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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羈遊書生

    胡適曾經說:白話是活的語言,文言是個半死的語言。

    “我認為語體(白話)是活的語言,而文言半死的緣因,就是文言裡面有許多現在仍在通行的詞彙,同時也有些已經廢棄不用的詞彙。例如:

    ‘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騎馬’仍是日常用語,‘乘馬’就是個死詞,事實上已經不通用了。”

    胡適認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趨勢”,這是歷史的事實。他將新文學的中心理論歸納概括為兩點:

    1.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他將中國文學分成文言和白話兩種。)

    2.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即文學內容的改變)

    “白話”是一種“通俗文學”。一種“通俗文學”之興起一定先要有個需要這個通俗文學的社會。這個社會之形成在歐洲歷史上便是那文藝復興前後,一時並起的以小手工業為主體的小城邦。在城邦內聚居的小業主和技工頭所形成的受有起碼教育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才是通俗文學發芽滋長的土壤。歐洲的通俗文學便是從這塊土壤上長出來的。沒有“城市居民”的純農業社會,通俗文學的滋生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同樣性質的城市之普遍興起(著重“普遍”二字)是南宋以後的事。在此之前的農業大帝國內,“城市居民”的比率太小。社會上的主要構成階層是有閒階級五穀不分計程車大夫(多半是地主)和胼手砥足毫無教育的農民。農民沒有太多受教育的機會,對通俗文學也就沒有強烈的需要。文學欣賞也就變成士大夫階級的清玩了。加以“天子重英豪”的政治鼓勵,“秀才只為財”,因而我們這個偉大的文物之邦裡的“文物”也為上層計程車大夫階級所專享。寫起詩文來,原是“士大夫寫給士大夫看”,又有什麼死活之可言呢。

    可是南宋以後,人民經濟生活有了重大改變,通俗文學也就隨之而起了。從這點上看,胡適認為的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趨勢”,也就說得通了。

    而非要說文言和白話文兩個比哪個好,實在也沒有什麼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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