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點校《史記》，其中頗有故事。據趙守儼先生的回憶，最早是毛主席指示點校“前四史”，後來經過吳晗、齊燕銘、金燦然同志共同商量，擴大為點校全部“二十四史”。可以說，點校“二十四史·《清史稿》”這一系統工程是逐步推進的。《史記》點校由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負責，並經著名出版家、文獻學家宋雲彬先生重新確定體例。這就是現在看到的點校本《史記》。
點校本保留了歷史上“三家注”與正文合刊的體例，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附於正文之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這一體例始於北宋）。每一卷之後還附有校勘記。
二位大師級學者的點校之用心，在今天看來仍然令人肅然起敬。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盡徵其材人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據辛德勇的研究，其雖然在校勘記中並未指出究竟參考了哪家說法，實際上卻是參考了當時已經點校出版的《資治通鑑》和明人凌稚隆輯、李光縉增補的《史記評林》，可見治學態度之嚴謹。
正是顧頡剛先生通貫四部的學養，確保了《史記》點校的高質量，又經宋雲彬先生重新確定體例，點校本《史記》在當時和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代表了《史記》點校和的最高水平。
2、新世紀，由於出土文獻、海外寫本的陸續出現或迴歸，加之學術研究的持續推進，學界認為很有必要對原點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進行修訂。在這樣的條件下，由著名文獻學專家南京師範大學趙生群教授負責主持《史記》的修訂點校工作也就應運而生。
點校修訂本《史記》相對於舊標點本具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新的重要材料，為校勘記的改動和補充提供了重要依據；標點方面也有所完善。例如《史記·孝文字紀》“乃命宋昌，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校勘記就指出據日本東北大學藏古寫本《史記》殘卷增補出了“六乘”二字，並與《史記·呂太后本紀》《袁盎晁錯列傳》《漢書·文帝紀》《漢書·袁盎傳》相互印證。又如標點，《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舊本將“子辛”看作是人名，實際上標點應改作：“帝乙崩，子辛立。”“子”是兒子之義，“辛”才是人名。
點校修訂本與舊點校本一個巨大的優勢還在於，在點校完成之後，還向學術界和社會廣泛徵求意見，在原有基礎上又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中華書局的精裝和平裝兩個版本的《史記》點校修訂本，其實內部有很多地方都是不同的。
3、《史記會注考證》是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著作，也是日本《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瀧川資言，名瀧川龜太郎，字資言，號君山，以字行。瀧川氏是日本島根縣人，出身士族，是世界知名的漢學家，其《史記會注考證》自出版以後，以資料齊備、網羅鴻富而廣受好評。
瀧川氏的《考證》是迄今為止蒐集資料最為鴻富的《史記》注本，是研究《史記》非常重要的參考書。一般《史記》版本往往只是收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收錄了三家注以降中日有關典籍一百二十多種，並相當系統的綴輯、辨析了眾家成果，節省了讀者翻檢群書的巨大辛勞，為讀者研讀《史記》提供了極為難得的便利條件
瀧川氏的著作具有其自身的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針對著名的“三家注”進行了大量的補證。其一是《考證》重視地理的解釋，對書中每一地名都儘量注出當時的今名或者今時的方位。比如《五帝本記》：“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逐鹿之野。”《考證》雲：“涿鹿，今直隸宣化保安州南。”其二是重視文獻材料的來源，跟三家做比較，凡能註明出處的都儘量註明出處。比如，在《五帝本紀》“成而聰明”之下，《考證》雲：“以下采《五帝德》”。這些對於深入研究《史記》跟以往典籍的關係，很有幫助。並且《考證》還繼承了日人對於《史記》文學性重視的傳統，對《史記》的藝術性、文學性進行了言簡意賅的評價，如《考證》說：“陳勝曰：‘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漢高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之！’三樣詞氣，三樣筆法，史公極力描寫。”可以說得中國古代評點之神髓。
