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曾經幾次想滅掉日本，依靠颱風日本才能存在，你覺得雙方能好嗎？

明朝，這個我就不說了，想必戚家軍的故事你是耳熟能詳，倭寇肆虐沿海，就這個情況，雙方的關係也就好不起來。

清朝，閉關鎖國，甲午之戰前，就沒看清朝有什麼重視日本的情況。

中日之間的交往，始於唐，也盛於唐。

唐文化奠定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基礎，影響一直至今。

宋代，是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的朝代，與日本的交往延續了唐的繁榮，日本也延續了對唐的尊敬。

這種交往，不是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是日本把唐宋當做自己的宗主國。包括唐代的遣唐使，也不是外交使節，更像地方到中央來進修學習。

南宋滅亡，日本舉國傷悲。

元朝人進攻日本，日本也做好了舉國拼命的準備，所幸，元朝的兵船未近海岸便被大風吹翻。這便是"神風”的來歷。一直到二戰時期，日本軍敢死隊員仍然稱"神風隊員"。

日本和元朝之間，天然敵對，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認可唐宋以來的漢民族政權，蒙古人滅了他們的宗主國，就是敵人。也不與元朝往來。

從元到明，漢族政權重新建立，日本人非常高興，當成自己的宗主國恢復，但是，明朝在外交上遠沒有唐宋的氣度，閉關鎖國的政策，嚴重的影響了中日之間的交往。

閉關鎖國，影響了海外貿易。也影響了海邊華人的經濟，明朝時期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並不多，更多的是浙江，福建的漁民，入海為盜，上岸作亂，謊稱自己是日本浪人。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富國，日本還是一個窮國，有大量的華人，跑去日本做海盜，著名的鄭成功，他的父親就是在日本做海盜。

這是日本對漢文化漢政權的熱愛和尊敬。他們對滿洲人主政中國很是憤恨。

有清一代，西方工業革命完成，帝國主義列強靠著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日本轉頭像西方學習，迅速進入現代國家行列，甲午一戰，中日對賭，日本大勝，從此，國運大開，蒸蒸日上。

中國反清人士，如同盟會光復會，都把日本當做基地，也和日本人對滿洲政權的仇恨情緒有關，"驅除韃虜，光復中華”，也是日本人所希望的。

中國辛亥革命勝利的訊息傳到日本，有一個年輕軍官高興的起碼奔上山崗，對天鳴槍，以為從此以後，中國和日本亞洲兩個黃種人國家聯合起來可以對抗歐美。這個年輕軍官叫崗村寧次，後來卻成了侵略中國的領軍人物。

中日兩國恩恩怨怨，歷史總有許多意想不到處，中日交往，唐宋最盛，元明清關係冷淡，原因複雜。

也不是簡單幾句話，所能說清的，簡單說來，大致如此。

歷史上日本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一直是比較微妙的。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戰可看作是中日的第一次交手，日本大敗。在此後的數百年裡，日本不僅沒有再向北韓半島用兵，還謙恭的像個小學生，不斷委派遣唐使向唐朝學習。日本與唐朝的關係非但沒因戰爭而疏遠，反而走的更近了。不僅建立了正式的邦交關係，而且還促成了各方面的交流，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來唐全面學習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這對日本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學習唐朝的數百年間，日本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城市奈良、最早的銅錢“和同開珎”、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寶律令》、第一部“真名”字典《篆隸永珍名義》等都是仿唐朝而成的，日本的政治文化幾乎是唐朝的複製品。

日本學習唐朝，並非單純的“友好”這麼簡單。安史之亂後，大唐盛世急轉直下，日本對唐政策也逐步進行調整。日本首先中止了“遣唐使”往來，除與渤海、高麗等極少數國家保持積極的官方往來，對中原王朝則若即若離，可有可無；其次，日本頒佈了一系列針對唐朝的有關禁令，涉及嚴禁國民出海、禁止公卿大臣私自搶購“唐貨”等。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軍閥混戰，日本更是持保守態度，進一步固化了針對晚唐實施的系列禁令。而此時的日本，“國風文化”趨於成熟，日本在唐朝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文化體系，日本與中原王朝基本上已經斷開了聯絡。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朝代之一。按理說，日本是應該主動示好的。然而，不幸運的是，除了民間的交往外，我們並未看到有關官方的主動接觸。 有宋一代，日本基本上秉持了“脫宋”政策，即便非得與宋交往，也只“遣人貢方物”，刻意迴避官方的接觸。對於日本的無禮，宋朝倒是主動的多，宋朝皇帝不僅會親自接見來民間來中國學習佛法的僧人，還連續三次透過宋商攜帶國牒和禮物出使日本。對於宋朝的橄欖枝，日本公卿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遲遲不予答覆，甚至還斷然拒絕，邦交之事一再擱淺。綜合來看，自唐轉衰的那一刻，日本對中原王朝的“不恭”已經有苗頭了，及至五代混戰，北宋羸弱，日本的這種“不恭”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日本這種態度的轉變，則與中原王朝的興衰有莫大的關係。

北宋時期，對應著日本的平安朝中後期，藤原貴族全盛時期，其時承唐末五代之亂，中國社會文化遭受嚴重破壞，趙宋王朝完成統一大業後，政治上相對穩定，開始重建業已衰微的文化，社會文化整體處於復興階段。日本自平安末期正式廢止遣唐使，停止大規模吸收海外文化後，本土的傳統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所以在北宋時期，中國沒有赴日僧侶，只有商人頻繁赴日；日本方面，則禁止日本華人私自渡海，只有得到特批的極少數巡禮僧侶入宋，而入宋僧侶也僅僅是為自己禮佛求法，在中國逗留時間很短。所以北宋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商業貿易往來為主。

南宋時期，中國文化總體處於上升期，原有的文化得到了復興和發展，宋學理學思想體系最終形成。日本的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武士階層登上了歷史舞臺，為南宋全新的文化特色所吸引。在有“武家棟樑”之稱的平清盛門戶開放、獎勵海外貿易的政策鼓勵下，兩國商船的往來出現前所未有的頻繁景象，僧侶隨船往來，中日雙方的佛教交流又開始走向興盛。在交流過程中，日本開始進入佛教民族化的時期，創立了鎌倉新佛教。日本臨濟宗成立併成為禪宗的主流，入宋僧侶在目的上不同於北宋的參拜巡禮，更多的是為嗣法而來。相對於北宋來說，南宋時期雙方的交流具有全方位、多層次的特點，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對日本社會、文化的影響比北宋更大，在整個宋代的中日佛教交流中佔有更為重要的地位。

宋朝之後是元朝，元朝文化底蘊太低，明朝實行八股文科舉，扼殺了詩詞的靈性，清朝同樣道理。元朝之前多半王朝都是重文輕武，日本非常仰慕中國文化，尤其是蘇軾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