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於廣州，以後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於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除廣州市舶司外，其餘幾處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廢。三年，宋政府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設市舶務。南宋建炎二年(1128)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從此，又恢復了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處市舶司並存的局面。乾道二年(1166)，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罷兩浙路市舶司後，原屬兩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機構只稱“場”或“務”。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 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後又專設提舉官。南宋時，各處市舶司曾一度並歸轉運司，或由提點刑獄司、提舉茶事司兼管，但為時不長。兩浙路各處市舶務的“抽解職事”由地方官負責。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仍設“提舉市舶”一職。 宋代沒有關於市舶制度的統一、完整的規定，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①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公憑(公據、公驗)，即出海許可證；②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③“閱實”回港船舶；④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⑤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⑥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後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公憑，才許運銷他處。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42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不過1000萬緡，市舶收入即達150萬緡。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興國二年(977)，初置香藥榷易署，當年獲利30萬緡。 宋代的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所造海船載重量可達5000石(300噸)。北宋後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於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六十國，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製品等。 宋王朝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南宋時期更是如此。對市舶司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往往給予獎勵，對營私舞弊的行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閩等地後，立即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澉浦(今屬浙江海鹽)四處港口設立市舶司。後來又陸續添設廣州、溫州、杭州三處。經過裁併，到13世紀末，只在慶元、泉州、廣州三處港口設定。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轄。每司設提舉二人，從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設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國家經營買賣的商人，同時也經管市舶事務，但為時不長。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①根據舶商的申請，發給出海貿易的證明(公驗、公憑)；②對準許出海的船舶進行檢查，察看有無挾帶金、銀、銅錢、軍器、馬匹、人口等違禁之物；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貨物)，押送回港；④抵岸後，差官將全部貨物監搬入庫，並對全體船員進行搜檢，以防私自夾帶舶貨；⑤將舶貨抽分，細色(珍貴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後改為細貨十取二，粗貨十五取二。另徵收舶稅，三十取一。之後，發還舶商自行出售。對於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市舶司也採取類似的管理辦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兩。當時人說市舶收入是“軍國之所資”，可見它在元政府財政開支中佔有重要地位。 市舶司初建時，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嚴重影響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訂了“整治市舶司勾當”的法則22條。延祐元年(1314)，又修訂頒佈了新的市舶法則22條。這兩個法則，對市舶司的職責範圍作了明確的規定，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政府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增加更多的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則比宋代更為嚴密，說明封建國家在管理海外貿易方面已經具有更為豐富的經驗。但是，貴族官僚常常帶頭破壞規定，使它流於空文。 元代見於記載的與中國建立海道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在100個以上，東起日本、高麗(今北韓)，西至東北非和西南亞。進口的舶貨，種類繁多。據慶元市舶司的資料，細色130餘種，粗色約90種，共220餘種，主要是香料、藥材、布匹、寶物等。經市舶司允許出口的貨物有紡織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貿易的開展，有助於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設立，使海外貿易趨於制度化，初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存在官僚機構的種種弊端，往往阻礙了海外貿易的開展，元代中期以後特別明顯。 明代沿襲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諸國朝貢和貿易事務，置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屬下吏目一人，從九品。提舉，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鹽課提舉司提舉兼任。市舶司隸屬於布政司。因此，稅收大權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長官手中。直至明末，採取了定額的包稅制，才改由提舉負責徵收。 吳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設市舶提舉司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今江蘇太倉附近)，洪武三年(1370)以太倉逼近京城改設在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後移至福州)、浙江的寧波各一司。在廣東的是專為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滿刺加(馬來西亞)、真臘(高棉)諸國朝貢而設，在浙江的是專為日本朝貢而設，在福建的是專為琉球朝貢而設。七年，上述三司曾經一度廢止。永樂元年(1403)又在廣州設懷遠驛，在泉州設來遠驛，在寧波設安遠驛，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國貢使及其隨員。廣東懷遠驛，規模龐大，有室二十間。廣東市舶司命內臣提督。六年，為了接待西南諸國貢使，又在交阯雲屯(今越南廣寧省錦普港)設市舶提舉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罷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廣東一司。不久亦被廢止。直到三十九年，經淮揚巡撫唐順之的請求，三司才得到恢復。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撫劉畿的請求，又罷。福建一司開而復廢，至萬曆中始恢復。自此以後，終明之世，市舶司無大變動。
