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進入本世紀以來，金融抑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由正轉負，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需要金融創新的支援，而對外開放的經驗也證明開放較徹底的領域是競爭力強且國際化程度高的領域。除了開放不足帶來的與國際接軌不充分之外，金融開放將從三方面為中國提供支援。 金融開放也有助於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先進經營理念有助於強化市場紀律，分散風險。金融開放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途徑。

中國金融業終對外開放，日本金融業開放啟示錄

編者按：金融業終對外開放！金融業關於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在金融行業即將開始新一輪對外開放之際，此前本號在港元保衛戰中，討論過有關金融開放的問題，金融行業無序開放或許會導致更多的風險。但是目前，又面臨著必須推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所以，這也考驗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時刻。

金融開放有序推進

前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高層表示，中國對外開放的舉措應“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隨後央行行長也宣佈了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

今天，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徵求意見，刪除相關檔案中刪去關於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作為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向單箇中資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作為戰略投資者向單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

此前，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撰文表示，“近年來，在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程序中，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一些觀點認為金融業開放勢必會帶來金融風險大幅提升，進而導致金融不安全，甚至金融危機。事實上，對外開放本身不是金融風險的根源，與之相反，擴大對外開放有助於提升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從根本上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

回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歷程，共經歷了四個階段。

1979年，日本輸出入銀行進入中國，揭開了中國金融開放的序幕；1984年，批准成立第一家外資獨資銀行—珠海南通銀行（澳門）；1985年，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成立。

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是從2002年中國加入WTO後開始，根據加入世貿組織協議，中國允許外資參股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將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持股比例上限設為1/3，2012將該比例提升至49%。

日本金融對外開放

1964 年4 月，日本成為IMF第8個會員國後，仍對資本的自由流動進行了許多限制措施。進入80年代後，日本貿易順差劇增，為此美國透過貿易戰的方式要求日本開放金融市場，併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員會”，從此日元國際化程序加快，日本的金融市場也開始加快對外開放。

從英國金融大爆炸和日本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金融開放程序看，雖然日本經歷泡沫破裂，可是日本經濟並沒有拉美化，像豐田、索尼、佳能、尼康、東芝等品牌依然在全球保持著競爭力。因此，外資既非不可琢磨的妖魔機構，也不是無所不能、無往不勝的巨無霸。

中國金融相對開放的香港，外資也不是一手遮天，而且外資也面臨著競爭，只是外資銀行更具有競爭優勢。美國曆史上曾多次出現危機，一些著名的投資機構同樣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市場對外資的開放並不是危機的根本原因，而是對外資的瞭解太少。

可以看到，被廣泛認為金融開放不成功的日本，銀行的控制權目前依然是本土企業居多。進入日本超過百年的花旗銀行，在日本的經營權甚至幾度反覆，固然外資銀行更具競爭力，但是金融本身有高度的本地化色彩，自古金融需要依賴本國的實體經濟的良好執行，不然很容易導致泡沫和危機。

徐忠認為，“需要正確認識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利與弊、主動與被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一些觀點認為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弊大於利，本身不符合金融業的發展規律。事實上，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既是金融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必然選擇”。

這個時候，管理改革預期就顯得愈發重要。事實上，和1990年代日本的市場開放相比，中國具有高度的自主權，這是目前和1990年代的日本具有的本質區別。

一般1980年代的廣場協議被理解成是日本經濟戰敗的重要象徵性事件，然而很多人卻忽視了日本和美國，於1990年代簽署的日美金融服務協議，協議從年金資產的運用自由化、投資信託、歐洲日元債、證券市場等對日本產生深刻影響。由於日本經濟當時出現的短暫企穩是建立在激增的財政刺激政策上，導致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國債動盪給日本帶來了新的打擊。

令人意外的是，從美國的角度而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正式控制日本金融體系的良好時機。但是，美國的資本在日本市場也沒有生根、發芽和壯大，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服務不但沒有實現美國式的收購兼併，反而不斷在收購兼併中失敗而撤資。

至今日本的銀行和保險體系仍然深受收益能力的困擾，這樣的架構也導致外資很難在日本獲取傳統業務的超額收益。根本上講，問題並不在於金融市場的開放，而在於開放後能否打造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這有賴於設計者的逐步落實。

正如日本當年前川報告體現的那樣，日本的精英階層自身對日美貿易的不均衡也有主動調整的意願和訴求，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也是透過改革促進國內體系的健康發展，然而日本的貿然行動卻導致了失敗的後果。

基於這樣的擔心，徐忠表示，“對外開放並不等於一放了之，而是結合自身改革目標，以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不斷提高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從體制根源上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日本金融開放的歷史對中國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每一個改革舉措應針對現實裡的具體的問題，做出最有選擇。不同國家的金融體系只有最適卻沒有最佳，例如美國的金融體系也有不斷的危機和救贖，從而進行週而復始的改革。

目前中國和日本明顯不同的是，中國對自身的訴求有著清晰的認知。雖然同樣面對美國不休止的壓力，但是改革自身並非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改革開放措施的發動和落實就更具有可操作空間，對節奏的把握和掌控上更有主動權。中國目前銀行業的外資佔比還不到2.5%，放開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已勢在必行。

因此，改革的主要風險或者說主要矛盾並不在外資一端，而在於自身對改革紅利的定位和實現方式上。化解一段時期以來積累的系統性矛盾是改革的目標，但如何利用好開放政策來建立更為強韌的金融體系才是改革最終極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