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北伐。

我們知道，一兩場戰爭的勝負可以有以少勝多，可以靠奇謀妙計，但國與國之間勝敗往往取決於綜合國力的較量。蜀國在後主劉禪的時代，國力明顯不如魏國。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述吳華人張儼的《默記》，從地盤和人口來做比較，蜀國和魏國的國力大約是一比九的關係。所以在蜀國的方面來看，聯吳抗曹是很必要的戰略方針。以這樣的國力差距，魏國之所以沒能吞併蜀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蜀國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也就是李白在詩裡說過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國憑藉道路的險阻，正如吳國憑藉長江天險，這才能夠把魏國大軍拒之門外。我們通觀歷史，就會發現蜀國佔有的四川一帶歷來都是皇帝避難或者軍閥割據的好地方。只要據有四川，就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無論敵人有多強大，都很難攻得進來。蜀道難，對四川人和四川以外的人都一樣難，所以蜀國雖然易守難攻，但要走出蜀道，對外用兵，自己也很吃力。我在講《昭明文選》的時候講過陸機的一篇《五等諸侯論》，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另外一篇名文《辯亡論》，內容是分析吳國從興盛到滅亡的原因，其中提到劉備為了給關羽報仇，發兵去打孫權，軍隊雖然調動了很多，但打不出力道，這就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不但出蜀的山路很窄，水路也很窄，就算有百萬雄兵，也只能排成很窄的佇列慢慢行軍。當時吳國的指揮官是陸機的祖父陸遜，陸遜把劉備的大軍比作長蛇，蛇的身子太長，首尾沒法呼應。劉備的潰敗原因，諸葛亮不會看不懂。後來諸葛亮親自指揮北伐，對蜀道之難更有親身感觸。每出一次兵，不但行軍不便，後勤供給更不方便。那麼諸葛亮為什麼非要以懸殊的國力，以利守不利攻的地形，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和魏國死磕呢？傳統上有一種很主流的解釋，說正因為蜀國太弱小，所以才要不斷進攻。諸葛亮的戰略意圖並不真的是要把仗打贏，這不現實，而是要用不斷的進攻迫使魏國始終處於守勢，這才可以確保蜀國的安全。否則的話，一旦讓魏國採取攻勢，以蜀國的國力很難防守得住。這個解釋犯了很多人在看歷史的時候都很容易犯的錯誤，那就是隻在軍事層面來考慮軍事問題。我們考慮問題常常陷入這種單一層面、單一角度的誤區，今天最常見的是在經濟領域裡：為什麼有些經濟安排非要擰著經濟規律來做，不是因為決策者真傻，而是因為事情的背後還有其他因素要大於經濟因素。話說回來，如果僅僅從軍事層面來看，諸葛亮的北伐無疑是很愚蠢的戰略。蜀國明明利守不利攻，每採取一次攻勢，對國力的耗損都遠遠大於魏國，之所以咬牙也要硬打，因為北伐首先打的是政治仗。