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於廣州，以後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於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除廣州市舶司外，其餘幾處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廢。三年，宋政府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設市舶務。南宋建炎二年(1128)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從此，又恢復了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處市舶司並存的局面。乾道二年(1166)，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罷兩浙路市舶司後，原屬兩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機構只稱“場”或“務”。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 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後又專設提舉官。南宋時，各處市舶司曾一度並歸轉運司，或由提點刑獄司、提舉茶事司兼管，但為時不長。兩浙路各處市舶務的“抽解職事”由地方官負責。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仍設“提舉市舶”一職。 宋代沒有關於市舶制度的統一、完整的規定，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①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公憑(公據、公驗)，即出海許可證；②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③“閱實”回港船舶；④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⑤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⑥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後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公憑，才許運銷他處。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42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不過1000萬緡，市舶收入即達150萬緡。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興國二年(977)，初置香藥榷易署，當年獲利30萬緡。 宋代的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所造海船載重量可達5000石(300噸)。北宋後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於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六十國，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製品等。 宋王朝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南宋時期更是如此。對市舶司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往往給予獎勵，對營私舞弊的行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閩等地後，立即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澉浦(今屬浙江海鹽)四處港口設立市舶司。後來又陸續添設廣州、溫州、杭州三處。經過裁併，到13世紀末，只在慶元、泉州、廣州三處港口設定。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轄。每司設提舉二人，從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設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國家經營買賣的商人，同時也經管市舶事務，但為時不長。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①根據舶商的申請，發給出海貿易的證明(公驗、公憑)；②對準許出海的船舶進行檢查，察看有無挾帶金、銀、銅錢、軍器、馬匹、人口等違禁之物；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貨物)，押送回港；④抵岸後，差官將全部貨物監搬入庫，並對全體船員進行搜檢，以防私自夾帶舶貨；⑤將舶貨抽分，細色(珍貴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後改為細貨十取二，粗貨十五取二。另徵收舶稅，三十取一。之後，發還舶商自行出售。對於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市舶司也採取類似的管理辦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兩。當時人說市舶收入是“軍國之所資”，可見它在元政府財政開支中佔有重要地位。 市舶司初建時，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嚴重影響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訂了“整治市舶司勾當”的法則22條。延祐元年(1314)，又修訂頒佈了新的市舶法則22條。這兩個法則，對市舶司的職責範圍作了明確的規定，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政府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增加更多的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則比宋代更為嚴密，說明封建國家在管理海外貿易方面已經具有更為豐富的經驗。但是，貴族官僚常常帶頭破壞規定，使它流於空文。 元代見於記載的與中國建立海道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在100個以上，東起日本、高麗(今北韓)，西至東北非和西南亞。進口的舶貨，種類繁多。據慶元市舶司的資料，細色130餘種，粗色約90種，共220餘種，主要是香料、藥材、布匹、寶物等。經市舶司允許出口的貨物有紡織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貿易的開展，有助於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設立，使海外貿易趨於制度化，初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存在官僚機構的種種弊端，往往阻礙了海外貿易的開展，元代中期以後特別明顯。 明代沿襲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諸國朝貢和貿易事務，置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屬下吏目一人，從九品。提舉，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鹽課提舉司提舉兼任。市舶司隸屬於布政司。因此，稅收大權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長官手中。直至明末，採取了定額的包稅制，才改由提舉負責徵收。 吳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設市舶提舉司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今江蘇太倉附近)，洪武三年(1370)以太倉逼近京城改設在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後移至福州)、浙江的寧波各一司。在廣東的是專為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滿刺加(馬來西亞)、真臘(高棉)諸國朝貢而設，在浙江的是專為日本朝貢而設，在福建的是專為琉球朝貢而設。七年，上述三司曾經一度廢止。永樂元年(1403)又在廣州設懷遠驛，在泉州設來遠驛，在寧波設安遠驛，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國貢使及其隨員。廣東懷遠驛，規模龐大，有室二十間。廣東市舶司命內臣提督。六年，為了接待西南諸國貢使，又在交阯雲屯(今越南廣寧省錦普港)設市舶提舉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罷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廣東一司。不久亦被廢止。直到三十九年，經淮揚巡撫唐順之的請求，三司才得到恢復。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撫劉畿的請求，又罷。福建一司開而復廢，至萬曆中始恢復。自此以後，終明之世，市舶司無大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