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 埃克托·柏遼茲 Hector Berlioz (1803-1869) 法國作曲家，法國浪漫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03年12月11日生於法國La Côte-St-André, Isère，1869年3月8日死於巴黎。 1803年，柏遼茲出生在法國南部一個小鎮的醫生家裡，小時家住鄉下，農村的生活給他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他自幼並未受過專業音樂教育，只是喜愛吹笛子和彈奏六絃琴。柏遼茲最早接觸的是教堂音樂，他不信神，但教堂音樂那種宏偉的氣派和極其深厚的表情力量深深地打動了他。 1821年，柏遼茲尊從父命去巴黎學醫，但他對醫學殊無興趣， 最後還是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以與家庭脫離關係為代價，毅然離開醫學院於1826年考進了巴黎音樂學院並受教於曾為法國大革命譜寫過不少作品的勒須爾。但是，更為吸引他的是當時集中在巴黎的國內外進步知識分子，如雨果、巴爾扎克、海涅、喬治·桑，他尤其喜讀魏吉爾的詩和聽賞李斯特、帕加尼尼和肖邦等人的作品。 1830年對柏遼茲來說是最有意義的一年，正是這一年，巴黎 發生了三起轟動歐洲的革命，一場政治革命把路易·菲立浦推上 了法蘭西"平民皇帝"的王位，一場文學與戲劇的革命，成功地 演出了浪漫主義戲劇《歐那尼》，把雨果推上了法蘭西的精神王 位;再就是《幻想交響曲》，的演出成功引起了一場音樂革命，確 立了柏遼茲作為法國激進的浪漫主義樂派之父的地位。正是在這一年，柏遼茲獲得了巴黎音樂學院的羅馬大獎，但獲獎作品叫《莎丹那怕爾》，大合唱並不代表柏遼茲的創作風格，這是他為了得獎而迎合保守的學院派準則創作的。真正代表柏遼茲風格的是這年春天演出的《幻想交響曲》，它標誌著具有歷史意義的交響樂的革新。不過，據說巴黎音樂學院的這次評獎是在革命炮火下進行的，當柏遼茲領到獎走出校門時，盧浮宮已被革命軍佔領，他當即加大了起義者的行列，為《馬賽曲》配器，還將它獻給"一切有一條聲帶、有一顆心在跳動和有熱血在血管中流淌的人"。從此，柏遼茲和革命時期的群眾音樂有了密切聯絡，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機會，他經常參加或組織群眾性的音樂活動。 1382年，柏遼茲從義大利留學回到巴黎，他在義大利以及 1845年在德國和奧地利都接觸了當地的風土文化和民間詩歌、民 間音樂，對他後來的創作起到一定影響。這一時期開始了他創作上的旺盛時期，1834年他完成了第二交響曲《哈羅爾德在義大利》（中提琴與樂隊），1839年寫完了第三交響曲《羅密歐與朱麗葉》（獨唱、合唱與樂隊），1840年完成了第四交響曲《送葬與凱旋交響曲》等等許多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品。 在柏遼茲身上也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性衰頹時期的精神面貌，但這並不占主導地位。柏遼茲作品的主導方面是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的嚮往和對革命的熾熱感情。 當然，對柏遼茲來說，理想和生活的前途畢竟是渺茫的，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對醜惡現實的不滿、懷疑、憤慨以及對黑 暗的揭露和諷刺。 赫克託·路易·柏遼茲是法國最有代表性的浪漫派作曲家和優秀的指揮家之一，他在評論工作中也顯露出卓越的才華。但是，柏遼茲的一生是在物質生活困難和精神上極為悲慘中度過的。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沒有哪位音樂家的命運比柏遼茲更為悲慘了!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殘酷地摧殘著柏遼茲以及他的藝術創作。