因此閱讀和研究《史記會注考證》，對於史學、歷史地理學、文學、文獻學、文章學、文學批評等多個領域都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上述領域愛好者不應錯過的好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過瀧川資言、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2015年，該社又出版了楊海崢的整理本《史記會注考證》，有專名線，比此前各種影印本便讀。
4、《全注全譯史記》是為適應白話文閱讀及需求而推出的一個本子。1980年代，由著名學者吳樹平牽頭，彙集了社科院、北京大學、中華書局等國內十餘所科研院校的數十位知名專家，歷時十餘年將這一鉅著譯成白話文。不少專家學者都是先秦秦漢史、古文字領域的頂尖學者，如劉起釪、裘錫圭、李零等。
《全注全譯史記》對於《史記》中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進行了詳盡地註釋，吸收了當時最先進的學術成果，並以明白曉暢的語言進行了表述。例如對於“夏”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全注全譯本就採取了相當謹慎的態度，文中註釋說：
迄今為止，我們對古人盛傳的夏代的認識，仍然停留在零星的傳說上。目前，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根據古代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帶晉南、豫西，尋找揭示夏人社全面貌的遺址、遺物。在未獲得足夠的實證之前，對夏代的歷史尚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
這種科學的態度，對於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又如談及扁鵲時，引用了漢畫像石資料：“山東微山縣兩城山出土的漢畫像石所繪扁鵲，其身半人半鵲，持砭石治療病人，就是反映的傳說時代的神醫扁鵲形象。”這對於瞭解秦漢時代的風俗也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在經典普及工作中的貫徹。全注全譯本採用了大量的新資料和最新成果，對於學術研究和一般愛好者都是極好的讀物。
5、此為《史記》研究名家韓兆琦先生的所選的一個選本。從《史記》的各個篇目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內容進行譯註。註釋言簡意賅，譯文精美，且在每篇之前均有導讀，其中可以看出作者選取內容的思考和對於《史記》寫作的認識。
例如《五帝本紀》，作者認為司馬遷選取黃帝作為全書的開始，實際上是為了將上古的顓頊、帝嚳、堯、舜、禹，春秋戰國時代的秦、楚、吳、越以及周邊少數民族如匈奴、東越等都說成是黃帝子孫，從而確定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將華夏與周邊各少數民族確立為兄弟關係，這種看法是十分正確的。又指出他選擇堯、舜作為選本中的內容進行詳細譯註，原因是堯舜既是儒家的聖人，又是司馬遷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寄託，這一看法細膩地從司馬遷的個體生命歷程出發，對於理解歷史中的司馬遷也具有重要意義。
在譯文上，作者既忠實原文，又在原文上有所發揮，使得譯文通暢而又具有文學性和可讀性。如“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譯文：“帝堯，名放勳。他的仁德有如蒼天，覆蓋大地；他的智慧有如神靈，無所不曉。人們對他的歸附，如同葵花向陽；人們對他的期盼，有如大旱之望雲雨。”增加了“覆蓋大地”、“如葵花之向陽”這樣的字句，使得整個長句整飭，又行文自然，富有文彩。非常適合閱讀。
1、關於點校《史記》，其中頗有故事。據趙守儼先生的回憶，最早是毛主席指示點校“前四史”，後來經過吳晗、齊燕銘、金燦然同志共同商量，擴大為點校全部“二十四史”。可以說，點校“二十四史·《清史稿》”這一系統工程是逐步推進的。《史記》點校由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負責，並經著名出版家、文獻學家宋雲彬先生重新確定體例。這就是現在看到的點校本《史記》。
點校本保留了歷史上“三家注”與正文合刊的體例，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附於正文之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這一體例始於北宋）。每一卷之後還附有校勘記。
二位大師級學者的點校之用心，在今天看來仍然令人肅然起敬。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盡徵其材人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據辛德勇的研究，其雖然在校勘記中並未指出究竟參考了哪家說法，實際上卻是參考了當時已經點校出版的《資治通鑑》和明人凌稚隆輯、李光縉增補的《史記評林》，可見治學態度之嚴謹。
正是顧頡剛先生通貫四部的學養，確保了《史記》點校的高質量，又經宋雲彬先生重新確定體例，點校本《史記》在當時和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代表了《史記》點校和的最高水平。
