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沙皇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見到了俄國最高統治者沙皇尼古拉二世，這位被稱作“血腥的尼古拉”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接見了她。
別爾斯此行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丈夫的一本書來求情，這本書，知道的人不多，因為當時托爾斯泰給這本書定價極高，高到了普通人難以承受的地步。但是它的內容卻相當勁爆，這本書就是《克萊採奏鳴曲》。
據說，當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見了索菲婭·別爾斯之後，隨即立刻同意解禁此書，並且對索菲婭·別爾斯給予了高度評價。
而對於為什麼封禁此書，坊間猜測這是因為這本書觸及到了當時沙皇俄國封建勢力，對於當時時政頗有諷刺和不滿，引起了上層人的警覺。但是你仔細往下推敲，卻發現事情也許沒那麼簡單。
當時封禁這本書的，可不止沙皇俄國，遠在西邊的美國也禁止民眾郵購刊載這本小說的報紙，甚至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西奧多 羅斯福看過了列夫托爾斯泰的這本書後，認為托爾斯泰是一位變態人士。
美國沒有沙皇，也沒有封建勢力，為什麼也要封禁呢？
即便是今天，我們拿到這本書進行翻閱的時候，裡面的內容也是很顛覆我們三觀的。簡單的以沙皇統治的腐朽和對於文學藝術言論自由的限制，來指責當權者，作為這一行為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就內容上來說，它主要以一列火車上眾人的閒談開始，慢慢的講述了一樁殺妻案，關於這樁殺妻案，最為關鍵的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完全侷限於對於故事情節的鋪敘和展開，而是慢慢的描寫了殺妻案前後各位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書中各位聽眾的反應，把他們細膩的心理描寫活靈活現的展現了出來。
而正是由於這種心理的心理描寫，使得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本小說裡面，托爾斯泰從一樁普普通通的殺妻案，逐漸地摸索到了在這背後更為深刻、更有禁忌性質地話題，他所探討的，是人類婚姻制度中，道德和習俗的力量對人的影響，揭露了道德的本質。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不僅當時沙皇政府要封禁它，就連遠在西邊、倡導自由的美國也不得不開始謹慎對待，因為這一本書傳遞的思想，有解構社會倫理的危險。所以，後來沙皇俄國政府能夠在索菲婭·別爾斯的勸說下同意解禁，也不能完全說這不是一個開明的皇帝。
但實際情況下的俄國，卻出現了更為複雜的局面。
19世紀的在沙皇政權統治下的俄國，呈現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反常的現象：
一方面，整個社會的開始浮現出一種一場躁動的氣氛，當時眾多文藝家對於社會的批判力度從來就沒有削減過，包括托爾斯泰等人，他們對於俄國的沙皇統治恨之以久，甚至托爾斯泰在聽柴可夫斯基的鋼琴演奏時，都能把這部曲子和社會壓迫聯絡在一起，那就更不要提其他人對於時局的看法了。
但是，十九世紀的俄國，又是一個文藝上極度繁榮的時代，那是一個文藝璀璨的時代，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果戈裡、契科夫、蘇里科夫等人都是活躍在當時俄國文藝界的璀璨巨星。
當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為他丈夫的小說請求解禁之時，托爾斯泰正拿著他的筆，號召人們推翻這個王朝。他雖然對解禁令感到滿意，卻不能原諒妻子低三下四的去懇求沙皇。
為什麼這些對俄國恨之入骨的文藝家，卻在他們認為腐朽的俄國身上，開出了繁盛的文藝花朵？
1856年，遠在西歐的法國，一場變革即將到來。在此之前，法國的變革已經發生了數次，但是越是變革，整個社會卻越是動亂，整個法國社會就在民主共和以及帝制之間來回搖擺。
也就是這一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革命和制度問題做了詳細的探討，而他研究的範本，正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革命者的革命是失敗的，因為他沒有給當時的社會帶來期望中的安定、繁榮局面，相反，局勢比之以往要更加糟糕，而托克維爾寫這本書的目的，也正是想要探討革命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所以他說自己的這本書是“大革命的研究”。
後來人們總結托爾維爾的革命理論，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維爾定律”，他指出大變革到來之際，並不是發生在一個國家統治最衰落、最腐朽的時期，而是發生在變革之際、發生在往繁榮發展的道路上。當實際的政權統治者和後來政權利益享用者之間出現斷裂之際，社會階層就會出現不穩定因素，由此促進社會變革。
而如果我們將這一規律比照在俄國革命身上，就能很清楚看到當時俄國矛盾而又非常糾結的一面。