他不得不進行一種艱苦的生存鬥爭，他必須親自籌劃自己的音樂會而進行商務談判，他必須為報紙副刊寫雜文和評論文章來補充他微薄的、不定時的收入，他須忍受逼人最甚的金錢的苦痛。柏遼茲說：“有一天夜裡，我在夢中聽到一首交響樂……當我 第二天早晨醒來，我還記得它的第一主題……我很想把它記錄下來，但我一考慮:如果我把這個主題寫下來，它會使我激動地要把整個交響樂作完，那麼，我就無空再寫什麼副刊雜文了，我的收入就會減少，……而且寫完之後，我就得找人抄寫這首交響樂的樂譜，這樣我將會負上l2OO法郎的債;……我還會舉行一次音樂會演出，它的收入不夠開銷的一半，……那麼，我將喪失掉我根本沒有的、無法籌措我可憐的病妻必要的東西以及兒子的膳食費和我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我克服了它的誘惑，我一再強迫自己將它忘掉，……第二天早上，對於這首交響樂的記憶就讓它永遠地消失了。 “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在法國比任何其它地 方都更為尖銳，藝術家的困苦和孤寂也更加悲慘！有一次，柏遼茲曾這樣寫過："我感到我要大叫，為了拯救自己而大叫，…… 哦，殘酷的病(我把這種病叫做道德的、神經的、虛構的、一切人們都可能有的孤立病)總有一天它少不了要把我弄死。……" 柏遼茲深刻地感到一個事實，如果說梅特涅反動政權在奧地利將舒柏特禁錮在一幅冬天嚴酷的圖景裡，那麼柏遼茲的外界在他心目中就好象是一個住滿魔鬼的地獄。柏遼茲曾有一度懷疑過他對革命的信仰，並喪失了贏得這場鬥爭的信心，他和革命人民的關係疏遠了，過分沉溺於宗教信仰中去尋找出路。然而柏遼茲在本質上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他此時已不再表現鬥爭的歡樂與勝利的信心，但他沒有給自己的孤寂披上神化的外衣，也沒有陷入悲觀厭世和絕望，他對生活始終抱著積極的態度，他對“命 運”一直在進行著鬥爭。 從1842年開始，柏遼茲長期旅居歐洲各國，先後在德國．義大利、俄羅斯、英國和奧地利等國奔波，他既搞音樂創作，又當新聞記者，也曾先後擔任倫敦歌劇院和新興愛樂樂團的指揮。直至1868年還負病前往摩納哥和突尼西亞兩地演出，返回巴黎後病重，於1869年3月8日在巴黎病逝。 在柏遼茲的音樂遺產中佔首要地位的是交響樂。他寫了四部交響曲，其它管絃樂作品也不少。理論方面他的《管絃樂配器法》 很有影響。在他的作品裡，直接繼承了貝多芬交響樂的傳統，同時又表現了他的大膽革新，創作了自己新型的交響曲即在交響曲的開頭和每個樂章都加上標題(有時標題寫得很詳細)，使 音樂與文學更為接近，力圖將文學中所描寫的生動而具體的形象，用音樂語言表達出來，使器樂的表現力更加具體和深刻，這就是常被人們稱道的"標題交響樂"。 柏遼茲以標題交響樂與古典交響樂相區別，強調音樂的標性內容，他認為標題是一種民主的要求，能使音樂得到普遍的理解。對他來說，沒有內容，沒有標題的音樂是沒有的。為此，他以進步的藝術思想對狹隘、庸俗的藝術見解進行鬥爭，以新穎的藝術形式深刻反映了當時法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複雜而矛盾的精神面貌，表現了他們的"叛逆精神"，他大膽地擴大了樂隊的配備，使交響樂獲得新的音色和樂隊效果，並在旋律、和聲上踏出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一切，對日後歐洲的音樂文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柏遼茲一生致力於標題音樂創作，並創造“固定樂思”的創作手法。代表作有《幻想交響曲》、《葬禮與凱旋交響曲》，管絃樂《羅馬狂歡節序曲》《李爾王序曲》《海盜序曲》，歌劇《本維努託·切里尼》，傳奇劇《浮士德的沉淪》等。所著《配器法》被世人推崇為近代作曲技術理論的典範。 柏遼茲創作了很多音樂作品，但他的一生卻是在貧困飢寒中度過的，老年時又不幸喪妻喪子，終於悲慘地病逝於巴黎。但柏遼茲的名字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雨果及浪漫派畫家德拉克洛瓦相提並論，堪稱法國浪漫主義三傑。
