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曾左交惡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誰也說不清的“公案”。
按理說他們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於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鄉，當年曾國藩在湖南辦湘軍時，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國藩後來在太平天國的場子中發達起來，督兩江，領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濟濟，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傳言，人氣那是相當地旺。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著自己在駱秉章那兒幾年“代省長”的出色工作，此時已名滿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於咸豐九年遭人陷害後雖然大難不死，但是深感官場險惡，憂心忡忡便決定暫且引退。於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離開湖南巡撫衙門，結束了他長達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閏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達宿松。
這時，胡林翼進駐英山，曾國藩紮營宿松，正準備全面進攻太平軍在安徽太湖、潛山的據點。接下來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見了曾國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國藩奉到咸豐帝的寄諭，特詢：“左宗棠熟習湖南形勢，戰勝攻取，排程有方……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與左宗棠雖然性情、脾氣並不相投，但交情頗重，對左宗棠身被誣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貫於明哲保身，為人小心謹慎，一直未出面說情。這時，見“天心大轉”，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當地大。很快，朝廷即發下諭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銜，幫助曾國藩辦理軍務。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開始他的事業，雖然發達較晚，但是左宗棠總算是跟對了人。曾國藩這個人，過於小心謹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卻非常樂意於錦上添花，幫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說當左宗棠被人陷害時曾國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麼當左宗棠投靠曾國藩後，曾國藩卻是竭盡全力為其創造機會助其成功，可見此時對左宗棠已是毫無私心。當時清政府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是獨當一面的帥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籬下，和他當時在湖南沒什麼區別，於是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而攻克安慶以後，湘軍完成了對南京的包圍，終於騰出手來解決浙江問題了。而派誰去呢？這是一個問題。曾國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樑，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從此，左宗棠終於自立門戶，擁有了進一步發揮自己才幹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讀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國藩真是偽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來，讓其有苦難言。
然而性格決定命運，性格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兩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滿了矛盾的暗礁。曾國藩講究個人修養，是個理學家，平時不用說，處處顯得很“面”。而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左喜歡快刀斬亂麻，曾喜歡慢工出細活，因此兩人經常鑼不對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因此始終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於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國藩曾作一語調侃左宗棠：“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將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進去，寓莊於諧，既切事，又達意，略無雕琢，渾然天成。左宗棠卻受不了這一“惡補”，甚至有點惱羞成怒，便決意在氣勢上凌轢對方，因而打出一記剛猛的重拳：“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也將曾國藩的姓(曾)和名(國藩)嵌入首尾。二語合璧，恰成一副絕對。雖然對得工整，但是言語卻顯惡毒。天長日久，嫌隙漸生。
如果說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話，那麼天京城被攻克後，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的筆墨官司，就是二人從此產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後，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死於亂軍之中，江南匪焰將熄，於是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曾國藩平生自認為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有邀功請賞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這下事情可就鬧大了，於是兩人一時之間你來我往，大打口水戰。至此曾左二人的關係徹底破裂，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
但同為一代名臣，始終不因個人恩怨而在公務上掣肘對方。曾國藩為左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當時，有人從西北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處處雷厲風行，卓見成效。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說：“當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脫，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於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副擔子，你說是朝端無兩，我認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後，清廷擬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說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業所依靠的將領劉松山和湘軍又是曾國藩所派遣的，於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晉二等侯，以示稍亞於曾國藩。此舉不異於在兩人脆弱的關係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罵曾國藩，經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畢竟是名臣，當曾國藩離世時，人們紛紛猜測左宗棠可能不會致祭，然而左宗棠卻送來了他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這是左宗棠對曾國藩和他們兩個關係由衷的評價。左宗棠的輓聯使我們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滿，或者，他和曾國藩交惡是兩個人共同演出的一段雙簧，目的就是讓清政府放心，如果真是這樣，那真不知道該誰悲哀了。
很久以來，曾左交惡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誰也說不清的“公案”。
按理說他們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於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鄉，當年曾國藩在湖南辦湘軍時，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國藩後來在太平天國的場子中發達起來，督兩江，領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濟濟，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傳言，人氣那是相當地旺。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著自己在駱秉章那兒幾年“代省長”的出色工作，此時已名滿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於咸豐九年遭人陷害後雖然大難不死，但是深感官場險惡，憂心忡忡便決定暫且引退。於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離開湖南巡撫衙門，結束了他長達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閏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達宿松。
這時，胡林翼進駐英山，曾國藩紮營宿松，正準備全面進攻太平軍在安徽太湖、潛山的據點。接下來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見了曾國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國藩奉到咸豐帝的寄諭，特詢：“左宗棠熟習湖南形勢，戰勝攻取，排程有方……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與左宗棠雖然性情、脾氣並不相投，但交情頗重，對左宗棠身被誣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貫於明哲保身，為人小心謹慎，一直未出面說情。這時，見“天心大轉”，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當地大。很快，朝廷即發下諭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銜，幫助曾國藩辦理軍務。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開始他的事業，雖然發達較晚，但是左宗棠總算是跟對了人。曾國藩這個人，過於小心謹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卻非常樂意於錦上添花，幫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說當左宗棠被人陷害時曾國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麼當左宗棠投靠曾國藩後，曾國藩卻是竭盡全力為其創造機會助其成功，可見此時對左宗棠已是毫無私心。當時清政府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是獨當一面的帥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籬下，和他當時在湖南沒什麼區別，於是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而攻克安慶以後，湘軍完成了對南京的包圍，終於騰出手來解決浙江問題了。而派誰去呢？這是一個問題。曾國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樑，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從此，左宗棠終於自立門戶，擁有了進一步發揮自己才幹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讀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國藩真是偽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來，讓其有苦難言。
然而性格決定命運，性格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兩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滿了矛盾的暗礁。曾國藩講究個人修養，是個理學家，平時不用說，處處顯得很“面”。而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左喜歡快刀斬亂麻，曾喜歡慢工出細活，因此兩人經常鑼不對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因此始終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於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國藩曾作一語調侃左宗棠：“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將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進去，寓莊於諧，既切事，又達意，略無雕琢，渾然天成。左宗棠卻受不了這一“惡補”，甚至有點惱羞成怒，便決意在氣勢上凌轢對方，因而打出一記剛猛的重拳：“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也將曾國藩的姓(曾)和名(國藩)嵌入首尾。二語合璧，恰成一副絕對。雖然對得工整，但是言語卻顯惡毒。天長日久，嫌隙漸生。
如果說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話，那麼天京城被攻克後，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的筆墨官司，就是二人從此產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後，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死於亂軍之中，江南匪焰將熄，於是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曾國藩平生自認為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有邀功請賞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這下事情可就鬧大了，於是兩人一時之間你來我往，大打口水戰。至此曾左二人的關係徹底破裂，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
但同為一代名臣，始終不因個人恩怨而在公務上掣肘對方。曾國藩為左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當時，有人從西北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處處雷厲風行，卓見成效。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說：“當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脫，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於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副擔子，你說是朝端無兩，我認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後，清廷擬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說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業所依靠的將領劉松山和湘軍又是曾國藩所派遣的，於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晉二等侯，以示稍亞於曾國藩。此舉不異於在兩人脆弱的關係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罵曾國藩，經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畢竟是名臣，當曾國藩離世時，人們紛紛猜測左宗棠可能不會致祭，然而左宗棠卻送來了他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這是左宗棠對曾國藩和他們兩個關係由衷的評價。左宗棠的輓聯使我們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滿，或者，他和曾國藩交惡是兩個人共同演出的一段雙簧，目的就是讓清政府放心，如果真是這樣，那真不知道該誰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