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

對《孫子兵法·作戰篇》中“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這句話，不少讀者反映不好理解。有必要做進一步說明。

曹操注此句說：“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注：“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以上見《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指出“拙”是講指揮員的“機智”問題，認為指揮員雖然機智不足，但能行動神速，亦可取勝。張景陽《雜詩》：“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見《文選》)，其對孫子這句話的理解與曹操等人同。但後人亦有不贊同者，當以清人於為代表，他說：“蓋久必拙，速必巧。”意謂不存在拙而能速、巧而反久的問題，既然拙，就必定久；既然巧，就必定速。拙於機智，又求其神速，是做不到的。因而把“拙速”解釋為“因過速而取敗”。

是否“巧”必定速，“拙”必定“久”呢？不能做這樣絕對的判斷。

拙，笨拙之意，與巧相對，在此不應釋為失敗。巧在古代漢語中有技巧和機巧兩個層次的內容。《周禮·考工記序》“工有巧”之巧，指的就是技藝之巧；《孫子兵法·九地篇》“巧能成事”之巧，指的就是機巧，意謂謀劃巧妙。人之巧有大巧、小巧之分。老子說：“大巧若拙。”這種拙，看似拙，實是巧，是大巧。相反，有些巧則是小巧，這種小巧，從大的方面看，有時恰是拙。《墨子·魯問》中說：“公輸子自以為至巧。”這裡的“巧”是指技巧，是一種小巧。墨子認為，公輸盤以有這樣的小巧做為發動戰爭的依據，就是拙，是不聰明的做法。我們有時說某人精明，但不聰明，也是指他精於小巧而拙於大巧之意。如此說來，拙未必不能速，巧也難免久，拙而速與巧而久並非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這裡有兩對互相關聯的範疇應予注意：一是巧拙，二是久速。巧拙是指揮員的主觀因素，久速是軍隊行動的客觀效果。這兩對範疇互相交叉，可以出現四種情況：巧速、巧久、拙速、拙久。這四種情況中，最理想的無疑是巧速，最差的當然是拙久，對這兩者，人們是容易做出取捨的。最難選擇的是巧久和拙速，孫子正是在將這兩種情況作比較的情況下，才做出寧要拙速，不要巧久這一抉擇的。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雖巧而久者，亦不可取；而“速”卻常常能補“拙”之不足，達成出其不意、攻擊無備的效果。孫子這樣說，目的在於強調速度對戰爭勝負的重要作用。其說並未自相矛盾。因此，我們說曹操、杜牧之注是正確的，只是言而未詳。於之言則失之絕對化了。

但應該承認，孫子這一觀點有道理而不全面。孫子認為，“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戰爭曠日持久，國家難於承受，因此應該速決。這是其有道理的一面。其不全面則在於，他只見“久”之害，未見“久”之利，沒有看到這種“久”不但對我有害，而且對敵也有害，更沒有看到，當這種“久”造成的對敵之害大於對己之害時，對我就是一種利了。可見，對“久”採取絕然排斥的態度，就失之片面了。唐朝的李世民、李靖君臣看出了這一奧秘，從理論上提出了“以持久弊之”①、“避其鋒銳，與之持久”②的謀略思想。至明代，俞大猷作《拙速解》，認為天下統一後，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圍五攻，力求“萬全之畫”，應講究巧而不嫌其遲。也不完全苟同於孫子。到了近代，李鴻章等人已將持久上升到戰略的層面。“持久”的地位從孫子那裡被提高了許多。後來，毛澤東同志提出戰略上持久，戰役戰鬥上速決的戰略戰術思想，從而將持久與速決辯證地統一起來。他們在久速問題上的這些論述，反映了人們對戰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

對《孫子兵法·作戰篇》中“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這句話，不少讀者反映不好理解。有必要做進一步說明。

曹操注此句說：“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注：“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以上見《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指出“拙”是講指揮員的“機智”問題，認為指揮員雖然機智不足，但能行動神速，亦可取勝。張景陽《雜詩》：“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見《文選》)，其對孫子這句話的理解與曹操等人同。但後人亦有不贊同者，當以清人於為代表，他說：“蓋久必拙，速必巧。”意謂不存在拙而能速、巧而反久的問題，既然拙，就必定久；既然巧，就必定速。拙於機智，又求其神速，是做不到的。因而把“拙速”解釋為“因過速而取敗”。

是否“巧”必定速，“拙”必定“久”呢？不能做這樣絕對的判斷。

拙，笨拙之意，與巧相對，在此不應釋為失敗。巧在古代漢語中有技巧和機巧兩個層次的內容。《周禮·考工記序》“工有巧”之巧，指的就是技藝之巧；《孫子兵法·九地篇》“巧能成事”之巧，指的就是機巧，意謂謀劃巧妙。人之巧有大巧、小巧之分。老子說：“大巧若拙。”這種拙，看似拙，實是巧，是大巧。相反，有些巧則是小巧，這種小巧，從大的方面看，有時恰是拙。《墨子·魯問》中說：“公輸子自以為至巧。”這裡的“巧”是指技巧，是一種小巧。墨子認為，公輸盤以有這樣的小巧做為發動戰爭的依據，就是拙，是不聰明的做法。我們有時說某人精明，但不聰明，也是指他精於小巧而拙於大巧之意。如此說來，拙未必不能速，巧也難免久，拙而速與巧而久並非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這裡有兩對互相關聯的範疇應予注意：一是巧拙，二是久速。巧拙是指揮員的主觀因素，久速是軍隊行動的客觀效果。這兩對範疇互相交叉，可以出現四種情況：巧速、巧久、拙速、拙久。這四種情況中，最理想的無疑是巧速，最差的當然是拙久，對這兩者，人們是容易做出取捨的。最難選擇的是巧久和拙速，孫子正是在將這兩種情況作比較的情況下，才做出寧要拙速，不要巧久這一抉擇的。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雖巧而久者，亦不可取；而“速”卻常常能補“拙”之不足，達成出其不意、攻擊無備的效果。孫子這樣說，目的在於強調速度對戰爭勝負的重要作用。其說並未自相矛盾。因此，我們說曹操、杜牧之注是正確的，只是言而未詳。於之言則失之絕對化了。

但應該承認，孫子這一觀點有道理而不全面。孫子認為，“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戰爭曠日持久，國家難於承受，因此應該速決。這是其有道理的一面。其不全面則在於，他只見“久”之害，未見“久”之利，沒有看到這種“久”不但對我有害，而且對敵也有害，更沒有看到，當這種“久”造成的對敵之害大於對己之害時，對我就是一種利了。可見，對“久”採取絕然排斥的態度，就失之片面了。唐朝的、李靖君臣看出了這一奧秘，從理論上提出了“以持久弊之”①、“避其鋒銳，與之持久”②的謀略思想。至明代，俞大猷作《拙速解》，認為天下統一後，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圍五攻，力求“萬全之畫”，應講究巧而不嫌其遲。也不完全苟同於孫子。到了近代，李鴻章等人已將持久上升到戰略的層面。“持久”的地位從孫子那裡被提高了許多。後來，毛澤東同志提出戰略上持久，戰役戰鬥上速決的戰略戰術思想，從而將持久與速決辯證地統一起來。他們在久速問題上的這些論述，反映了人們對戰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