（2）徵與戰

劉備父子的蜀漢政權在四川並沒有穩固的根基，統治的合法性來自“中興漢朝”這面旗幟的正義性。如果關起門來過安安穩穩的太平日子，那就意味著合法性的消解，意味著蜀漢皇帝無非是個割據軍閥。一旦合法性消解，內憂馬上就會嚴峻起來，任何臣民都不再有效忠蜀漢政權的義務。而劉備佔據四川，原本就是一件以小吞大、倉皇而成的事業，如何安定人心，如何平衡各個利益集團的矛盾，局面是三國當中最棘手的。劉備敗死白帝城之後，恰恰又是主少國疑的狀態，內憂其實遠比外患來得迫切。如何平息內憂，對外作戰是最經典的辦法，這個道理也是我多次講過的“不是正面解決問題，而是升高一個層面來消解問題”。諸葛亮必須努力標榜蜀漢政權的正統性，這當然需要討伐“漢賊”。打仗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了一個絕對充足的理由來使全國進入緊張狀態，而只有在緊張狀態裡，才方便用非同常規的手段調配人手，重新部署人事結構。今天常常有人不理解一些大的公司機構為什麼總要靠“搞運動”來突擊解決某個問題，而不是在平時去認真執行那些已經很合理的規章制度，其實“搞運動”就是為了製造緊張狀態，在這種緊張狀態裡可以“順便”解決一些常規狀態下很難解決的問題，而這些“順便”解決的問題反而才是重點。在諸葛亮北伐的過程裡，魏延提出過一個很有名的軍事方案，他要諸葛亮帶領主力部隊照常進軍，自己帶領一支奇兵偷襲魏國腹地。諸葛亮否定了這個計劃，這讓魏延非常不滿，嫌諸葛亮膽子太小，不敢冒險。魏延的這個計劃讓後來的很多軍迷都很著迷，熱衷於討論它在軍事上的可行性。有人覺得諸葛亮不是很好的軍事人才，《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就這麼看，也有人覺得“諸葛一生唯謹慎”，性格謹慎的人不願意做冒險的事。但我們還可以換到政治角度來看這個軍事問題：既然諸葛亮的北伐是在打政治仗，是在高調宣示蜀漢政權的正統性，那麼任何形式的奇襲，哪怕成功的可能性再高，也是不應該的。真命天子出兵討伐叛亂分子，歷來都有一套標準的作戰流程，原則上是所謂“有征無戰”。這個原則從周禮演變為儒家的意識形態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影響力。歐陽修的詩裡講過“自古王者師，有徵而無戰”，自古以來傳統就是這樣。兩個政權只有身份相等才有所謂“交戰”，但天子只有一個，所以天子無論去打誰，都叫“徵”，或者“伐”，而不叫“戰”。“征伐”是天子的特權，是身份高的人去打身份低的人，正義的人去收拾邪惡的人。正義之師當然不該偷偷摸摸，而是要敲著鑼，打著鼓，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去打敵人。如果偷襲，當然不能敲鑼打鼓，而在“春秋大義”裡邊，不敲鑼打鼓的行軍叫做“侵”，“侵略”的“侵”。誰會做“侵”這種事呢？要麼是不講道義的人，要麼是沒文化的少數民族，即便在戰場上打贏了，但在道義上絕對輸了。如果諸葛亮用了魏延的計劃，“王者之師”的光環也就自然褪色了，北伐戰爭就變成了兩個軍閥搶奪地盤的“交戰”，而不再是從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上討賊伐罪的“征伐”。

三國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年代，但是，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蠢才，因為自身的愚蠢行為而白白丟掉性命！

下面就簡單給大家舉兩個最為典型的例子:

袁術稱帝

說到漢末的諸侯中早期最強的要數袁紹和袁術這兄弟二人，其中袁術因為佔據最為富裕的南陽、汝南和江淮一帶，所以，鼎盛時期的袁術擁兵高達17萬，要知道赤壁之戰時，孫權和劉備兵力也不過7萬左右。

可以說，未稱帝之前的袁術穩坐漢末第一軍閥寶座。

但是，愚蠢的袁術沒有利用好自己的實力擴充地盤，反而做起了當皇帝的美夢——稱帝！

結果可想而知，原本憑藉袁家四世三公名聲起家的袁術一下子落得個“逆賊”的罵名，原本忠於漢室的人才也紛紛離他而去。

於是乎，在曹操、呂布、孫策等諸侯的圍攻下，袁術兵敗被殺，從高高在上的第一諸侯落地身首異處，可謂是自尋死路。

曹爽拱手讓權

曹爽是三國時期曹魏政權的第三代領軍人物，明帝曹叡病危，拜曹爽為大將軍，假節鉞。與司馬懿併為託孤大臣。

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當時，曹爽有皇帝在手，其謀士大司農桓範勸其效仿先祖曹操將皇帝帶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爽居然決定放棄抵抗，向自己的政敵司馬懿投降，並上表皇帝，請求罷免自己。

結果，司馬懿在控制曹爽大軍後，在朝議中將曹爽定為謀反之罪，誅滅全族。

於是乎，原本權傾朝野的大將軍曹爽卻因為自己的愚蠢決定讓自己和整個家族遭遇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