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即位後完全調整了西漢的政策，對後來的西漢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政治方面，漢武帝削弱了丞相權力，並且建立了中朝，以此控制朝堂，同時平民可以透過經學而被授予官職。經濟上，國家控制了鹽鐵，從而壟斷鑄幣、鹽鐵、酒類等生產，加強了經濟上的控制，同時，採取均輸平準的調節社會資源的政策。這些加強中央集權的行為，基本上都為西漢王朝後來統治者所繼承，並且成為幾乎後世所有王朝的國策。如果從整體宏觀歷史來看，中國歷史集權是不斷地加強，只是西漢初期因為秦朝滅亡教訓太過深刻，國家需要休養，並且漢惠帝、漢文帝權力不穩，難以實現集權罷了。
但是，漢武帝的另外的一系列政策卻被後來西漢皇帝所拋棄，其一是不斷地打擊匈奴，勞民傷財的征伐，其二，就是算緡、告緡這些直接損害經濟的政策。漢武帝經過連年征戰，國力大虧，再加上晚年溫度下降，旱災頻繁，農業欠收，導致關東流民達到兩百多萬，失地者更是不計其數。
漢武帝之後，西漢從此進入了相對比較平穩的時代。但是，漢武帝的集權政策為後來的西漢皇帝所繼承下來，最典型的就是“王霸並用”的方式。漢宣帝有次教訓太子劉爽，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認為他過於偏好儒家的那一套理論，所以顯得仁弱，就說他“漢家的治國之道是王霸雜用，怎麼能夠僅使用道德教化呢？並且很多庸俗的儒生不辨時宜，喜歡用古代狀況來批評現代問題，讓人僅僅陷入理論當中，不知道如何具體實踐，以後亂我漢朝家法者，肯定就是太子了”。
漢宣帝這番話道出了漢朝政治的本質，但是漢宣帝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是因為在他之前，也就是公元前81年，漢武帝去世的六年之後，西漢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生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田千秋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是由漢昭帝主持的，屬於對國策的爭論，但是背後是對漢武帝政策的辯論。賢良文學在三個政策上與桑弘羊針鋒相對：其一，是否打擊工商業，重農抑商；其二，是否放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放棄“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政策；其三，是否對匈奴和親，採取和平外交的方式。
賢良文學認為需要抑制工商業，因為商業使得民眾好利，有傷道德，不利於國家穩定，而以農為本，可以使得民眾便於教化。而桑弘羊認為人心好利是本性，沒有工商業，民眾就不富裕，生活也不會便利。賢良文學認為應該避免干預經濟政策，否則是與民爭利，實際是與商賈富豪爭利，但是也會給普通農戶與地主帶來不便，而“均輸、平準”是勞民傷財的表現。桑弘羊認為這些經濟政策可以調節貧富差距，防止商人投機，井且可以讓國家獲利，維護政府權威。還有賢良文學主張對匈奴和平，避免爭戰，桑弘羊認為匈奴之人不可信，唯有武力才能讓對方屈服。
總之，賢良文學既是儒生，又多是地主，所以他們的觀念是渴望恢復到淳樸自然的社會風氣，執行以農為本的經濟政策，國家以“禮義”來治理百姓，以道德與和親來感化蠻夷。桑弘羊既是商人，又是朝廷高官 ，他深刻認識到商業的重要，但又認識到富商豪強的威脅，所以他認為唯有加強政府集權，才能打擊豪強，平衡物價，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其實不論是賢良文學和桑弘羊都無法真正代表平民階層和普通商人的利益，但他們在打擊投機商人和豪強的觀念上是一致的。而賢良文學和桑弘羊之間的觀念雖然差異甚大，但是對君主來說，都是必不可缺的手段。賢良文學可以用道德教化百姓，以禮教約束臣下，明確君臣本分，而桑弘羊的現實主義觀點，可以抑制豪強，駕馭群臣，富國強兵，抵禦外敵。
作為後來的繼位者，漢宣帝顯然深刻明瞭這兩種觀點各自的利弊，倘若沒有儒家倫理綱常約束，霍光可能早就廢掉漢昭帝，而漢宣帝的即位更是沒有可能。同時，漢宣帝見證過霍光的廢掉昌邑王劉賀，並且在他即位後仍然是權傾一時，為此漢宣帝隱忍很多年，最終當霍光去世之後，將其滅族。漢宣帝幼年流落民間，並且祖父和父親都因為政治動亂而死，所以對於政治，他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深刻明白中央上的外戚和地方上的豪強，對漢王朝威脅甚大，因此他也進行了新一輪的政治洗牌。