柏遼茲 埃克托·柏遼茲 Hector Berlioz (1803-1869) 法國作曲家，法國浪漫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03年12月11日生於法國La Côte-St-André, Isère，1869年3月8日死於巴黎。 1803年，柏遼茲出生在法國南部一個小鎮的醫生家裡，小時家住鄉下，農村的生活給他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他自幼並未受過專業音樂教育，只是喜愛吹笛子和彈奏六絃琴。柏遼茲最早接觸的是教堂音樂，他不信神，但教堂音樂那種宏偉的氣派和極其深厚的表情力量深深地打動了他。 1821年，柏遼茲尊從父命去巴黎學醫，但他對醫學殊無興趣， 最後還是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以與家庭脫離關係為代價，毅然離開醫學院於1826年考進了巴黎音樂學院並受教於曾為法國大革命譜寫過不少作品的勒須爾。但是，更為吸引他的是當時集中在巴黎的國內外進步知識分子，如雨果、巴爾扎克、海涅、喬治·桑，他尤其喜讀魏吉爾的詩和聽賞李斯特、帕加尼尼和肖邦等人的作品。 1830年對柏遼茲來說是最有意義的一年，正是這一年，巴黎 發生了三起轟動歐洲的革命，一場政治革命把路易·菲立浦推上 了法蘭西"平民皇帝"的王位，一場文學與戲劇的革命，成功地 演出了浪漫主義戲劇《歐那尼》，把雨果推上了法蘭西的精神王 位;再就是《幻想交響曲》，的演出成功引起了一場音樂革命，確 立了柏遼茲作為法國激進的浪漫主義樂派之父的地位。正是在這一年，柏遼茲獲得了巴黎音樂學院的羅馬大獎，但獲獎作品叫《莎丹那怕爾》，大合唱並不代表柏遼茲的創作風格，這是他為了得獎而迎合保守的學院派準則創作的。真正代表柏遼茲風格的是這年春天演出的《幻想交響曲》，它標誌著具有歷史意義的交響樂的革新。不過，據說巴黎音樂學院的這次評獎是在革命炮火下進行的，當柏遼茲領到獎走出校門時，盧浮宮已被革命軍佔領，他當即加大了起義者的行列，為《馬賽曲》配器，還將它獻給"一切有一條聲帶、有一顆心在跳動和有熱血在血管中流淌的人"。從此，柏遼茲和革命時期的群眾音樂有了密切聯絡，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機會，他經常參加或組織群眾性的音樂活動。 1382年，柏遼茲從義大利留學回到巴黎，他在義大利以及 1845年在德國和奧地利都接觸了當地的風土文化和民間詩歌、民 間音樂，對他後來的創作起到一定影響。這一時期開始了他創作上的旺盛時期，1834年他完成了第二交響曲《哈羅爾德在義大利》（中提琴與樂隊），1839年寫完了第三交響曲《羅密歐與朱麗葉》（獨唱、合唱與樂隊），1840年完成了第四交響曲《送葬與凱旋交響曲》等等許多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品。 在柏遼茲身上也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性衰頹時期的精神面貌，但這並不占主導地位。柏遼茲作品的主導方面是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的嚮往和對革命的熾熱感情。 當然，對柏遼茲來說，理想和生活的前途畢竟是渺茫的，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對醜惡現實的不滿、懷疑、憤慨以及對黑 暗的揭露和諷刺。 赫克託·路易·柏遼茲是法國最有代表性的浪漫派作曲家和優秀的指揮家之一，他在評論工作中也顯露出卓越的才華。但是，柏遼茲的一生是在物質生活困難和精神上極為悲慘中度過的。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沒有哪位音樂家的命運比柏遼茲更為悲慘了!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殘酷地摧殘著柏遼茲以及他的藝術創作。他不得不進行一種艱苦的生存鬥爭，他必須親自籌劃自己的音樂會而進行商務談判，他必須為報紙副刊寫雜文和評論文章來補充他微薄的、不定時的收入，他須忍受逼人最甚的金錢的苦痛。