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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曹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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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桃花島主何金寶
漢賦晉碑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簡明的說明了每個朝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
明代文學主要以小說為主,如《水滸傳》、《西遊記》等文學名著等,開創了中國小說創作之先河。
宋代的蘇軾辛棄疾,把宋詞推向高峰,元代的關漢卿馬致遠,讓元典添列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寶庫。
每個朝代都有自己主要的文學表現形式,構成了中國文學豐富多彩的藝術種類。
明朝文學和宋元時期相比有以下三個時期的不同:
1、前期 :
臺閣體: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出現一種“臺閣體”詩。倡導人:楊士奇、楊榮、楊溥,故稱其詩為“臺閣體”。它的出現,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倒退,因為它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頌德向皇帝拍馬屁的內容,毫無創新、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
約永樂至成化年間形成的“臺閣體”,體現了洪武朝以後一段長時期裡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並作為典範而廣泛地影響文壇。其主要人物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而同時期大多數高階官僚的創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內。
茶陵派:從成化到弘治年間,臺閣體詩文創作趨向衰落與消退,這一時期對文壇有著重要影響的是茶陵詩派。茶陵派以李東陽為主,成員有謝鐸、張泰、邵寶等人。較強調對詩文獨立審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臺閣體”及其末流淺弱的詩風。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等七人,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他們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計程車氣不滿,反對當時流行的臺閣體詩文和"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後人概括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改造文風的歷史使命,卻走上了一條以復古為革新的老路。
後七子: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66)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等人。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後七子繼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同樣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漢魏、盛唐為楷模,"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較前七子更絕對。他們主格調,講法度,互相標榜,廣立門戶,聲勢更浩大,從而把明代文學的復古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陽修、曾鞏,易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
竟陵派:明代後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
明朝文學有三個顯著特點:
①形成的詩歌創作流派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國性流派前七子、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歷朝還有許多地域性的小流派。這種現象顯然與明代文士喜結詩社的風氣有關。
②面對正統詩文的衰微,明代詩人提出了不少詩歌創作方面的理論主張。比如,高啟認為要“兼師眾長”;李東陽認為要分辨詩體的聲調音節;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詩歌創作如何學習前人、如何掌握詩體特點、如何表現詩人主體感情等問題。
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提出的理論主張卻有如下共同弱點:一是將其認識到的部分真理強調過分,缺乏應有的辯證態度;二是不能正確總結漢魏盛唐以至宋元以來詩歌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三是沒有找到提高詩歌創作水平的關鍵因素,即應到現實生活中尋求詩情。所以,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挽救正統詩文的衰微,反而將詩歌創作引向更深的危機。
③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於宋詩。這裡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後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小,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
明代詩歌的成就遠不如唐宋時期,也比不上後來的清朝。但這一時期,流派林立,詩壇呈現出十分複雜的情景。明初文臣宋濂、劉基、高啟都是當時重要的詩人。他們才華過人,又都有政治抱負,詩作大多內容充實,具有特色。明成祖時期,文壇佔統治地位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影響很大,致使這種雍容典雅、思想平乏的詩體風行了一百年左右。臺閣之後,有影響的詩人是李東陽,他亦官至大學士,地位顯赫,主持詩壇,頗有影響。由於他是湖南茶陵人,以他為首的一派詩人,稱作茶陵派。李東陽仍未脫臺閣體窠臼,強調宗法杜甫,注重詩歌法度。
明代中葉,一些士大夫對臺閣體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當時文風。出現了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復古來創新,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萬曆年間,文壇上又活躍著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其復古傾向愈發明顯,詩歌缺乏個性。萬曆年間,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主張文學作品應該抒寫性靈,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公安派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散文創作方面,不過詩歌亦頗有可觀著之作。與公安派同時反對擬古傾向的作品尚有鍾惺和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他們的創作主張與公安派相似,成就遜於三袁。明末政治鬥爭尖銳,民族危機加深,這時出現了一些以天下為已任的愛國詩人,以陳子龍和夏完淳是這些人的代表。他們的作品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氣節,情感誠摯動人,具有較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