當時俄國文藝繁榮的基礎，是建立於俄國國內環境改善的基礎上的，但是對於俄國一眾人而言，這樣的改善已經遠遠不夠，相反，改善所帶來的進步暴露出的問題讓這些人難以忍受。
尼古拉二世竭力發展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初期所帶來的貧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又讓很多問題凸顯，而托爾斯泰則緊緊抓住這一點不放，在他筆下，資產階級的崛起可能沒有什麼，但是這一對立和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可能迴帶來巨大隱患。
所以，在他創作的小說《克萊採奏鳴曲》中，主人公的妻子正是在這種物慾橫流的社會里迷失了方向，在倫理和婚姻的約束中漸漸叛逃現實。不管托爾斯泰創作的主觀目的如何，這本小說帶來的衝擊是巨大的。他從另外一個曾面解構了婚姻、道德和人性。
1905年，俄國一眾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終於發生了，但是這次革命正如托克維爾在他的《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盪愈演愈烈。俄國文藝繁榮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後人談到托爾斯泰的時候，對於他82歲高齡還離家出走的經歷往往是津津樂道的。但是在托爾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滿了對於當時社會的絕望的，這種出走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像是一種對於現狀出路的尋求和探索，也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身上，托爾斯泰寄託了重重的身份標籤：
她是一個賢內助、一個養育了13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他一生糾纏不清罪人和愛人，托爾斯泰的愛恨，在索菲婭·別爾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是未來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厭惡的過去。
所以，在臨死前，托爾斯泰至死都不想再看到索菲婭·別爾斯一眼。
1910年，在經歷了革命之後，他終於沒有機會再次“歸來”了，這一年，他死在了火車站。鄉村火車站上呼嘯的寒風，火車轟隆隆的鳴笛聲，似乎在悼念一個文藝時代的隕落。
1889年，沙皇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見到了俄國最高統治者沙皇尼古拉二世，這位被稱作“血腥的尼古拉”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接見了她。
別爾斯此行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丈夫的一本書來求情，這本書，知道的人不多，因為當時托爾斯泰給這本書定價極高，高到了普通人難以承受的地步。但是它的內容卻相當勁爆，這本書就是《克萊採奏鳴曲》。
據說，當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見了索菲婭·別爾斯之後，隨即立刻同意解禁此書，並且對索菲婭·別爾斯給予了高度評價。
而對於為什麼封禁此書，坊間猜測這是因為這本書觸及到了當時沙皇俄國封建勢力，對於當時時政頗有諷刺和不滿，引起了上層人的警覺。但是你仔細往下推敲，卻發現事情也許沒那麼簡單。
當時封禁這本書的，可不止沙皇俄國，遠在西邊的美國也禁止民眾郵購刊載這本小說的報紙，甚至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西奧多 羅斯福看過了列夫托爾斯泰的這本書後，認為托爾斯泰是一位變態人士。
美國沒有沙皇，也沒有封建勢力，為什麼也要封禁呢？
即便是今天，我們拿到這本書進行翻閱的時候，裡面的內容也是很顛覆我們三觀的。簡單的以沙皇統治的腐朽和對於文學藝術言論自由的限制，來指責當權者，作為這一行為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就內容上來說，它主要以一列火車上眾人的閒談開始，慢慢的講述了一樁殺妻案，關於這樁殺妻案，最為關鍵的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完全侷限於對於故事情節的鋪敘和展開，而是慢慢的描寫了殺妻案前後各位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書中各位聽眾的反應，把他們細膩的心理描寫活靈活現的展現了出來。
而正是由於這種心理的心理描寫，使得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本小說裡面，托爾斯泰從一樁普普通通的殺妻案，逐漸地摸索到了在這背後更為深刻、更有禁忌性質地話題，他所探討的，是人類婚姻制度中，道德和習俗的力量對人的影響，揭露了道德的本質。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不僅當時沙皇政府要封禁它，就連遠在西邊、倡導自由的美國也不得不開始謹慎對待，因為這一本書傳遞的思想，有解構社會倫理的危險。所以，後來沙皇俄國政府能夠在索菲婭·別爾斯的勸說下同意解禁，也不能完全說這不是一個開明的皇帝。