柏遼茲說：“有一天夜裡，我在夢中聽到一首交響樂……當我 第二天早晨醒來，我還記得它的第一主題……我很想把它記錄下來，但我一考慮:如果我把這個主題寫下來，它會使我激動地要把整個交響樂作完，那麼，我就無空再寫什麼副刊雜文了，我的收入就會減少，……而且寫完之後，我就得找人抄寫這首交響樂的樂譜，這樣我將會負上l2OO法郎的債;……我還會舉行一次音樂會演出，它的收入不夠開銷的一半，……那麼，我將喪失掉我根本沒有的、無法籌措我可憐的病妻必要的東西以及兒子的膳食費和我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我克服了它的誘惑，我一再強迫自己將它忘掉，……第二天早上，對於這首交響樂的記憶就讓它永遠地消失了。 “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在法國比任何其它地 方都更為尖銳，藝術家的困苦和孤寂也更加悲慘！有一次，柏遼茲曾這樣寫過："我感到我要大叫，為了拯救自己而大叫，…… 哦，殘酷的病(我把這種病叫做道德的、神經的、虛構的、一切人們都可能有的孤立病)總有一天它少不了要把我弄死。……" 柏遼茲深刻地感到一個事實，如果說梅特涅反動政權在奧地利將舒柏特禁錮在一幅冬天嚴酷的圖景裡，那麼柏遼茲的外界在他心目中就好象是一個住滿魔鬼的地獄。柏遼茲曾有一度懷疑過他對革命的信仰，並喪失了贏得這場鬥爭的信心，他和革命人民的關係疏遠了，過分沉溺於宗教信仰中去尋找出路。然而柏遼茲在本質上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他此時已不再表現鬥爭的歡樂與勝利的信心，但他沒有給自己的孤寂披上神化的外衣，也沒有陷入悲觀厭世和絕望，他對生活始終抱著積極的態度，他對“命 運”一直在進行著鬥爭。 從1842年開始，柏遼茲長期旅居歐洲各國，先後在德國．義大利、俄羅斯、英國和奧地利等國奔波，他既搞音樂創作，又當新聞記者，也曾先後擔任倫敦歌劇院和新興愛樂樂團的指揮。直至1868年還負病前往摩納哥和突尼西亞兩地演出，返回巴黎後病重，於1869年3月8日在巴黎病逝。 在柏遼茲的音樂遺產中佔首要地位的是交響樂。他寫了四部交響曲，其它管絃樂作品也不少。理論方面他的《管絃樂配器法》 很有影響。在他的作品裡，直接繼承了貝多芬交響樂的傳統，同時又表現了他的大膽革新，創作了自己新型的交響曲即在交響曲的開頭和每個樂章都加上標題(有時標題寫得很詳細)，使 音樂與文學更為接近，力圖將文學中所描寫的生動而具體的形象，用音樂語言表達出來，使器樂的表現力更加具體和深刻，這就是常被人們稱道的"標題交響樂"。 柏遼茲以標題交響樂與古典交響樂相區別，強調音樂的標性內容，他認為標題是一種民主的要求，能使音樂得到普遍的理解。對他來說，沒有內容，沒有標題的音樂是沒有的。為此，他以進步的藝術思想對狹隘、庸俗的藝術見解進行鬥爭，以新穎的藝術形式深刻反映了當時法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複雜而矛盾的精神面貌，表現了他們的"叛逆精神"，他大膽地擴大了樂隊的配備，使交響樂獲得新的音色和樂隊效果，並在旋律、和聲上踏出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一切，對日後歐洲的音樂文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柏遼茲一生致力於標題音樂創作，並創造“固定樂思”的創作手法。代表作有《幻想交響曲》、《葬禮與凱旋交響曲》，管絃樂《羅馬狂歡節序曲》《李爾王序曲》《海盜序曲》，歌劇《本維努託·切里尼》，傳奇劇《浮士德的沉淪》等。所著《配器法》被世人推崇為近代作曲技術理論的典範。 柏遼茲創作了很多音樂作品，但他的一生卻是在貧困飢寒中度過的，老年時又不幸喪妻喪子，終於悲慘地病逝於巴黎。但柏遼茲的名字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雨果及浪漫派畫家德拉克洛瓦相提並論，堪稱法國浪漫主義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