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也不是光司馬遷敬仰戰國時期劉邦都想去當門客，天下口碑最好的一個公子哥，史記一些事情是司馬談寫的，可能司馬家祖輩見過信陵君也說不一定，傳到司馬遷這裡，他聽到的都是信陵君的美好傳說和記錄，所以他從心裡也親近一點，相比其他三個公子，有功績也有惡行，所以更顯得信陵君的完美

《魏公子列傳》是司馬遷的得意之作，是《史記》中的優秀篇章之一。司馬遷懷著傾慕的心情，筆酣墨飽地描繪了魏公子信陵君這個歷史人物，寄託了理想，抒發了感情。文章蘊蓄深厚，神味洋溢，是對禮賢下士的信陵君的一曲頌歌。下面我們談談信陵君、侯贏這兩個人物和文章的藝術技巧，分析一下這篇傳記思想傾向形成的原因。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之”《史記·太史公自序》）。信陵君真正做到了禮賢下士，他對侯贏的禮待便是突出的一例。地位卑微的門監者侯贏，是一位貧困的隱士。信陵君得知後，想要厚加饋贈，侯贏不肯受，信陵君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客人坐定，這位貴公子親自趕著車去請侯贏。侯贏穿戴破衣舊帽毫不客氣地坐到上座，又讓信陵君驅車人鬧市，故意和朱亥長時間談話，藉以觀察信陵君。信陵君手拉繩，態度愈加恭敬，“色終不變”。到家以後，又把侯生當做比魏國的“將相宗室賓客”都尊貴的客人，一一向他們做介紹。這種破格的禮待和異乎尋常的敬重，使滿堂賓客大為驚異。信陵君待士的誠懸謙恭，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信陵君的好士，還表現在他不論士的身分地位，“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除侯贏以外，朱亥是屠者，他“親數存之”；毛公離於博徒，薛公於賣漿家，他“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並且認為“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信陵君是真正放下了架子，真心尋求賢士的這在戰國四公子中最為突出。

信陵君不僅好士，而且能夠虛心納諫，讓賓客充分發揮作用。信陵君之所以有這種從諫如流的雅量，是因為他個人爭權利，而是輔國利鄰，這在戰國四君子中是最突出的。

總之，司馬遷筆下的信陵君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是放下架子、真心好士、虛心納諫的典範，是賢士的知己。因此士樂為其用，在他那裡能充分發揮作用，展露才能。

這篇傳記，中心思想突出，人物形象鮮明，有很強的感染力，是司馬遷精心結。

為什麼信陵君的禮賢下士使司馬遷如此為之傾倒?這大概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司馬遷個人的不幸遭遇,一是漢代士階層對君主專斷、士地位低落所產生的不滿情緒。

由戰國進入秦漢,是由諸候割據發展到全國統一的轉折時期,學術思想由百家爭鳴變為一家獨尊,統治者由求賢重士一變而為君主專制。士的地位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由高倡“王者不貴”,“貧賤者驕人”,“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魘然”(《戰國策·齊策四》,《史記·魏世家》),變成了忍受君主的一己專斷。司馬遷生活的武帝時代更是一個多忌諱的時代,“動而見尤”,“美惡難分”。所謂“聖帝德流,天下震餾,……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探淵之下”(東方朔《答客難》)。身居卑賤計程車階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對士階層地位的這種巨大變化,他們總感到不習慣、不適應、不滿意,戰國時代君主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遊士的“所欲必得,功如丘山”(《答客難》)的局面,是他們為之神往的。這也就是董仲舒《士不遇》、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接二連三出現的原因。也是司馬遷推柴信陵君的社會原因

司馬遷本人更有切身感受。他對武帝談李陵之降,話還“未能盡明”,武帝“不深曉”,就認為他是“沮貳師”(貳師將軍李廣利,是武帝寵妃李氏的哥哥)而逮捕下獄。又因為“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終於遭受腐刑。這使司馬遷受到極大的刺激,使他深刻認識了統治者的真面目和社會現實的磊暗。在悲憤孤獨之中,他深感得不到知己,而嚮往“士為知已者用”。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就是渴望統治者禮賢下士,虛心納諫,儆賢士的知己,讓他們為國家盡忠效力,建功立業。他為四公子立傳,褒揚他們的“喜賓客”,“爭下士”,在《管晏列傳》中突出管子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又分別替“為知己者死”的豫讓、轟政、荊軻立傳,主要就是受這種思想的支配。

因此可以說,司馬遷在這篇傳記中,寄託了自己的社會理想,抒發了深沉的感慨,反映了士林的呼聲。他透過歌頌信陵君,批判了漢代的統治者和不合理的社會現實。這就是這篇傳記在當時的現實意義。

《史記》號稱無韻之離騷，而離騷是部文學作品，所以，作為文學作品的《史記》在內容上沾染作者的個人感情色彩就太正常了。比如司馬遷對李廣的過於吹捧，就遠超對衛霍等的描寫。

《魏公子列傳》的確文采飛揚，感情充沛，傾慕之情呼之欲出，可以看出，其中必然參雜了很多的私人感情，否則不會寫得如此生動，這個和司馬遷本人本身的階層和他一生的遭遇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看待一件事情，一個人物，畢定和當時的社會背景，甚至是歷史沿襲時密不可分的，拋開社會背景談人物，多是空談，漢朝劉邦王天下，是反秦的隊伍，漢代文人多數把秦始皇叫做暴君，這是政治的需要，書籍中對秦始皇多以“暴政”總結，後續多以這個為範本：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看到這裡大家也許會想，評價信陵君和秦王暴政有何關係，信陵君曾在軍事上數次擊敗秦軍，其中兩次挽救了趙國和魏國，竊符救趙，兩破強秦，魏無忌率領五個諸侯國的聯軍在大敗秦軍，使秦國將領蒙驁戰敗而逃，合縱連橫，讓秦國大門緊閉。

一向反對暴政和對秦始皇這個人有著極不友好評價的司馬遷在信陵君反秦這件事情上，應該是非常讚賞的。

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揣測，司馬遷到底有沒有把漢武帝和秦始皇，甚至是信陵君做個比較，前二者都歸於暴君之列，作為一個暴政的受害者，司馬遷內心承受了多少委屈和無法承載的屈辱，從《報任少卿書》中提及此事中說道：“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所戳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由此可見，他的內心深處或許也期待著自己能碰到一個“信陵君”，所以在信陵君禮賢下士上寫的尤其仔細，這是他內心的渴望和理想。

漢處的修養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一直備受司馬遷的推崇和懷念，到漢武帝時期的整個國家政治軍事制度全面發生了變化，司馬遷在創作實際，難免會想起自己的悲慘遭遇（只是不小心得罪了漢武帝的大舅子而已）而遭受宮刑，一度想到自殺的他，情感自然能夠真實流露，表達筆端，參雜過多的私人感情在其中自然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