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變革中，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為鞏固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君主政權，提出了不同的建國方略及哲學思想，開創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盛世，這對於當時的社會變革及文化學術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百家爭鳴”的社會主體是“士”。“士”原是貴族的最低階層有一定數量的“食田”，受過“六藝”的教育，能文能武，戰時可充當下級軍官，平時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後期，上層貴族已日趨腐化，而士仍然保持著傳統六藝知識的傳承。到春秋、戰國之際由於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文化學術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士群體在這一社會轉型中覓得自身發展的空間，空前活躍起來。同時各國政府紛紛謀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對士的需要激增，於是平民中湧現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統稱。
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社會的不穩定使各國政府對境內統治有所放鬆，這為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提供了契機。競相爭霸的諸侯列國，忙於兼併和防止被兼併，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學術環境相對寬鬆，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有可能進行獨立的、富於創造性的知識探求，從而為學術分支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隨著周王朝權威地位的喪失，宮廷知識分子開始向列國轉移，民間私人辦學風氣亦隨之興盛。以上的種種條件，為統一以前的中國在精神層面的反思與再造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空間。
這一時期各國政府著手政治改革，對知識分子的需求十分迫切，官僚、貴族也在這一背景推動下大力招賢養士。在這一背景下齊國的稷下學宮建立起來，成為推動各家思想發展的重要平臺。稷下學宮的建立與興衰歷史與齊國政權的發展軌跡共始終。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時期，隨著齊國政治的興衰，它的發展也一直起伏不定，經歷了齊威王、齊宣王、齊閔王時期，在樂毅攻齊時受到很大的衝擊，到齊襄王時期學宮重建，直至齊國滅亡，約存在了150年。建立之初，學宮延請鄒衍、接子、慎到等76人，為其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讓他們在不擔任政府職務的條件下專論國事。隨著養士之風盛行，社會上士群體隊伍不斷擴大，在沒有任何生活壓力的情況下，專門從事知識的研習活動，著書立說，向當政者提出自己的治國方略，從而推動了當時知識文化的空前發展。
為了迎合政治需要，以往的學術在這一時期出現分流，流派也日益增多，儒、墨兩家作為與政治直接相關的思想，這時期成為顯學，道、法、陰陽、明辨諸家在這一背景下亦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知識分子在研究學術的同時，融入自己的見解，並相互辯論，進一步加速了學術分流，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各國君主對各家思想持包容態度，而僅僅取其有利者，使其在同一平臺上可以共存，稷下學宮就是這一時期最具典型的學術平臺，各家思想在碰撞中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極大地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
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諸子學說與思想主要有如下諸家，其思想與政治主張各不相同，主要是：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從最初誕生起，其思想就在不斷地自我更新和豐富，並逐步融入政治家的統治思想中，使其成為對中國以及東方文明影響最大的學術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等，他們各自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發展階段和高度。真9
儒家思想圍繞禮、仁、名這些核心道德構建起了自身牢固的思想體系。禮：從儀式中追尋禮的意味，儀式的秩序象徵了一種社會的秩序，儒士繼承了儀式的習慣，掌握了象徵的知識，重視表現的思想和觀念，以及這些思想觀念對社會秩序的意義。仁：“仁者愛人”這是孔子最正面的對仁的詮釋。這種思想出自內心深處的平和、謙恭和親熱之情，雖然最初可能源自血緣親情，在這時已經擴充套件為一種普遍的感情，儒家用這種以已推人的情感外延來建立自身的倫理基石。名：這裡指的是名分，藉助對名分的規定來迫使社會認同一種秩序的合理性。
墨家，創始人為墨子，約生於春秋末年，魯華人。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墨家提出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十種主張。尚賢，就是說出身低賤的人只要有才能，君主也應擢用他們，以此來反對貴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出節用反對君主和貴族的奢侈無度；同時提出非樂、節葬反對貴族久喪厚葬和對鐘鼓之樂的沉溺；以非攻思想反對以強欺弱的兼併戰爭。
