要企業來教，在社會上就引起了很大不滿，一時間“學力不足”在各種媒體上刷屏。

“寬鬆式教育”的正式結束是日本文科大臣馳浩在2016年5月宣佈的，但實際上2006年左右日本社會就已經開始懷疑“寬鬆式教育”，到了2010年左右因為媒體的轉向，日本社會已經達成了“教育應該是強制進行而不能寬鬆”的共識，日本教育界就已經開始透過增加理科教科書的篇幅來扭轉“寬鬆式教育”這種不正常的教育方式了，馳浩的最後宣佈只是一種官方姿態，但其實和日本的其他所有政策過失一樣，沒有人為這個政策擔責任。

日本“寬鬆式教育”的受害者實際上只是底層的民眾。在日本的教育系統中，初高中是私立的好，大學則是國立的好。私立初高中的教育目標就是考上國立大學，他們沒有搞寬鬆式教育，社會上有補習班幫助小學生們考上私立初高中，所以有眼光的上層家長從一開始就把孩子送去補習班，沿著私立中學->國立大學的道路走下去，這樣在經濟停滯不前甚至下滑的時候，他們的孩子還是最有競爭能力的那一群。

“寬鬆式教育”和當時的泡沫經濟一樣是日本人的教訓，大家都應該吸取。

有這麼一句話：“日本人跳下去過的坑，華人一個不剩地全要下去轉一圈”，現在中國出現不少“素質教育”或者“減負”的噪聲其實和當時日本人鼓吹“寬鬆式教育”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奇談怪論在日本已經沒有市場了，在南韓、臺灣和香港都聽不到，唯獨在中國內地還有一些人在胡扯。日本日本揮手訣別“寬鬆教育”也是對這類言論的一記耳光。

教育豈是寬與嚴二字來簡單概括的。

很多沒有對教育問題深入研究而熱衷於談論教育話題的人總是喜歡將教育問題簡單化概論。於是有了寬容與嚴格之爭，應試與素質之爭，賞識與挫折之爭。殊不知，世間萬物存在皆有道理，老祖宗早說過，有陽必有陰，有圓必有缺，事物的正反兩面本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怎能完全對立，而只選其一？

我們華人有易經，這是我們相比其他國家，民族得天獨厚的哲學思維工具。寬與嚴不是取捨的問題，而是什麼應該寬，什麼應該嚴的問題。寬鬆教育的對立面也不是應試教育，請不要混淆概念。我認為，一個人的成長即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間，同時也需要正確的引導與督促，二者缺一不可。換個接地氣的說法就是，一個學生即應該可以選擇自己的特長髮展，並給予其一定的條件。同時也必須掌握好社會的基本通識知識。掌握不好，那麼對不起，你沒辦法進一步發展。掌握好了，你的特長會成為你的巨大優勢。

關於給孩子時間的問題，同樣的思維方式。孩子是需要自由時間的，但是我們給孩子的不應該僅僅是時間而已，難道要讓孩子無所事事麼？我們給孩子的，是可以自由選擇發展自己的時間。喜愛體育的應該給他們更多的鍛鍊時間，喜歡科學的，應該給他們更多的探索自然，做實驗的時間。所以，嚴格教育，也絕不是要侵佔學生全部的時間去忙於應試，忙於教育的各種苛刻要求，這只不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我相信，日本不會缺乏睿智的教育專家，日本的教育改革也絕不會像題主所說的，摒棄寬鬆教育那麼簡單。教育是系統工程，如何發展人才是其不變的主題，這其中的教育技術不必造飛船省事，豈是一扳子，一斧頭能解決的？

由日本的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減負，總的來說，不是負擔總量太重，而是負擔結構不合理，需要調結構，調整所學內容的結構。學校要提供各種各樣的必修和選修科目，人的自然稟賦畢竟有一定差別的，要讓每個人都有所學，有所作為，有成就感。試錯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就是為全世界試錯了。個人的試錯也是不可避免的，越早越好，糾正的成本越小，所以中小學階段定位為試錯並初步找到合適自己的專業，大學階段為最終確定專業並努力打造。

一、寬鬆教育的後果

“寬鬆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準，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學習的空間，但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大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