漢宣帝在滅掉了霍氏家族之後，實現了集權，便使用嚴延年和趙廣漢這些酷吏，打擊豪強，但是顯然這種直接用滅族的方式來處決豪強過於簡單粗暴，而且酷吏基本都沒有好的結果。漢宣帝在政治上基本上都是沿襲了漢武帝的政治手段，只是在內政上輕徭薄賦，不像漢武帝一樣頻繁對外舉兵。
世家大族因為財力雄厚，能夠花費巨資學習經學。並且漢朝實行察舉制度，就是地方長官推舉人才給中央任職，世家大族和地方郡守結合起來控制著地方上的推舉人員，那麼這些世族又與儒家文化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士族。漢武帝、漢宣帝一方面以經學取士，另外一方面打擊不法豪族，但是並不能從根基上動搖世家大族的力量，靠酷吏血腥鎮壓，並不能長期有效。漢朝最重要的對付豪族的手段，其實是陵邑制度，就是將豪族遷到皇帝新建的皇陵旁居住，因為從地方遷到中央，他們就置於朝廷的直接監控之下，會遵紀守法，避免魚肉鄉里。可是漢元帝即位之後，廢除了陵邑制度，導致這些豪族在地方上更加為所欲為。
正是從漢元帝開始放鬆了對豪族的控制，與此同時，漢元帝更多地開始依賴於外戚，用外戚來平衡朝政，其皇后王政君家族先後九人封侯，五人擔任過大司馬，黨羽遍佈朝局，在此情況下，王家把控了漢元帝之後的西漢朝局，最終王莽作為外戚後代登上了皇位。
漢元帝時期，人口開始得到了進一步地增長，全華人口超過了5900萬。在中國古代，6000萬人口是個一個非常重要的分界線，超過這個數字意味著嚴重的貧富差距，也意味著在原有機制之下，難以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會引發社會動盪，而漢朝的人口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數字，是因為鐵器農具普及，提高了農耕的生產力緣故。一方面因為世家大族壟斷大片土地，另外一方面又是極度膨脹的人口，這就意味著西漢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亟需要政治改革。
漢武帝即位後完全調整了西漢的政策，對後來的西漢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政治方面，漢武帝削弱了丞相權力，並且建立了中朝，以此控制朝堂，同時平民可以透過經學而被授予官職。經濟上，國家控制了鹽鐵，從而壟斷鑄幣、鹽鐵、酒類等生產，加強了經濟上的控制，同時，採取均輸平準的調節社會資源的政策。這些加強中央集權的行為，基本上都為西漢王朝後來統治者所繼承，並且成為幾乎後世所有王朝的國策。如果從整體宏觀歷史來看，中國歷史集權是不斷地加強，只是西漢初期因為秦朝滅亡教訓太過深刻，國家需要休養，並且漢惠帝、漢文帝權力不穩，難以實現集權罷了。
但是，漢武帝的另外的一系列政策卻被後來西漢皇帝所拋棄，其一是不斷地打擊匈奴，勞民傷財的征伐，其二，就是算緡、告緡這些直接損害經濟的政策。漢武帝經過連年征戰，國力大虧，再加上晚年溫度下降，旱災頻繁，農業欠收，導致關東流民達到兩百多萬，失地者更是不計其數。
一、漢昭帝時期，對漢武帝的政策進行了著名的辯論漢武帝之後，西漢從此進入了相對比較平穩的時代。但是，漢武帝的集權政策為後來的西漢皇帝所繼承下來，最典型的就是“王霸並用”的方式。漢宣帝有次教訓太子劉爽，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認為他過於偏好儒家的那一套理論，所以顯得仁弱，就說他“漢家的治國之道是王霸雜用，怎麼能夠僅使用道德教化呢？並且很多庸俗的儒生不辨時宜，喜歡用古代狀況來批評現代問題，讓人僅僅陷入理論當中，不知道如何具體實踐，以後亂我漢朝家法者，肯定就是太子了”。
漢宣帝這番話道出了漢朝政治的本質，但是漢宣帝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是因為在他之前，也就是公元前81年，漢武帝去世的六年之後，西漢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生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田千秋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是由漢昭帝主持的，屬於對國策的爭論，但是背後是對漢武帝政策的辯論。賢良文學在三個政策上與桑弘羊針鋒相對：其一，是否打擊工商業，重農抑商；其二，是否放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放棄“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政策；其三，是否對匈奴和親，採取和平外交的方式。