道家，道家思想起源較早，以至於傳說中的黃帝也被列為道家，然而今天公認其前期代表為老子。戰國時期道家的著名人物有楊朱、列禦寇、莊周等人，而以莊周最為突出。
老子名李耳，事蹟不詳，寫成於戰國時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老子哲學中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他認為事物中包含著大小、有無、長短、強弱、生死等相對的兩個方面，而彼此又互有聯絡，甚至相互轉化，弱可變強、小可變大。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張無為，認為國家的不安定是統治者所造成的。面對繁重的苛捐雜稅導致的天下動盪不安局面，他認為使平民生活得到改善，則天下就易於治理。
莊子名周，宋華人，他曾做過漆園吏，他是老子以後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把世間事物都看作是相對的，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特點。在政治上，他激烈而深刻地抨擊統治階級，贊同老子的“無為而治”，主張擯棄一切社會制度和文化知識；在思想意識上，他片面誇大一切事物的相對性，否定客觀事物的差別，否定客觀真理，屬於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在生活態度上，他順應自然，追求絕對的自由。法家，著名人物主要有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李斯等人。以韓非為集大成者。下面以韓非作為代表，探討法家思想的主要特點。
韓非，南韓公子，為人口吃，不善談說而善於著述，與李斯俱學於荀子。其思想核心主要分為三部分：法、術、勢。法，作為客觀的標準，與賞罰緊密相連，倡導依法行事、令行禁止。術，法家所謂之術，實際上是把道家老莊的認識論應用於合政治實際，即用它作為人君駕馭群臣的方法。勢，這是針對政權和國家機
器而言的，所指即為威勢，以其作為政權的後盾。韓非這三方面的思想，法取之於商鞅，術取之於申不害，勢取之於慎到，他兼取三人之長而棄其短。
其餘諸家：陰陽家代表人物為鄒衍，將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政治；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公孫龍，主要修習名辯之學；兵家以吳起、孫臏為代表，顧名思義，主要研究軍事戰略及用兵方略；雜家以《呂氏春秋》一書得名，此書內容兼涉先秦各家，成於秦相呂不韋門客之手，並非某一人思想。
綜上可知，在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七雄及諸弱小國家，均處於戰爭與兼併的洪流中，發奮圖強，增強國力成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國強兵成為各國統治者必然的選擇，而這種趨向又推動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從各家思想而言，其核心均立足於政治，謀求更合理、更有效的治國方略。
在戰國時代的社會大變革中，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為鞏固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君主政權，提出了不同的建國方略及哲學思想，開創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盛世，這對於當時的社會變革及文化學術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百家爭鳴”的社會主體是“士”。“士”原是貴族的最低階層有一定數量的“食田”，受過“六藝”的教育，能文能武，戰時可充當下級軍官，平時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後期，上層貴族已日趨腐化，而士仍然保持著傳統六藝知識的傳承。到春秋、戰國之際由於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文化學術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士群體在這一社會轉型中覓得自身發展的空間，空前活躍起來。同時各國政府紛紛謀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對士的需要激增，於是平民中湧現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統稱。
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社會的不穩定使各國政府對境內統治有所放鬆，這為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提供了契機。競相爭霸的諸侯列國，忙於兼併和防止被兼併，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學術環境相對寬鬆，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有可能進行獨立的、富於創造性的知識探求，從而為學術分支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隨著周王朝權威地位的喪失，宮廷知識分子開始向列國轉移，民間私人辦學風氣亦隨之興盛。以上的種種條件，為統一以前的中國在精神層面的反思與再造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空間。
這一時期各國政府著手政治改革，對知識分子的需求十分迫切，官僚、貴族也在這一背景推動下大力招賢養士。在這一背景下齊國的稷下學宮建立起來，成為推動各家思想發展的重要平臺。稷下學宮的建立與興衰歷史與齊國政權的發展軌跡共始終。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時期，隨著齊國政治的興衰，它的發展也一直起伏不定，經歷了齊威王、齊宣王、齊閔王時期，在樂毅攻齊時受到很大的衝擊，到齊襄王時期學宮重建，直至齊國滅亡，約存在了150年。建立之初，學宮延請鄒衍、接子、慎到等76人，為其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讓他們在不擔任政府職務的條件下專論國事。隨著養士之風盛行，社會上士群體隊伍不斷擴大，在沒有任何生活壓力的情況下，專門從事知識的研習活動，著書立說，向當政者提出自己的治國方略，從而推動了當時知識文化的空前發展。
