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嚴刑酷法，橫徵暴斂，引起天下大亂。秦亡以後，楚漢爭霸，連年戰火，民眾過著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的悲慘日子。

《漢書》“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皇帝連四匹顏色一樣的馬都坐不上，將相只好以牛車代步。

面對這樣的局面，漢高祖和惠帝執行了休養生息的政策，推行黃老之術，無為而治。

文帝繼位時，中央政局在諸呂之亂後的動盪後，地方諸侯實力強大，經濟剛從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國家貧困，民生艱難，外部匈奴不斷南下侵擾。

漢景帝繼位後，國內經濟發展，局勢穩定，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成了當務之急，地方諸侯跨州連郡，富甲天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七國之亂平定後，諸侯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削弱割據勢力，繼續推行恢復發展經濟，推行黃老之術。

直到漢武帝劉徹時，才改黃老之術為獨尊儒術，刻意進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

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文帝劉恆，再到漢景帝劉啟，面對當時內部經濟凋敝，局勢動盪，外部匈奴不斷威脅，採取黃老之術，無為而治，韜光養晦的國策，是當時歷史條件的一種必然選擇。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庶民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並且建立這個帝國的大多數的人都是底層人物，如漢高祖劉邦，秦國亭長出生。

漢初兩名相蕭何、曹參和劉邦一樣都是沛縣的低階公務員，而大將軍韓信，窮困時全靠朋友接濟才有飯吃，謀士陳平則出生屠戶，還有異姓王英布、彭越等當過賊寇。

秦末戰亂之後，修養生息政策的實行需要一套理論來展開

這些起於草莽的英雄好漢都被秦朝嚴苛法律毒害過，於是在立國之初這群政治團體，就迫切的尋求一種不同於秦國的另一條道路。

在立國之初，劉邦繼承了秦帝國的那一套中央“三公九卿”和地方“郡縣鄉里”的制度。但是在選擇郡縣制還是分封制時，劉邦猶豫了。

在他之前，即有春秋那種諸侯做大後完全不受中央管轄的混亂局面出現，也有秦國亡國之時無一秦王皇室出兵相助的悲哀。

於是為了避免這兩種情況的發生，劉邦採取了折中主義，即郡縣制分封制同時實行，這一套“一國兩制”的制度確實當年最好的妥協方案，畢竟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

同時，劉邦鑑於秦行峻法二世而亡的慘劇，主動拋棄了法家的理論與政策。於是漢初之時就急需一套有著儒、法、道三家所長的治國理論來支撐國家建設，而黃老之學剛好合適。

黃老之學的起源及實施

黃老之學起源於齊國的稷下學宮，這個學派的思想以道家為主，以儒、法為輔且主張“清淨無為”。他們認為“無為而治”才能滿足廣大勞動人民反對暴政，渴望安定的迫切需要。

黃老之學的主要推行者是丞相曹參，曹參早年就以在齊地實行“黃老之學”而使齊國大治而聞名。而在蕭何死後，曹參被調到了中央任丞相，仍然奉行清淨無為思想，正所謂“蕭規曹隨”，“舉事無所變更”，蕭何立下的規矩他都沒有改動。

但是所謂無為而治，並不是不作為，只是劉邦、蕭何時代的政策方針不作大的修改，給民眾適應的時間。就如當時民謠所傳唱一樣，“

蕭何為法，講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

正是“黃老思想”的實行讓人民得以修養生息。

自劉邦之後的惠帝、呂后時代都奉行“黃老思想”，並且這個治國理念一直被傳承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同時”黃老思想“也是“文景之治“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據史料記載“文景“之時“

“風氣篤厚, 禁網疏闊, 刑罰大省（《漢書漢書刑法志刑法志》）”甚至“斷獄四百, 有刑錯之風焉. ( 《資治通鑑· 漢紀》 ) ”。

同時“黃老思想”帶給漢政府的還有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治國方針，漢文帝時期的賈誼和漢景帝時期的晁錯都認為農業修養生息幾十年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賦稅徭役過重，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二是背本逐末，說到底還是政府對農業的優惠力度不夠，正如晁錯所說：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於是漢文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改漢高祖的十五稅一為三十稅一，並且人口稅也從每人120錢減到了40錢，而且徭役也從每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

黃老之學的影響使漢王朝在漢景帝時達到了鼎盛時期

這些惠民政策的出臺，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要交的稅少了，也就有了更多的糧食，也就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這對西漢初年的人口恢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並且與匈奴的和親政策使得海內宴平，人民富足而安定。

漢景帝即位後仍然遵循著漢文帝的各項政策，直到漢景帝晚年時，漢帝國達到了全盛，國家空前富庶，人民空前富足。

《史記》中的“京師之錢累鉅萬,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就是對那個時期的最好描述。

漢武帝

正因為黃老之學對漢初的影響，使得漢帝國曆經七十多年的修養生息。在這七十多年中所積聚的國力也使得漢武帝有底氣與匈奴開戰。

而漢匈之戰的巨大勝利，打出了漢王朝的精氣神，使得漢成為了我們民族永遠的名字。

漢初推崇黃老思想，為恢復社會經濟復甦，國家的長治久安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黃老思想主張無為之治，所謂“無為”，並非真的是什麼都不作為，而是用“無為”的態度治理國家，朝廷無為，百姓自治，君主不與民相爭。換言之，順應自然規律，不做違背自然規律的事，從而達到社會有序發展的目的。

秦末天下大亂，劉邦在沛縣起兵，先是與各路諸侯一起推翻暴秦，被封為漢王，之後又在楚漢之爭中取勝，建立漢王朝。新生的漢朝是一個殘破不堪的王朝，秦朝苛政，大興土木，濫用民力，推行酷法，壓在百姓身上的大山早已超出百姓能夠承受的能力。反秦3年，楚漢之爭4年，更是將百姓帶入水深火熱之中。國家統一之後，亟需一系列措施安撫百姓，與民休息，恢復社會經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們總是喜歡在反思歷史的基礎之上改進革新。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西漢建國，留給劉邦能夠借鑑的朝代只有秦朝。所以，劉邦想要恢復經濟，穩固統治，就必須反思秦亡的原因，吸取秦亡的教訓。秦始皇推行法家治國的路線，大搞嚴刑酷法，刑法苛刻，搞得人心惶惶。出身草根的漢高祖劉邦親身經歷了秦朝統治下的社會黑暗，必定會對法家治國的路線持以否定態度。同時，秦朝剛剛滅亡，暴秦給百姓帶來的迫害依然是壓在百姓心中的大山，繼續實行法家治國的治國方針無異於讓已經滅亡的秦朝繼續延續，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有害無益的。所以，無論出於個人情感還是國家需要，劉邦都不會選擇法家。

在特定的時期適合特定的治國方略。正如漢朝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國家的經濟得到發展，百姓安居樂業，腐敗奢華之風盛行，“無為”的治國策略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國家亟需新的思想重振朝氣，加強中央集權，所以，漢武帝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的側重點是教化百姓，加強中央集權，在當時的情況並不適合國家需要。

而黃老之學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內涵，主張清靜無為，儉樸寡慾，恰好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求。所以，漢初推崇黃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