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75週年時，哈爾濱市社科院“731”問題研究專家楊彥君曾經向新華社公佈了一批關於侵華日軍生物戰的新發現。
1947年10月，美國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派出希爾和維克多前往日本調查細菌戰，並根據問訊記錄撰寫了《細菌戰調查的總結報告》。在報告的最後總結中寫道，美國為了得到731部隊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的資料資料，花了25萬日元。
在美軍審訊731部隊成員記錄、美軍調查人員撰寫的調查報告、美國和731部隊進行秘密交易的有關檔案中表明。美日透過秘密交易，以豁免石井四郎及731部隊所有成員為條件，獲取了731部隊全部實驗資料。
作為二戰時期美國飛行員的培訓中心，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前並不出名。在1943年時，該基地被美國陸軍徵用，並開始研究“殺傷力不次於曼哈頓計劃的生化武器”。
二戰結束後，美國將多達1600多名德國、奧地利、日本的醫學專家、生化武器專家集中到這個基地當中，並將所有蒐羅到的生化實驗資料存放在此。自此，德特里克堡成了美國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
而德特里克堡為美華人所熟知，則是因為在1989年，由於基地研究人員的疏忽大意，導致一種來自菲律賓的新型埃博拉病毒在美國部分地區擴散。雖然疫情在CDC和美國陸軍的配合之下被迅速撲滅，但人們開始對政府在該基地的研究表示不滿和懷疑。
但這場離奇的意外，在電影《極度恐慌：危機總動員》的演繹下，成了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和美化“普世價值”的好萊塢故事。
因為，“故事”的傳播能力，永遠大於“真相”
1968年在美國上映的《活死人之夜》，被世界影壇公認為是殭屍片鼻祖。此後，作為在西方科幻娛樂作品裡的重要角色，這些噁心的生化怪物在電影、電視、遊戲裡頻繁出現。
在虛構的世界裡，人類因為受到科學藥物、生化因素、病毒感染等影響而出現變異，成為行為瘋狂怪異且喪失理智的奇怪生物體。
這些現實世界並不存在的病毒，透過虛幻、荒誕和誇張的故事和表現手法，成功的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些怪誕的故事本身。
畢竟，現實中的病毒遠沒有娛樂節目裡面那麼驚悚。在人們被恐懼所包圍，被倖存者的“真、善、美”所打動後，真實的世界早已拋之腦後。
一個能打動你的故事，遠比一個真實的事件更吸引人。
現實中的美國，是生物武器的製造者；故事中的美國，是抵禦病毒入侵的英雄。
人們看到的不過是事實的影子，這個影子和其產生的物體有多大相似，則取決於光線。光線掌握在誰手裡，輿論就掌握在誰手裡。
就象“米蘭達警告”，這個“米蘭達權利的故事”透過好萊塢電影深入人心，成為了美國司法文化的象徵與共識。最終，這個故事變得不可被撤銷，或者被推翻。然而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美國警察並不會如此溫柔的對待他眼中的犯罪嫌疑人。
有時我們總認為自己所瞭解的故事，就是所謂的真相。其實只是因為，這是環境給予我們的唯一資訊。
當網際網路越來越發達，我們接收到的資訊也越來越多時。仍然有些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些感性、絕對、神奇又顯而易見的結論，這往往來自故事；而很難理解和接受那些理性、相對、枯燥又邏輯抽象的結論，這往往來自真相。
當真相從客觀存在變成了主觀判斷，就不難理解為何世界上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對美國生物基地的揭露時常見諸報端，還有人願意相信美國，並竭力為之辯護。
掩蓋真相的最好辦法，就是製造一個比真相更真的故事。
2015年，比爾蓋茨在埃博拉爆發之後做的TED演講中，做了一個神奇的預言：“如果有什麼東西在未來幾十年裡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這些病毒的“故事”遠比真相更加離奇，更加吸引人。
2006年，美國、歐洲和喀麥隆組成的科學研究小組說，在透過野外調查和基因分析證實，人類艾滋病病毒HIV-1起源於野生黑猩猩，病毒很可能是從猿類免疫缺陷病毒SIV進化而來。
這項成果的重要線索來自1959年剛果（金）一個自森林中走出的土人的血液樣本。樣本未經化驗即被冷藏，在塵封了數十年後，在其樣本中發現了病毒。
1981年，一個名叫Gaetan Dugas的加拿大籍男同性戀者及加拿大航空的空中服務員被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推斷為艾滋病從非洲傳入美國的零號感染源。1985年，一個在阿根廷沒有任何親屬的阿根廷少年從美國將艾滋病毒帶到了中國。
另一種十分罕見的病毒，至今仍未找到源頭。基於現有證據，科學家們認為果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
