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及哲學思想 杜威一生著述至為豐富。他的早年著作偏重於《心理學》（1887）及《應用心理學》（1889），後來漸漸轉而對教育有興趣，如《思維術》（1910），《民本主義與教育》（1916），《經驗與教育》（1938）。以後的作品，就比較重在純粹哲學問題的討論了，如《哲學之重建》（1920），《穩定性的追求》（Quest for Certainty 1929），《經驗與自然》（1925），《藝術即經驗》（1934），《邏輯──探究之理論》（1938），《認知與所知》（1949）等。其它著作尚多，於此不再一一列舉。 杜威的著作，顯現了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致力於寫作的學人，他在維蒙特大學求學的時候，就顯示出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好學生，但他不擅於口才，文筆亦不精闢，並不是一位善用文思表達意見的人，他的作品是不容易立即被理解的。 杜威在哲學見解上，早期雖然承襲了黑格爾的部分思想，但是由於生物學及生物學上的進化理論，對他早期思想的一番衝擊，在他一篇《從絕對主義（Absolutism）到實驗主義》的論文中，已經剖析地敘述了他思想改變的來龍去脈，說明他何以捨棄了十九世紀德國黑格爾派的絕對主義。在杜威的哲學思想中，他並不贊成觀念完全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靜態的說法；觀念自身並不是絕對的，杜威把觀念視之為一可易的、動態的、具有工具性的指導效能，而使吾人更能適應外在的環境。 跟傳統的經驗論相比，杜威對“經驗”一字的涵義之解釋亦有不同，顯見杜威所謂經驗，並不完全像一般經驗主義者所強調的“純粹是指個人的認知”。從杜威的觀點，經驗的內涵，除了認知的意義以外，尚有其它的性質在內，諸如吾人感受到的喜悅、苦痛、作為等。經驗是個體在環境中，對某一情境的整體反應；故杜威在經驗的解釋上，拋棄了一般哲學家之誤認經驗是認知的形式。就如同我們送一個至親好友離國遠行，我們對此一情境的經驗感受，不僅僅止於認知到好友的遠行，我們的經驗裡，還包括了諸多的感受與情愫，以及送行過程中的種種行為；這些經驗特質，不為一般哲學家注意。杜威的經驗的涵義，因為附上了生物與環境的彩色，故其立論至為顯著而特殊。 對“經驗”的概念加以辨識，是瞭解杜威哲學理論的一個必經門路。照杜威的看法，經驗是一個單一、動態、而為完整的有機整體。經驗並不是可以割裂的，經驗是相關的，不僅與產生經驗的情境相關，而且，經驗自身就是一個綿延不絕的發展歷程。經驗在發生的先後順序上是相關的，不僅是相關，而且是繼續不斷地成長。這種經驗的涵義，乃是因為杜威認為個體是存在於環境之中，是對環境加以作為（Doing）；而環境對於個體所加之作為，定會有所反應，此一反應，杜威稱之為“施為”（Undergoing）。人類在改造環境，或者主動地適應環境時，如築堤開渠，人類不僅對環境有所作為，同時環境對人類亦提供了可耕之田，或增加了收穫等，這就是環境對吾人的一種施為。此種作為與施為之間的互動活動，就是吾人經驗所由產生的來源。 經驗不只是縱橫相關，綿延發展，而且經驗自身是有機性的。經驗是具有擴張性、生長性、相關性與預測性的。吾人對“水”的經驗，是隨著吾人接觸水的各種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從與水的各種互動行動中得知，這些互動行動，有的是直接的參與其中，有的是直接的獲得，這說明了經驗的變動性。 杜威的經驗涵義，不完全是從哲學的觀點來給予界定；他也把生物學的涵義，摻入在經驗裡。從生物與環境的互動行動中，提示吾人：經驗應該是多元性的，即產生經驗的情境、內容、關係，都是來自生活。是個人經驗生活的一個單元。其次，杜威把他工具哲學（Instrumentalism）的知識論看法，也帶給經驗一種新的理論，即經驗是工具性的。經驗自身並不就是價值的所在；經驗之可貴，乃在於能夠替吾人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從生活的本質上，來增進人類的生活經驗，提供人類更進一步、更有效的與自然直接交往的憑藉。 “歷程”（Process）也是杜威哲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從生物的演變來看，個體是在一個發展的歷程中，自發展本身來看，生物個體之發展就是它自身的目的。歷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之延續性的結合。生物自身發展以外，似乎是不應該再給它加上一個外在的目的。因為，由於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互動活動，經驗與生長的發展，是不可能預立一個固定目的的。 杜威討論到：傳統上一般人說到一個名辭，往在誤認名辭自身是固定的，殊不知從一個變動的歷程上來看，實際上名辭是一種活動的過程。例如：“健康”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固定的名辭，而是具有發展與變動成分的名辭。要健康，就得從事各種的活動：健康檢查，熟讀有關健康的書籍，培養健康有關的各種習慣，實踐各種健康的活動，攝取營養的食物，選購食物等等，這些都是活動，是一個歷程，不只是一個靜止的、認知的健康名詞而已。