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人類喜歡高看自己，認為制定一個制度，會產生很大的能量。因而把很多現象，最終都歸功於某一個人或者某項制度。

事實上呢，農業社會的人類面對自然，還是比較無力的，氣候和地理條件，往往才是決定歷史的主因。縱觀所有王朝，無不是建立在擁有一塊良好的根據地的前提上，才發展壯大的。沒有好的自然條件，無論人多麼偉大，制度設計得再完美，都沒有用。從這一點來說，人和動物沒什麼區別。

明朝的滅亡，很大程度上真的跟氣候有關。現代歷史地理學早已得出結論，明末清初的一段時間，中國的氣候比正常偏冷，進入一個“小冰期”，氣候乾旱，自然災害也比較多。這種情況，明史上也多有記載。試問以小農經濟為立身之本的封建王朝，遇到這種氣候條件，連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還談什麼制度呢?這種就屬於，天要亡你，非人力所能為。

道德代替法治，實際只是一種表象，其底層邏輯是什麼，需要我們剝開來看。

明朝的道德，成了文官們標榜的工具，實際被他們拿來謀私利；清朝強調道德，使之成為了官民的行為規範。

明朝的政治，不是道德代替法治的問題，而是政治已經僵化為一種無彈性的固執；同時文官們打著道德的幌子謀取私利。

萬曆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立儲。因為強大的公共治理工具---文官集團---反對，反對的理由是不符合宗法制度，會動搖國本。

出現分歧也很正常，雙方進行密切溝通，實事求是地進行妥協，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但是，明朝君臣的解決辦法卻是：固執地堅持己見。希望看到對方讓步。文官集團得理不讓人的執拗，讓萬曆皇帝屈服了。

文官集團的勝利，本來是一件於國家而言充滿了希望的事情。因為皇帝個人的胡作非為被限制住以後，古代王朝的一大亂源就被控制了。文官集體的智慧在絕大機率上要好於一個皇帝的獨裁。

但是，文官集團在得勢之後，表面上顯示出的是處處講求道德，實際上卻是在為小集團的私利做代言人。東林黨人，就是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的代表。他們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尋找機會取消或降低了關稅、鹽稅、礦稅、茶葉稅等商業稅負。這樣，養活朝廷、宗親、國家公務員和軍隊的壓力幾乎完全壓到了農業稅負的頭上。東林黨還激烈阻撓對商人徵款以賑濟災民。

東林黨人以道德為標榜，但是實際是在為自己和背後的力量爭利。這迫使非東林黨也組成了團體來抗衡東林黨人，以保護自己利益。這樣，黨爭就來了，而且愈演愈烈。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人提出來，就一定會被另外團體的人指責其道德有問題，而實際上要談的事情卻沒人管了。

明朝後期與後金開戰後，朝廷不斷向農民加派並提前數年徵收練餉、遼餉；民變被激起之後，又向老老實實種地的農民加征剿餉。終於，越來越多的農民被逼成流民，加入起義隊伍。

面對外敵入侵和內部動亂，各個所謂黨派依然只有小團體，沒有國家大局；只有攻擊對立，不會妥協以解決問題。一切該做的正事都在小格局的固執對立中被拖延，以致錯失良機。

小結：

所以，明朝滅亡不是因為道德代替法治，而是掌握公器的文官們以道德作幌子，以私利代替公利，以道德攻擊代替就事論事。這樣敗壞的政治，當然無法應對劇變的時局。

作為權力中心的皇帝，縱容了這種以道德為標榜的權力制衡遊戲；最終，喪失目標的政治團體，只會在內耗中走向衰亡。

內耗就是熵增的過程，最後一定會混亂無序到失控的地步。

清朝以道德代替法治，實際是讓道德成為了官僚和民間的行為規範。

康熙在祭拜明太祖陵時，作《過金陵論》，對明朝政治有一個總結：萬曆以後，政事漸馳，宦寺朋黨，交相構陷，門戶日分，而士氣澆薄，賦斂日繁，而民心渙散。

康熙後來總結明朝黨爭之禍，明朝為什麼形成朋黨，他認為主要原因是言官賣直，導致了文官們以道德準則為陣地結成了朋黨。康熙說：“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因此，清朝的官場並沒有像明朝那樣，以道德為標榜而形成朋黨，因私忘公。

明朝的言官，開始以道德為準則，評判官員和皇帝行為的好壞是非，到後來則意氣用事居多。從萬曆皇帝開始，言官逐漸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想要打擊誰，就讓言官上奏摺，一通道德指責的大帽子下來，被參的人不被激怒才怪。於是就要尋找現實與理論依靠還擊，最終人之間斗的不亦樂乎，事情全被耽誤。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的努力，清朝官僚體系中，言官的位置已經被將至無足輕重的地位。而儒家尊卑有序的道德要求，被清朝統治者主子奴才等語言和行動日益強化塑造的井然有序。

清朝對普通民間行為，也以道德作為一個有效的控制手段。比如訴訟，社會上已經形成一種氛圍：即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只要進官府打過官司，其社會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會被降低到道德有問題的層面。因為，一個矛盾無法在宗族鄉里協調解決，這本身就說明雙方人品存在問題。

清朝用文字獄工具在道德層面加強對民間的威懾。清朝文字獄，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文字獄也是清朝統治者塑造自己所希望的行為規範的有力工具，它把民間知識分子的行為舉動限制在朝廷認可的道德範圍內。

小結：

清朝的政治，表面以道德為法治，實際上其背後是有目標的以權力為基礎、以道德為表象的政治整肅運動。

官僚不得標榜道德，不得以道德進行無邊界的互相攻擊。

民間樹立了以行為不正常等為恥辱的道德習俗。

總結：

道德，其內涵幾無變化，比如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標準，從明朝到清朝並沒有發生改變。只是道德中所含的內容多，每個朝代抓住的重點不一樣，因此結果大相徑庭。

道德，還因為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同，所以形式和結果也有霄壤之別。大明，朝局在道德標榜下陷入一種僵化，皇帝和朝廷的目標似乎只是為了制衡文官中各派的權力，而忘了天下。大清，目標明確地要治理天下，因此道德成為官僚和民眾的行為規範。

制定目標是統治者的專利，而文官集團是無法生成目標的。

大明統治者無目標地放任道德成為標榜工具。大清統治者則目標明確地把道德當做達到目標的工具。

也正因為如此，道德在大明成了致亂的工具，在大清則成了致治的利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