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我們看一下這兩種解說彼此消長的歷史。

《詩·邶風·擊鼓》：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大約在西漢的《毛詩故訓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偕，俱也。

“說，數也”，今天人們不是太好懂，其實“說”和“數”是同義詞，毛公是以同義詞為訓。今天“數”字很少用作“說”的意思了，但是還是能找到一些痕跡。比如，我們說“數落”某人，與這裡的“數”字就與計數沒有關係，而是“說”的意思。又如，我“歷數”其罪狀，這裡“數”字的意思不是說數一數罪狀有多少，而是說出來的意思。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今俗語云‘數說’。”

說話的“說”字大家都明白，為什麼還得解釋成“數”呢？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書裡，大部分的喜悅之“悅”字都寫成“說”。《毛傳》的“說，數也”，就是告訴讀者這裡的“說”是“說話”之“說”，而不是“喜說”之“說”。

《毛傳》沒有說這句詩是說的戰友情還是夫妻情，只是解釋詞義。毛傳質略，也可能在當時詩旨沒有異議吧。唐《毛詩正義》認為《毛傳》的意思是戰友之情，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認為《毛傳》的意思是室家之情，然而都只能是推測。

東漢鄭玄《毛詩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其手，與之約，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鄭玄明確地指出這幾句是指戰友情。《鄭箋》和《毛傳》不同之處，就是鄭玄把“說”字解釋成“悅”，“成說”解釋為“成相悅愛之恩”。（戰友之間“相悅愛”，現在聽起來感覺怪怪的。）其實鄭玄解釋成戰友情，很關鍵的前提就是“與其伍” 三個字。《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士兵以五人為最小單位。鄭玄是遍注群經，箋《詩》是在注“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之後， 往往引《禮》證《詩》，其中不無牽強之處。此處鄭玄 認為是戰友情，就是因為他認為這幾句詩是描寫軍隊中同伍兵士的誓約。鄭玄為漢末經學集大成者，他的說法成為幾百年間的圭臬。

今可考的歷史上第一個 解釋為夫妻情的，就是魏王肅。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鄭學出而漢學衰，王學出而鄭學亦衰。”雖不免言過其詞，但王肅也確實是遍注群經的大學者，魏晉時期，王肅的影響在經學界非常大。王肅就好跟鄭玄對著幹。王肅《毛詩》注已經亡佚了，但是《毛詩正義》有引用王肅的解釋：

言華人世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王肅的解釋在魏晉曾一度流行，在 現代更是幾乎得到公認。但很可惜，王肅最終沒贏鄭玄，歷經魏晉南北朝，王肅之經學最終沒能成為學界主流，到唐代官修《五經正義》，《毛詩正義》從鄭玄之《箋》，認為是戰友情。王肅的很多觀點在《毛詩正義》裡被批判了一番，包括這一條。

《毛詩正義》，作為官方修訂的標準經學教材，唐代到北宋初年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但是呢，戰友情和室家情的爭論沒有停止。宋代，疑古風氣悄然興起。

北宋歐陽修《詩本義》：

《擊鼓》五章，自“爰處”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歐陽修挺王肅，認為是寫夫妻情。他在認定這首詩的背景為《小序》所說州籲從陳、蔡伐鄭之事的基礎上，舉出了兩條理由：一，州籲是弒君篡位，不得人心，《小序》說的“眾叛親離”指的是州籲不為士兵們人心所向，鄭玄理解為軍伍之士互相背叛逃離是誤解；二，從歷史記載來看，這場戰役只是圍困鄭國五天就走了，兵不血刃，士兵們沒有四散奔逃，相互背棄的道理。歐陽修是在深挖《毛序》《毛傳》的基礎上，對鄭玄的說法提出質疑。然而“室家男女之情說”真正成為主流看法，還得等到朱熹的《詩集傳》問世，併成為元明清八百年《詩經》學的頭號權威。朱熹的《詩集傳》解釋為室家之情，這種說法一直流傳到現代，為多數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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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這一首詩的解釋我們已經不難看到，在一個小問題上的分歧， 和整個經學發展變化的脈絡是密切相關的。對這一個小問題的闡釋，與經學史上的權威與反權威、爭論與統一、疑古與信古、官方與非官方、主流與非主流因素的彼此消長、溶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經學的門戶派別之分，我們想從客觀的角度對這首詩進行闡釋，其實這談何容易！夏傳才先生在《國外〈詩經〉研究新方法論的得失》（《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中談到西方實證主義闡釋學和《詩經》研究的關係時說：

對古典作品, 以及對《詩經》研究, 這一傳統的闡釋學面臨兩大困難：其一, 一些遠古文獻和文學作品的作者不能肯定, 時代環境距離遙遠, 真正瞭解歷史背景, 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綜合性的歷史和文化研究。其二, 作品是由一個個詞和詞的組合構成……在通常的情況下闡釋作品, 先要有對作品整體意義的瞭解, 才能把一個個詞語和細節連貫起來作解釋, 而一個詞語或細 節的理解會改變原定的題旨。這就是區域性須在整體聯絡中理解, 整體又須透過區域性來理解, 西方學者把這種現象稱為“ 闡釋迴圈” ,而《詩經》闡釋中一首詩常常有幾種乃至幾十種闡釋, 更是司空見慣的事實。這樣的“闡釋迴圈” , 將沒有完美的終點。

我們今天讀《詩》追求“本義”，並不是像古人那樣為了發明“ 聖人本意”（歐陽修《詩本義·詩解統序》），其實是受到了西方實證主義闡釋學的影響。然而追求“本義”是個很容易陷進去的陷阱。把《擊鼓》中這四句詩的不同解釋列一個表，就可以透過排列組合得到多種不同的闡釋：

毛公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朱熹 馬瑞辰

勤苦 勤苦 勤苦 勤苦 隔遠 合離 （“契闊”的解釋）

言語 悅愛 數目 數目 言語 言語 （“說”的解釋）

沒說 戰友 室家 戰友 室家 沒說 （詩的背景）

我們可以看到，這6家對這四句詩的解釋就有6種，各不相同。

我覺得，我們從藝術鑑賞來讀《詩經》時，無論理解為戰友情還是室家情，都沒有問題。 而這句詩被第一個人吟出口時原本的背景、原本的意思，到底是表達戰友之情還是世家之情，到現在也沒有 定論，實際上， 永遠不可能有定論。

孟子說：

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我們一般人是在鑑賞《詩經》，而非研究經學史，我們不妨來個“兩讀”，分別放在戰友情和夫妻情的背景下來體會詩句中的情感，自然會有不同的滋味。對鑑賞者來說，比“對錯”更重要的，是你從詩中得到的情志。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說，與其說是詩人傳達給我們感情，倒不如說是詩人喚起了我們的感情。我們讀詩所收穫的情思，其實它的種子早就在我們心裡，等著Sunny雨露生根發芽。而詩本身，就是喚醒情感的Sunny和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