它實際上是串連成一個發展的歷程，吾人對健康的認知與理解，實應掌握其動的歷程或各種活動，才更能落實而具體。 杜威以經驗與歷程作為他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的概念，他對於知識的看法，自然就落在工具主義的解釋上。他不贊成傳統上對知識的“旁觀論”（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說法；也就是說，他不認為吾人之獲取知識在於知識本身完全是客觀性的外界存在物，從而誤認知識可以脫離認知者；知識如果從這種“旁觀論”的觀點而論，就好像是置身於認知者之外，而知識本身是絕對地客觀存在著；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認知者與知識之關係的建立，罔視知識與認知者之間產生的相互作為。 若以生物的立場來說明知識之所由來，則更能貼切於真正的事實。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衝突、疑慮、不安、不確定的情境。個體設身處地於這樣的一個情境，自然有待於認知來袪除不安、疑慮、衝突，而欲使該一情境趨向於確定與和諧。這就是個體認知的所由來，及探究之所以產生。是故，知識僅是解決這些疑慮問題的一種工具而已。因而知識之發生，必定是個體對某一情境所引起的疑惑所使然，或者從實際的、偶然的作為中產生。若以邏輯過程而獲得的知識來說，杜威以為是有幾個步驟的。 知識──從邏輯思維過程而來的──是首先來自一個不確定的情境。個體內心能夠感覺出一種迫待解答的困惑，心情緊張，亟欲知曉實際的情形。從困難情境的感受上，個體亟欲確定出此一困難的情境為何，以便釐清與該一困難問題不相連的各項事務，如此才能確立一個可資解釋的假設來。根據此一假設，再擬訂一個可能的解決途徑，從此一可能的解決途徑，決定可以採取的方法或步驟。最後試驗這些方法或步驟之可行性及其預期的結果。 知識雖然是此一邏輯運思的預期結果，但不是運思探究的終極目的，也並不是說，在獲得知識之後，探究就完全終止了。知識的工具效能，就在於顯露知識是以後再獲取進一步知識的一種工具。是故，知識是不能看成為一個預先建立的絕對真理，因為知識是個體與環境的情境互動作用的結果，不同的情境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因此，知識僅能作為一種參考，無法完全套在任何一種情境之內。所以，不論是在知識這一範疇之下的觀念、規則、規範等，只能作為有限的、條件的確定，而不能視作是一成不變解決問題的固定方式。
著作及哲學思想 杜威一生著述至為豐富。他的早年著作偏重於《心理學》（1887）及《應用心理學》（1889），後來漸漸轉而對教育有興趣，如《思維術》（1910），《民本主義與教育》（1916），《經驗與教育》（1938）。以後的作品，就比較重在純粹哲學問題的討論了，如《哲學之重建》（1920），《穩定性的追求》（Quest for Certainty 1929），《經驗與自然》（1925），《藝術即經驗》（1934），《邏輯──探究之理論》（1938），《認知與所知》（1949）等。其它著作尚多，於此不再一一列舉。 杜威的著作，顯現了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致力於寫作的學人，他在維蒙特大學求學的時候，就顯示出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好學生，但他不擅於口才，文筆亦不精闢，並不是一位善用文思表達意見的人，他的作品是不容易立即被理解的。 杜威在哲學見解上，早期雖然承襲了黑格爾的部分思想，但是由於生物學及生物學上的進化理論，對他早期思想的一番衝擊，在他一篇《從絕對主義（Absolutism）到實驗主義》的論文中，已經剖析地敘述了他思想改變的來龍去脈，說明他何以捨棄了十九世紀德國黑格爾派的絕對主義。在杜威的哲學思想中，他並不贊成觀念完全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靜態的說法；觀念自身並不是絕對的，杜威把觀念視之為一可易的、動態的、具有工具性的指導效能，而使吾人更能適應外在的環境。 跟傳統的經驗論相比，杜威對“經驗”一字的涵義之解釋亦有不同，顯見杜威所謂經驗，並不完全像一般經驗主義者所強調的“純粹是指個人的認知”。從杜威的觀點，經驗的內涵，除了認知的意義以外，尚有其它的性質在內，諸如吾人感受到的喜悅、苦痛、作為等。經驗是個體在環境中，對某一情境的整體反應；故杜威在經驗的解釋上，拋棄了一般哲學家之誤認經驗是認知的形式。就如同我們送一個至親好友離國遠行，我們對此一情境的經驗感受，不僅僅止於認知到好友的遠行，我們的經驗裡，還包括了諸多的感受與情愫，以及送行過程中的種種行為；這些經驗特質，不為一般哲學家注意。杜威的經驗的涵義，因為附上了生物與環境的彩色，故其立論至為顯著而特殊。 對“經驗”的概念加以辨識，是瞭解杜威哲學理論的一個必經門路。照杜威的看法，經驗是一個單一、動態、而為完整的有機整體。經驗並不是可以割裂的，經驗是相關的，不僅與產生經驗的情境相關，而且，經驗自身就是一個綿延不絕的發展歷程。經驗在發生的先後順序上是相關的，不僅是相關，而且是繼續不斷地成長。