但實際情況下的俄國，卻出現了更為複雜的局面。
19世紀的在沙皇政權統治下的俄國，呈現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反常的現象：
一方面，整個社會的開始浮現出一種一場躁動的氣氛，當時眾多文藝家對於社會的批判力度從來就沒有削減過，包括托爾斯泰等人，他們對於俄國的沙皇統治恨之以久，甚至托爾斯泰在聽柴可夫斯基的鋼琴演奏時，都能把這部曲子和社會壓迫聯絡在一起，那就更不要提其他人對於時局的看法了。
但是，十九世紀的俄國，又是一個文藝上極度繁榮的時代，那是一個文藝璀璨的時代，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果戈裡、契科夫、蘇里科夫等人都是活躍在當時俄國文藝界的璀璨巨星。
當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為他丈夫的小說請求解禁之時，托爾斯泰正拿著他的筆，號召人們推翻這個王朝。他雖然對解禁令感到滿意，卻不能原諒妻子低三下四的去懇求沙皇。
為什麼這些對俄國恨之入骨的文藝家，卻在他們認為腐朽的俄國身上，開出了繁盛的文藝花朵？
1856年，遠在西歐的法國，一場變革即將到來。在此之前，法國的變革已經發生了數次，但是越是變革，整個社會卻越是動亂，整個法國社會就在民主共和以及帝制之間來回搖擺。
也就是這一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革命和制度問題做了詳細的探討，而他研究的範本，正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革命者的革命是失敗的，因為他沒有給當時的社會帶來期望中的安定、繁榮局面，相反，局勢比之以往要更加糟糕，而托克維爾寫這本書的目的，也正是想要探討革命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所以他說自己的這本書是“大革命的研究”。
後來人們總結托爾維爾的革命理論，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維爾定律”，他指出大變革到來之際，並不是發生在一個國家統治最衰落、最腐朽的時期，而是發生在變革之際、發生在往繁榮發展的道路上。當實際的政權統治者和後來政權利益享用者之間出現斷裂之際，社會階層就會出現不穩定因素，由此促進社會變革。
而如果我們將這一規律比照在俄國革命身上，就能很清楚看到當時俄國矛盾而又非常糾結的一面。
當時俄國文藝繁榮的基礎，是建立於俄國國內環境改善的基礎上的，但是對於俄國一眾人而言，這樣的改善已經遠遠不夠，相反，改善所帶來的進步暴露出的問題讓這些人難以忍受。
尼古拉二世竭力發展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初期所帶來的貧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又讓很多問題凸顯，而托爾斯泰則緊緊抓住這一點不放，在他筆下，資產階級的崛起可能沒有什麼，但是這一對立和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可能迴帶來巨大隱患。
所以，在他創作的小說《克萊採奏鳴曲》中，主人公的妻子正是在這種物慾橫流的社會里迷失了方向，在倫理和婚姻的約束中漸漸叛逃現實。不管托爾斯泰創作的主觀目的如何，這本小說帶來的衝擊是巨大的。他從另外一個曾面解構了婚姻、道德和人性。
1905年，俄國一眾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終於發生了，但是這次革命正如托克維爾在他的《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盪愈演愈烈。俄國文藝繁榮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後人談到托爾斯泰的時候，對於他82歲高齡還離家出走的經歷往往是津津樂道的。但是在托爾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滿了對於當時社會的絕望的，這種出走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像是一種對於現狀出路的尋求和探索，也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身上，托爾斯泰寄託了重重的身份標籤：
她是一個賢內助、一個養育了13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他一生糾纏不清罪人和愛人，托爾斯泰的愛恨，在索菲婭·別爾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是未來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厭惡的過去。
所以，在臨死前，托爾斯泰至死都不想再看到索菲婭·別爾斯一眼。
1910年，在經歷了革命之後，他終於沒有機會再次“歸來”了，這一年，他死在了火車站。鄉村火車站上呼嘯的寒風，火車轟隆隆的鳴笛聲，似乎在悼念一個文藝時代的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