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寬鬆教育”帶來國民學習能力的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準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5國第一，閱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閱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閱讀理解已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

近年日本大陸調查顯示，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更有玩笑說一個小孩拿5000日元出門買東西，回來都不會計算應該找回多少錢。“大學生數學基本調查”結果也非常不樂觀。

二、寬鬆教育失敗的本質

從日本的教育改革，不禁讓人聯想到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的中小學減負工作。在基礎教育改革中，是否能夠正確處理改革理念與實際操作的關係問題，決定了改革的成敗。日本政府僅僅單純追求時間的“寬鬆”和課程的“寬鬆”，忽略了實際問題的解決。

事實上，只要應試的機制依舊存在，對於教育的負擔就不會減輕。這樣，一方面，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上確確實實全面“寬鬆”了，孩子們的能力下降的飛快；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應試讓公立學校漸弱，私立學校大行其道，給中產家庭帶來了倍增的教育負擔。

三、寬鬆教育與中國教育

目前，國內分為公立、私立兩大型別的學校。公立學校一位難求，師資配備方面更優質，還會有經驗豐富的名師教授，從方方面面為孩子提供優質教學。目標就是為了能讓孩子考上名校。兒童教育的質量分化越來越嚴重，教育資源分配卻取決於上一代人的社會階級，這導致家長和學生的壓力都相當大。

另一方面，由於公立學校裡的學生學業壓力巨大，我們國家進行著中小學生減負工作。高考擺在那兒，九年義務再放鬆，學生也是要參加中高考分流的。小學的賣力程度營銷初中能進的學校水平，初中能進的學校水平營銷高中能進的學校水平，高中的水平影響高考成績，最終影響大學的檔次。國家努力減負，家長不敢減負，形成一個奇怪的矛盾點。

未來如何

按現有情況看，寬鬆教育的弊端已經不容置疑。中國現實行的“減負”與寬鬆教育存在一些類似的問題，如果不加以干預調整，結果將是不樂觀的。

希望中國教育越來越好

上當三十多年後，日本終於明白“寬鬆教育”（師從西方的快樂教育）是個禍國殃民的東西了，結果是培養出大量不合格的“人才”，分化了社會，出現了“宅文化”氾濫成災的現象。老齡化的日本更需要“全民精英”式的教育，配合機器人生產，和全國一盤棋的思維解決“老齡少子”的養老和發展問題。

2002年開始實施寬鬆教育後，改變了日本戰後一貫死板的教育政策。政府本希望這種不看重分數、不強調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能夠培養出更多創新強人，緩解日本學生課業繁重、霸凌、逃課、自殺等校園問題，但不想卻事與願違。反對寬鬆教育的人士認為，這一政策差點毀了日本。政策實施後，日本小學生在國際競賽中的表現差強人意，霸凌等校園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寬鬆教育也受到了學生父母的詬病，望子成龍的父母把孩子們送往填鴨式的補課學校。在寬鬆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進入職場後，日本商業受到影響。日本大型鋼鐵企業住友金屬工業成立了“補習班”專門培訓新晉職員，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由於在學校被過度保護，被過渡讚揚，沒有參與過激烈競爭，這一代學生過於懶散，面對批評只會逞強。 日本不是第一個面對教育政策失敗的國家，但因為採取斯巴達式教育的鄰國中國和南韓逐漸崛起，日本國民對國家的不安全感增強，放大了寬鬆教育的失敗。此外，寬鬆教育實施時，日本少子化日益嚴重。日本18歲人口數量從1992年的200萬減至120萬，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獲得機會進入大學。學生本來不努力學習也能上大學，這時再實施寬鬆教育，還有多少學生真正努力呢？但提倡寬鬆教育的人士認為，學生之所以不適應社會和企業，是因為日本社會和企業模式太過老舊：寬鬆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是21世紀所需要的，而日本企業的模式早在上世紀就過時了。也有人認為，很難客觀衡量學生的學術能力，在國際競賽上的表現差強人意並不一定意味著日本學生學術能力變差，寬鬆教育降低學生學術能力的說法缺乏確鑿證據；即使學術能力降低了，寬鬆教育也能激發學生才能，讓學生全方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