在1976年蘇丹南部和剛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區和1979年的蘇丹，“埃博拉”病毒在兩次“暴行”後，神秘地銷聲匿跡15年，變得無影無蹤。
直到15年後的2014年，西非國家幾內亞開啟了新一輪埃博拉疫情。
為什麼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嚴重的病毒都來自非洲？為什麼在動物身上存在數千年的病毒到現在才開始傳染人？這些比電影橋段還要精彩的故事，是如何讓我們深信不疑？
我們所瞭解到的資訊大部分都是聽說，當這些聽說來自權威的科學家時，這其中即使有很多錯誤，通常也不會讓我們產生更多疑問。因為這些故事，並沒有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或是立刻產生影響。
所以，我們不以為意。但是，當這些故事中的錯誤發生在了自己身邊時。故事破滅，真相現身。
2003年，一種讓華人記憶猶新的新型病毒“SARS”在廣州出現。科學家們說，變種冠狀病毒與流感病毒有親緣關係，但它非常獨特，以前從未在人類身上發現。
2013年，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研究團隊在中華菊頭蝠上分離到一株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
經過仔細研究，中國北方的果子狸身上並未攜帶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而只有廣東地區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有這種類似SARS的病毒。
“SARS”至今不知道起源於何處，而消失的原因也不知道是什麼。
2019年，又一種奇怪的冠狀病毒出現在了武漢，還沒有任何證據，病毒在第一時間就被科學家們扣到了蝙蝠身上。
但當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時，仍然有一些科學家甚至世衛組織仍然把病毒的源頭指向來自中國的蝙蝠和穿山甲。
只是，這一次的故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被世界接受。當不斷飆升的確診病例和觸目驚心的死亡資料迫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面對真相後，事實已經無法再被故事掩蓋，世界對美國的看法與在疫情發生之前也將有所不同。
小紅襖，即將露出真容。
去年，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75週年時，哈爾濱市社科院“731”問題研究專家楊彥君曾經向新華社公佈了一批關於侵華日軍生物戰的新發現。
1947年10月，美國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派出希爾和維克多前往日本調查細菌戰，並根據問訊記錄撰寫了《細菌戰調查的總結報告》。在報告的最後總結中寫道，美國為了得到731部隊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的資料資料，花了25萬日元。
在美軍審訊731部隊成員記錄、美軍調查人員撰寫的調查報告、美國和731部隊進行秘密交易的有關檔案中表明。美日透過秘密交易，以豁免石井四郎及731部隊所有成員為條件，獲取了731部隊全部實驗資料。
作為二戰時期美國飛行員的培訓中心，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前並不出名。在1943年時，該基地被美國陸軍徵用，並開始研究“殺傷力不次於曼哈頓計劃的生化武器”。
二戰結束後，美國將多達1600多名德國、奧地利、日本的醫學專家、生化武器專家集中到這個基地當中，並將所有蒐羅到的生化實驗資料存放在此。自此，德特里克堡成了美國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
而德特里克堡為美華人所熟知，則是因為在1989年，由於基地研究人員的疏忽大意，導致一種來自菲律賓的新型埃博拉病毒在美國部分地區擴散。雖然疫情在CDC和美國陸軍的配合之下被迅速撲滅，但人們開始對政府在該基地的研究表示不滿和懷疑。
但這場離奇的意外，在電影《極度恐慌：危機總動員》的演繹下，成了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和美化“普世價值”的好萊塢故事。
因為，“故事”的傳播能力，永遠大於“真相”
1968年在美國上映的《活死人之夜》，被世界影壇公認為是殭屍片鼻祖。此後，作為在西方科幻娛樂作品裡的重要角色，這些噁心的生化怪物在電影、電視、遊戲裡頻繁出現。
在虛構的世界裡，人類因為受到科學藥物、生化因素、病毒感染等影響而出現變異，成為行為瘋狂怪異且喪失理智的奇怪生物體。
這些現實世界並不存在的病毒，透過虛幻、荒誕和誇張的故事和表現手法，成功的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些怪誕的故事本身。
畢竟，現實中的病毒遠沒有娛樂節目裡面那麼驚悚。在人們被恐懼所包圍，被倖存者的“真、善、美”所打動後，真實的世界早已拋之腦後。