這種經驗的涵義，乃是因為杜威認為個體是存在於環境之中，是對環境加以作為（Doing）；而環境對於個體所加之作為，定會有所反應，此一反應，杜威稱之為“施為”（Undergoing）。人類在改造環境，或者主動地適應環境時，如築堤開渠，人類不僅對環境有所作為，同時環境對人類亦提供了可耕之田，或增加了收穫等，這就是環境對吾人的一種施為。此種作為與施為之間的互動活動，就是吾人經驗所由產生的來源。 經驗不只是縱橫相關，綿延發展，而且經驗自身是有機性的。經驗是具有擴張性、生長性、相關性與預測性的。吾人對“水”的經驗，是隨著吾人接觸水的各種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從與水的各種互動行動中得知，這些互動行動，有的是直接的參與其中，有的是直接的獲得，這說明了經驗的變動性。 杜威的經驗涵義，不完全是從哲學的觀點來給予界定；他也把生物學的涵義，摻入在經驗裡。從生物與環境的互動行動中，提示吾人：經驗應該是多元性的，即產生經驗的情境、內容、關係，都是來自生活。是個人經驗生活的一個單元。其次，杜威把他工具哲學（Instrumentalism）的知識論看法，也帶給經驗一種新的理論，即經驗是工具性的。經驗自身並不就是價值的所在；經驗之可貴，乃在於能夠替吾人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從生活的本質上，來增進人類的生活經驗，提供人類更進一步、更有效的與自然直接交往的憑藉。 “歷程”（Process）也是杜威哲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從生物的演變來看，個體是在一個發展的歷程中，自發展本身來看，生物個體之發展就是它自身的目的。歷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之延續性的結合。生物自身發展以外，似乎是不應該再給它加上一個外在的目的。因為，由於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互動活動，經驗與生長的發展，是不可能預立一個固定目的的。 杜威討論到：傳統上一般人說到一個名辭，往在誤認名辭自身是固定的，殊不知從一個變動的歷程上來看，實際上名辭是一種活動的過程。例如：“健康”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固定的名辭，而是具有發展與變動成分的名辭。要健康，就得從事各種的活動：健康檢查，熟讀有關健康的書籍，培養健康有關的各種習慣，實踐各種健康的活動，攝取營養的食物，選購食物等等，這些都是活動，是一個歷程，不只是一個靜止的、認知的健康名詞而已。它實際上是串連成一個發展的歷程，吾人對健康的認知與理解，實應掌握其動的歷程或各種活動，才更能落實而具體。 杜威以經驗與歷程作為他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的概念，他對於知識的看法，自然就落在工具主義的解釋上。他不贊成傳統上對知識的“旁觀論”（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說法；也就是說，他不認為吾人之獲取知識在於知識本身完全是客觀性的外界存在物，從而誤認知識可以脫離認知者；知識如果從這種“旁觀論”的觀點而論，就好像是置身於認知者之外，而知識本身是絕對地客觀存在著；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認知者與知識之關係的建立，罔視知識與認知者之間產生的相互作為。 若以生物的立場來說明知識之所由來，則更能貼切於真正的事實。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衝突、疑慮、不安、不確定的情境。個體設身處地於這樣的一個情境，自然有待於認知來袪除不安、疑慮、衝突，而欲使該一情境趨向於確定與和諧。這就是個體認知的所由來，及探究之所以產生。是故，知識僅是解決這些疑慮問題的一種工具而已。因而知識之發生，必定是個體對某一情境所引起的疑惑所使然，或者從實際的、偶然的作為中產生。若以邏輯過程而獲得的知識來說，杜威以為是有幾個步驟的。 知識──從邏輯思維過程而來的──是首先來自一個不確定的情境。個體內心能夠感覺出一種迫待解答的困惑，心情緊張，亟欲知曉實際的情形。從困難情境的感受上，個體亟欲確定出此一困難的情境為何，以便釐清與該一困難問題不相連的各項事務，如此才能確立一個可資解釋的假設來。根據此一假設，再擬訂一個可能的解決途徑，從此一可能的解決途徑，決定可以採取的方法或步驟。最後試驗這些方法或步驟之可行性及其預期的結果。 知識雖然是此一邏輯運思的預期結果，但不是運思探究的終極目的，也並不是說，在獲得知識之後，探究就完全終止了。知識的工具效能，就在於顯露知識是以後再獲取進一步知識的一種工具。是故，知識是不能看成為一個預先建立的絕對真理，因為知識是個體與環境的情境互動作用的結果，不同的情境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因此，知識僅能作為一種參考，無法完全套在任何一種情境之內。所以，不論是在知識這一範疇之下的觀念、規則、規範等，只能作為有限的、條件的確定，而不能視作是一成不變解決問題的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