賢良文學認為需要抑制工商業，因為商業使得民眾好利，有傷道德，不利於國家穩定，而以農為本，可以使得民眾便於教化。而桑弘羊認為人心好利是本性，沒有工商業，民眾就不富裕，生活也不會便利。賢良文學認為應該避免干預經濟政策，否則是與民爭利，實際是與商賈富豪爭利，但是也會給普通農戶與地主帶來不便，而“均輸、平準”是勞民傷財的表現。桑弘羊認為這些經濟政策可以調節貧富差距，防止商人投機，井且可以讓國家獲利，維護政府權威。還有賢良文學主張對匈奴和平，避免爭戰，桑弘羊認為匈奴之人不可信，唯有武力才能讓對方屈服。
總之，賢良文學既是儒生，又多是地主，所以他們的觀念是渴望恢復到淳樸自然的社會風氣，執行以農為本的經濟政策，國家以“禮義”來治理百姓，以道德與和親來感化蠻夷。桑弘羊既是商人，又是朝廷高官 ，他深刻認識到商業的重要，但又認識到富商豪強的威脅，所以他認為唯有加強政府集權，才能打擊豪強，平衡物價，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其實不論是賢良文學和桑弘羊都無法真正代表平民階層和普通商人的利益，但他們在打擊投機商人和豪強的觀念上是一致的。而賢良文學和桑弘羊之間的觀念雖然差異甚大，但是對君主來說，都是必不可缺的手段。賢良文學可以用道德教化百姓，以禮教約束臣下，明確君臣本分，而桑弘羊的現實主義觀點，可以抑制豪強，駕馭群臣，富國強兵，抵禦外敵。
三、漢宣帝王霸雜用，繼續集權、打擊豪強，並輕徭薄賦作為後來的繼位者，漢宣帝顯然深刻明瞭這兩種觀點各自的利弊，倘若沒有儒家倫理綱常約束，霍光可能早就廢掉漢昭帝，而漢宣帝的即位更是沒有可能。同時，漢宣帝見證過霍光的廢掉昌邑王劉賀，並且在他即位後仍然是權傾一時，為此漢宣帝隱忍很多年，最終當霍光去世之後，將其滅族。漢宣帝幼年流落民間，並且祖父和父親都因為政治動亂而死，所以對於政治，他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深刻明白中央上的外戚和地方上的豪強，對漢王朝威脅甚大，因此他也進行了新一輪的政治洗牌。
漢宣帝在滅掉了霍氏家族之後，實現了集權，便使用嚴延年和趙廣漢這些酷吏，打擊豪強，但是顯然這種直接用滅族的方式來處決豪強過於簡單粗暴，而且酷吏基本都沒有好的結果。漢宣帝在政治上基本上都是沿襲了漢武帝的政治手段，只是在內政上輕徭薄賦，不像漢武帝一樣頻繁對外舉兵。
世家大族因為財力雄厚，能夠花費巨資學習經學。並且漢朝實行察舉制度，就是地方長官推舉人才給中央任職，世家大族和地方郡守結合起來控制著地方上的推舉人員，那麼這些世族又與儒家文化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士族。漢武帝、漢宣帝一方面以經學取士，另外一方面打擊不法豪族，但是並不能從根基上動搖世家大族的力量，靠酷吏血腥鎮壓，並不能長期有效。漢朝最重要的對付豪族的手段，其實是陵邑制度，就是將豪族遷到皇帝新建的皇陵旁居住，因為從地方遷到中央，他們就置於朝廷的直接監控之下，會遵紀守法，避免魚肉鄉里。可是漢元帝即位之後，廢除了陵邑制度，導致這些豪族在地方上更加為所欲為。
結束語正是從漢元帝開始放鬆了對豪族的控制，與此同時，漢元帝更多地開始依賴於外戚，用外戚來平衡朝政，其皇后王政君家族先後九人封侯，五人擔任過大司馬，黨羽遍佈朝局，在此情況下，王家把控了漢元帝之後的西漢朝局，最終王莽作為外戚後代登上了皇位。
漢元帝時期，人口開始得到了進一步地增長，全華人口超過了5900萬。在中國古代，6000萬人口是個一個非常重要的分界線，超過這個數字意味著嚴重的貧富差距，也意味著在原有機制之下，難以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會引發社會動盪，而漢朝的人口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數字，是因為鐵器農具普及，提高了農耕的生產力緣故。一方面因為世家大族壟斷大片土地，另外一方面又是極度膨脹的人口，這就意味著西漢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亟需要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