一個能打動你的故事，遠比一個真實的事件更吸引人。
現實中的美國，是生物武器的製造者；故事中的美國，是抵禦病毒入侵的英雄。
人們看到的不過是事實的影子，這個影子和其產生的物體有多大相似，則取決於光線。光線掌握在誰手裡，輿論就掌握在誰手裡。
就象“米蘭達警告”，這個“米蘭達權利的故事”透過好萊塢電影深入人心，成為了美國司法文化的象徵與共識。最終，這個故事變得不可被撤銷，或者被推翻。然而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美國警察並不會如此溫柔的對待他眼中的犯罪嫌疑人。
有時我們總認為自己所瞭解的故事，就是所謂的真相。其實只是因為，這是環境給予我們的唯一資訊。
當網際網路越來越發達，我們接收到的資訊也越來越多時。仍然有些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些感性、絕對、神奇又顯而易見的結論，這往往來自故事；而很難理解和接受那些理性、相對、枯燥又邏輯抽象的結論，這往往來自真相。
當真相從客觀存在變成了主觀判斷，就不難理解為何世界上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對美國生物基地的揭露時常見諸報端，還有人願意相信美國，並竭力為之辯護。
掩蓋真相的最好辦法，就是製造一個比真相更真的故事。
2015年，比爾蓋茨在埃博拉爆發之後做的TED演講中，做了一個神奇的預言：“如果有什麼東西在未來幾十年裡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這些病毒的“故事”遠比真相更加離奇，更加吸引人。
2006年，美國、歐洲和喀麥隆組成的科學研究小組說，在透過野外調查和基因分析證實，人類艾滋病病毒HIV-1起源於野生黑猩猩，病毒很可能是從猿類免疫缺陷病毒SIV進化而來。
這項成果的重要線索來自1959年剛果（金）一個自森林中走出的土人的血液樣本。樣本未經化驗即被冷藏，在塵封了數十年後，在其樣本中發現了病毒。
1981年，一個名叫Gaetan Dugas的加拿大籍男同性戀者及加拿大航空的空中服務員被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推斷為艾滋病從非洲傳入美國的零號感染源。1985年，一個在阿根廷沒有任何親屬的阿根廷少年從美國將艾滋病毒帶到了中國。
另一種十分罕見的病毒，至今仍未找到源頭。基於現有證據，科學家們認為果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
在1976年蘇丹南部和剛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區和1979年的蘇丹，“埃博拉”病毒在兩次“暴行”後，神秘地銷聲匿跡15年，變得無影無蹤。
直到15年後的2014年，西非國家幾內亞開啟了新一輪埃博拉疫情。
為什麼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嚴重的病毒都來自非洲？為什麼在動物身上存在數千年的病毒到現在才開始傳染人？這些比電影橋段還要精彩的故事，是如何讓我們深信不疑？
我們所瞭解到的資訊大部分都是聽說，當這些聽說來自權威的科學家時，這其中即使有很多錯誤，通常也不會讓我們產生更多疑問。因為這些故事，並沒有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或是立刻產生影響。
所以，我們不以為意。但是，當這些故事中的錯誤發生在了自己身邊時。故事破滅，真相現身。
2003年，一種讓華人記憶猶新的新型病毒“SARS”在廣州出現。科學家們說，變種冠狀病毒與流感病毒有親緣關係，但它非常獨特，以前從未在人類身上發現。
2013年，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研究團隊在中華菊頭蝠上分離到一株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
經過仔細研究，中國北方的果子狸身上並未攜帶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而只有廣東地區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有這種類似SARS的病毒。
“SARS”至今不知道起源於何處，而消失的原因也不知道是什麼。
2019年，又一種奇怪的冠狀病毒出現在了武漢，還沒有任何證據，病毒在第一時間就被科學家們扣到了蝙蝠身上。
但當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時，仍然有一些科學家甚至世衛組織仍然把病毒的源頭指向來自中國的蝙蝠和穿山甲。
只是，這一次的故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被世界接受。當不斷飆升的確診病例和觸目驚心的死亡資料迫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面對真相後，事實已經無法再被故事掩蓋，世界對美國的看法與在疫情發生之前也將有所不同。
小紅襖，即將露出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