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宣和書譜》譽其正楷為“翰墨之冠”。清代郭尚先評價：“《醴泉銘》高華渾補，體方筆圓，此漢之分隸、魏晉之楷合併醞釀而成者。”

唐朝人才濟濟，寫字好看的人可不止歐陽詢一個，為什麼歐陽詢被譽為“唐楷第一人”，一千多年後，大家依然要臨他的字呢？

因為歐陽詢不僅字寫得好，還善於從實踐經驗中總結理論知識，對自己的技巧不藏不掩，寫有《傳授訣》《用筆論》《八訣》，比較具體地總結了書法用筆、結體、章法等書法技巧和美學要求。

在他之前，最著名的理論當屬永字八法，傳說由王羲之所創（也有說是智永/張旭），我們來感受下“書聖”的書寫秘訣：

書聖就是書聖，境界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樣，技巧之簡潔凝練，對於理解能力差點的，說了等於沒說……相比起來，歐陽詢的《八訣》就平易近人多了：

他寫給善奴的書法秘訣，講得更細

“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思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被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痴；又不可瘦，瘦當枯形，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

從中可見歐陽詢對寫字有許多的要求，字的結構要四面分佈均勻，不能匆忙，不能緩慢，不能瘦，也不能肥……（宋徽宗的瘦金體為什麼不火，或許就是太瘦）

他還寫了篇《用筆論》，借無名公子闡述了用筆的講究：

“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

用筆的方法，筆要緊握低捏；

“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難討。”

按照字的態勢，隨其巧妙變化，藏鋒不露，收筆難尋。

這種嚴謹的匠人精神，按今天現代人的思維，完全就是來自處女座的完美主義。

唐代書法極其講究法度，而歐陽詢是其中的典型，以至於後來宋人為書法總結了36條技巧，即《三十六法》，因為總體思想還是歐陽詢的那一套，後世將《三十六法》也歸錄到了歐陽詢的理論裡。

說歐陽詢書法開闢唐楷典範，我個人認為歐陽詢是唐代偉大書法家之一。他所處的特殊歷史地位和巨大書法成就，決定了他非常先賢地位。我們從歷史地位來看歐陽詢：歐陽詢在隋代已經是朝廷重要的官員了，這時候的楷書，絕大部分還有隸書的的一些“尾巴”，這些楷書比較像後來所謂的“魏碑”。隋代的《蘇孝慈碑》和《董美人墓誌》就是有這種特色的墓誌書法。

歐陽修青年時代在南朝渡過，他的保護人江總是南朝著名文學家。江總出名很早，回來寫文章很少，我們就說他的才能不行了，成語“江郎才盡”說的就是他。但是，最為一個文學家，他不寫文章，不等於他的才能不行，更不等於他的文化素質不行。歐陽詢跟著江總刻苦學習所以才能最後成為有很高學術造詣的書法家。

不過，歐陽詢的書法，也未能免俗，他在南朝與隋代交替的時代，他的書法並不是我們想象中學習王羲之書法，然後有所創新。他的基礎書法還是南朝流行的隸書。同時，他也學習大眾，學習了南朝時代流行的新體書法。我們不妨就叫“魏碑”好了。

所謂的“魏碑”實際上還是楷書，是隸書的進一步改革。只是，有些沒有留下隸書的尾巴，有些有明顯的隸書尾巴。歐陽詢就是處於中國書法鉅變的時代而產生的偉大書法家。

在歐陽詢這個時代，隸書基本上已經完成歷史使命，處於退出歷史舞臺的時代，同時，書法也處於趨於統一向楷書發展的階段。歐陽詢追求歷史的潮流，熱情研究楷書的寫法。

首先，他走出了隸書時代，追求楷書。第二，他博採眾長，對“魏碑”進行了改造，剔除了魏碑書法不合理的成分，為唐代書法奠定了樣板的基石。歐陽詢去世之年寫的最後一個書法作品《李譽碑》。我們完全可以說，歐陽詢的書法，已經橫掃六朝的俗氣，把漢字的楷書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進入唐代的歐陽詢已經五十多歲了，他的書法也非常成熟了。

在唐太宗時代，書法方面，歐陽詢明顯是第一的地位。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隋唐交替時代，並沒有書法上具體的要求。國家完全按照社會自然的發展選擇來認可書法的。這時候，隸書基本上完全退出歷史了，而楷書在普及。

因此，從唐朝開始興起人人學楷書的熱潮，於是造就了很多楷書大師級人物，如後來的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智永等都在歐體基礎上創新楷體。乃至今天歐陽詢的“歐體”還被中小學生學習，被書法愛好者臨帖學習的樣本。他的楷書造詣還是比較深遠的。

唐朝的褚遂良的巜雁塔聖教序》是中國書法史上楷書發展史的里程碑的典範。更具有高古意味。

書法的真正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有一定道理，但並不絕對。

我們知道歐陽詢之所以會有今天如此之高的評價，在於他書法的集大成。

歐陽詢本人出生於中國的南北朝時期（557年），因其較後世書家最為年長，故後人將他譽為初唐四家，即：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首，同樣也是名列楷書四大家（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之首，可說其書法對後世影響極其深遠，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書法中存在著兩種風格與趨勢：其中第一種是一六朝名家書法為代表的帖學，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這一派書法多帶有濃厚的貴族氣息，這是需要極其深厚的功底和家傳筆法才方可體現的。故對於普通的學書者是難以學到其精髓的。而此時另外一種風格則是以北朝魏碑為代表的碑學。這種書法大多直接課於石碑之上，以刀代筆，字裡行間處處體現著刀味，靠其拓本流傳於世。簡而言之，這兩種不同的風格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階級和審美，其中帖學代表著貴族階級，屬於名家體系；而碑學書寫者多半是當時的無名氏，代表著一種非名家體系。

在後期由文官主導的中國審美中，其越來越傾向於名家體系，而非非名家體系的書法，故帖學在長時間內得到了極高的推崇，有學者認為唐楷取代了魏碑，但其實並不盡然——因為唐楷與魏碑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取代與被取代，而是一種有機的繼承與融合。

在晚期的魏碑中（如《董美人墓誌銘》，圖一）中可以看出明顯體會到魏碑向楷書轉變的影子。《董美人墓誌銘》中已經沒有了早期魏碑（如《張猛龍碑》，圖二）那種古拙老辣之感，反而多了一絲秀麗與柔美。且在那時，楷書早已高度成熟（如隋代寫經，代表為《大般涅盤經》，圖三），這也為後世唐楷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在被譽為“唐楷之冠”的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中，我們能看到其是如何將魏碑的筆法融入唐楷並創造出一個新的高峰的（圖四）：在其中，他將魏碑的剛勁與楷書（帖學）的圓轉相互融合，取二者之長，開闢了一種影響後世數千年的書風。可以說歐陽詢在書法史上，尤其是在楷書發展史上是一位具有承上啟下的人物。但其成就並非來自於橫掃或推翻前代書風，而是在不斷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