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以明末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他們與其他團體之最大不同在於，東林士人是一個有明確目標的政治團體。

他們最初的理想是恢復朱熹理學的傳統，在理學的指引下治國理政。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了宋代楊時講學的書院，與錢一本、高攀龍等人於此講學。在講學之餘他們也積極的關注朝政，諷 議時局，品評官場。他們雖提出廉潔奉公，開放言路，澄清吏治，革除時弊的口號，然實質上他們都熱衷為江南的富商巨賈爭利，不遺於力的阻礙撓明政府對江南富紳的徵稅，對北方災民的慘狀視而不見，對災區的徵款賑災百般阻撓，說這些人是衣冠禽獸亦不為過。東林黨人與宦官勢力因政見不和多次爆發衝突，演化為激烈的黨爭，成了明代亡國的主因。

東林黨以東林書院、復社為基幹，與他們有利益往來，支援其政治主張的朝野人士統稱為東林黨人。此外，東林黨為朋黨集團，非近現代之政黨。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曾經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叫作“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從這段話中我們就能知道東林黨人的抱負了，就是要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絡在一起。那麼東林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它和其他政黨有啥區別？

東林黨最早要從顧憲成辦的東林書院說起，當時顧憲成被削除官籍，遣返回家，回家之後的顧憲成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東林書院，並拉著高攀龍等講學，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當然東林書院不僅是講學，他們在講學中經常涉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而這就吸引了很多不得志的官吏，於是慢慢地東林書院從一個學術中心變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雖說東林黨喜歡批評時政，討論官員，但東林黨本質上是富商巨賈的代言人，他們維護著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因為他們作為江南士大夫，與江南的大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中間很多人都是地主階級。而且東林黨的出現引發了明朝末年的黨爭，這更加劇了明朝內部的矛盾。

東林黨與其他社黨的區別在於它只是一個政治團體，並不是一個黨派，東林黨並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東林黨的成員聚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是志同道合，政治見解相似的人，他們並不是近代意義上的“黨員”。

東林黨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也不是一個政黨，是個以來自江浙滬包郵區的江南士大夫和全國各色讀書人士為主角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其名句就是東林書院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作為對抗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主要力量，在江南乃至全國聲望極高，跟東林黨有關的都顯得很高大上和充滿正義感，東林黨就是當時陽春白雪生活的典範。

舉個例子，明末著名的秦淮八豔（陳圓圓除外）嫁的也都是清一色的東林黨名士（當然是做妾）～比如李香君和侯方域；董小宛和冒闢疆；顧橫波與龔鼎孳；柳如是放著一堆年紀相仿的青年才俊不嫁，選擇了爺爺輩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南明敗落之跡，還留下個“水太涼”事件。

以楊漣，左光斗為代表的東林六君子，因為在朝中與魏忠賢的閹黨進行抗爭，遭到閹黨迫害，六位正直的大臣被百般致死不屈的事蹟被後人稱頌，給人留下的是鐵骨錚錚，慷慨壯烈的壯士形象。甚至，後繼者清朝對東林黨這段歷史也大為褒讚。那麼看下圖，

南明王朝勉強維持一年多後，南京城破，帶頭跪在城門口迎接清軍的正是東林黨領袖錢謙益和他的老夥伴們。幾十年來東林書院中的慷慨激昂，換得南明一年東林黨一方獨大的掌權，結果又敗亡於爭權奪利的朋黨之爭。

再往前追溯一年，1644年那個春天，崇禎皇帝一次次放棄了南遷的計劃。在宋明理學盛行的年代裡，這些清流們誰也不願意揹負一個拋棄宗廟社稷的罵名，沒有主動提出南遷計劃給崇禎下個臺階，甚至在左中允李明睿在朝堂上提及建議遷都後，紛紛跳起腳來反對，大罵陣列忘典。

結果城破後，多數人第一時間跑去拜賀新主子李自成；另一部分南下了弘光政權，一年後又組團開城投降，第一時間剃了金錢鼠尾表忠心。

反倒是常年被東林黨人大罵“小人誤國”的馬士英，竟然做出了悲壯的抉擇：率領殘部在江浙一帶堅持抗清，直至被俘殉國。（《清實錄》記載）；然而，到了那些降清後平安終老的原東林黨人筆下，卻是筆鋒一轉，杜撰了馬士英被俘後搖尾乞憐求生的隨筆文章。

但哪怕是對馬士英十分苛刻的《明史》裡（編撰者中不乏東林黨弟子及再傳弟子)，都留下了叫這些“精英”害臊的一幕：南明禮部主事黃端伯被俘後，清軍主帥多鐸向他打聽前朝情況（黃端伯和東林黨人、馬士英同朝為官，也是弘光政權的當事人和見證者），問到馬士英是什麼樣人，黃端伯慨然回答：“當然是忠臣。”多鐸不解了：“都說他是個奸臣嗎？” 黃端伯一聲冷笑：那些說馬士英是奸臣的人，不都毫無廉恥的向你投誠了嗎？”

另外，關於馬士英抗清殉國的事蹟，同時期抗清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所著的《倖存錄》也有記載。

洪承疇想勸降16歲的美少年夏完淳，反遭到打臉式的嘲諷，最終夏完淳和其岳父錢旃被斬殺於南京西市，在當時43名共赴刑場的抗清義士中，他是最年少的一個。其父親夏允彝投水殉國，夏完淳妻子出家為尼。

《明史》為清人所著，所以撰寫中未免帶著有色眼鏡，降清的是正面形象，不從的是罪大惡極。民間的清代戲曲《桃花扇》也把東林黨人形象塑造的愈發高大上。對比《桃花扇》中有氣節的李香君兩口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南明滅亡後東林領袖錢謙益對柳如是解釋的“水太涼”，以及東林名士龔鼎孳的說辭：“我願欲死，奈小妾（顧橫波）不肯何。”

不過，東林黨也有無可爭議的正面形象，他們致力於倡導保護工商業，提高商人地位，呼籲制定優惠商人、鼓勵貿易的國家政策。比如，東林黨名士張溥的《五人墓筆記》中，英勇就義的五個蘇州市民都是工商業人士，是文學作品裡面少有的，關於商業人士的正面形象。東林元老、吏部尚書趙南星也明確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也就是說，工商業和農業，對國計民生同等重要。他們反對加重工商戶賦稅負擔，要求皇帝“愛商恤民”。這是典型的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理念。

對於東林黨護商之舉，當然也不排除一己私利的考慮——維護本集團利益，本來這些名士就是出身於江南工商地主集團利益，工商業是他們的根基。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東林黨重商觀念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大方向是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