為了迎合政治需要，以往的學術在這一時期出現分流，流派也日益增多，儒、墨兩家作為與政治直接相關的思想，這時期成為顯學，道、法、陰陽、明辨諸家在這一背景下亦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知識分子在研究學術的同時，融入自己的見解，並相互辯論，進一步加速了學術分流，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各國君主對各家思想持包容態度，而僅僅取其有利者，使其在同一平臺上可以共存，稷下學宮就是這一時期最具典型的學術平臺，各家思想在碰撞中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極大地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
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諸子學說與思想主要有如下諸家，其思想與政治主張各不相同，主要是：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從最初誕生起，其思想就在不斷地自我更新和豐富，並逐步融入政治家的統治思想中，使其成為對中國以及東方文明影響最大的學術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等，他們各自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發展階段和高度。真9
儒家思想圍繞禮、仁、名這些核心道德構建起了自身牢固的思想體系。禮：從儀式中追尋禮的意味，儀式的秩序象徵了一種社會的秩序，儒士繼承了儀式的習慣，掌握了象徵的知識，重視表現的思想和觀念，以及這些思想觀念對社會秩序的意義。仁：“仁者愛人”這是孔子最正面的對仁的詮釋。這種思想出自內心深處的平和、謙恭和親熱之情，雖然最初可能源自血緣親情，在這時已經擴充套件為一種普遍的感情，儒家用這種以已推人的情感外延來建立自身的倫理基石。名：這裡指的是名分，藉助對名分的規定來迫使社會認同一種秩序的合理性。
墨家，創始人為墨子，約生於春秋末年，魯華人。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墨家提出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十種主張。尚賢，就是說出身低賤的人只要有才能，君主也應擢用他們，以此來反對貴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出節用反對君主和貴族的奢侈無度；同時提出非樂、節葬反對貴族久喪厚葬和對鐘鼓之樂的沉溺；以非攻思想反對以強欺弱的兼併戰爭。
道家，道家思想起源較早，以至於傳說中的黃帝也被列為道家，然而今天公認其前期代表為老子。戰國時期道家的著名人物有楊朱、列禦寇、莊周等人，而以莊周最為突出。
老子名李耳，事蹟不詳，寫成於戰國時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老子哲學中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他認為事物中包含著大小、有無、長短、強弱、生死等相對的兩個方面，而彼此又互有聯絡，甚至相互轉化，弱可變強、小可變大。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張無為，認為國家的不安定是統治者所造成的。面對繁重的苛捐雜稅導致的天下動盪不安局面，他認為使平民生活得到改善，則天下就易於治理。
莊子名周，宋華人，他曾做過漆園吏，他是老子以後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把世間事物都看作是相對的，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特點。在政治上，他激烈而深刻地抨擊統治階級，贊同老子的“無為而治”，主張擯棄一切社會制度和文化知識；在思想意識上，他片面誇大一切事物的相對性，否定客觀事物的差別，否定客觀真理，屬於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在生活態度上，他順應自然，追求絕對的自由。法家，著名人物主要有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李斯等人。以韓非為集大成者。下面以韓非作為代表，探討法家思想的主要特點。
韓非，南韓公子，為人口吃，不善談說而善於著述，與李斯俱學於荀子。其思想核心主要分為三部分：法、術、勢。法，作為客觀的標準，與賞罰緊密相連，倡導依法行事、令行禁止。術，法家所謂之術，實際上是把道家老莊的認識論應用於合政治實際，即用它作為人君駕馭群臣的方法。勢，這是針對政權和國家機
器而言的，所指即為威勢，以其作為政權的後盾。韓非這三方面的思想，法取之於商鞅，術取之於申不害，勢取之於慎到，他兼取三人之長而棄其短。
其餘諸家：陰陽家代表人物為鄒衍，將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政治；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公孫龍，主要修習名辯之學；兵家以吳起、孫臏為代表，顧名思義，主要研究軍事戰略及用兵方略；雜家以《呂氏春秋》一書得名，此書內容兼涉先秦各家，成於秦相呂不韋門客之手，並非某一人思想。
綜上可知，在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七雄及諸弱小國家，均處於戰爭與兼併的洪流中，發奮圖強，增強國力成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國強兵成為各國統治者必然的選擇，而這種趨向又推動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從各家思想而言，其核心均立足於政治，謀求更合理、更有效的治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