2、新世紀，由於出土文獻、海外寫本的陸續出現或迴歸，加之學術研究的持續推進，學界認為很有必要對原點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進行修訂。在這樣的條件下，由著名文獻學專家南京師範大學趙生群教授負責主持《史記》的修訂點校工作也就應運而生。
點校修訂本《史記》相對於舊標點本具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新的重要材料，為校勘記的改動和補充提供了重要依據；標點方面也有所完善。例如《史記·孝文字紀》“乃命宋昌，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校勘記就指出據日本東北大學藏古寫本《史記》殘卷增補出了“六乘”二字，並與《史記·呂太后本紀》《袁盎晁錯列傳》《漢書·文帝紀》《漢書·袁盎傳》相互印證。又如標點，《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舊本將“子辛”看作是人名，實際上標點應改作：“帝乙崩，子辛立。”“子”是兒子之義，“辛”才是人名。
點校修訂本與舊點校本一個巨大的優勢還在於，在點校完成之後，還向學術界和社會廣泛徵求意見，在原有基礎上又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中華書局的精裝和平裝兩個版本的《史記》點校修訂本，其實內部有很多地方都是不同的。
3、《史記會注考證》是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著作，也是日本《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瀧川資言，名瀧川龜太郎，字資言，號君山，以字行。瀧川氏是日本島根縣人，出身士族，是世界知名的漢學家，其《史記會注考證》自出版以後，以資料齊備、網羅鴻富而廣受好評。
瀧川氏的《考證》是迄今為止蒐集資料最為鴻富的《史記》注本，是研究《史記》非常重要的參考書。一般《史記》版本往往只是收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收錄了三家注以降中日有關典籍一百二十多種，並相當系統的綴輯、辨析了眾家成果，節省了讀者翻檢群書的巨大辛勞，為讀者研讀《史記》提供了極為難得的便利條件
瀧川氏的著作具有其自身的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針對著名的“三家注”進行了大量的補證。其一是《考證》重視地理的解釋，對書中每一地名都儘量注出當時的今名或者今時的方位。比如《五帝本記》：“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逐鹿之野。”《考證》雲：“涿鹿，今直隸宣化保安州南。”其二是重視文獻材料的來源，跟三家做比較，凡能註明出處的都儘量註明出處。比如，在《五帝本紀》“成而聰明”之下，《考證》雲：“以下采《五帝德》”。這些對於深入研究《史記》跟以往典籍的關係，很有幫助。並且《考證》還繼承了日人對於《史記》文學性重視的傳統，對《史記》的藝術性、文學性進行了言簡意賅的評價，如《考證》說：“陳勝曰：‘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漢高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之！’三樣詞氣，三樣筆法，史公極力描寫。”可以說得中國古代評點之神髓。
因此閱讀和研究《史記會注考證》，對於史學、歷史地理學、文學、文獻學、文章學、文學批評等多個領域都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上述領域愛好者不應錯過的好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過瀧川資言、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2015年，該社又出版了楊海崢的整理本《史記會注考證》，有專名線，比此前各種影印本便讀。
4、《全注全譯史記》是為適應白話文閱讀及需求而推出的一個本子。1980年代，由著名學者吳樹平牽頭，彙集了社科院、北京大學、中華書局等國內十餘所科研院校的數十位知名專家，歷時十餘年將這一鉅著譯成白話文。不少專家學者都是先秦秦漢史、古文字領域的頂尖學者，如劉起釪、裘錫圭、李零等。
《全注全譯史記》對於《史記》中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進行了詳盡地註釋，吸收了當時最先進的學術成果，並以明白曉暢的語言進行了表述。例如對於“夏”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全注全譯本就採取了相當謹慎的態度，文中註釋說：
迄今為止，我們對古人盛傳的夏代的認識，仍然停留在零星的傳說上。目前，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根據古代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帶晉南、豫西，尋找揭示夏人社全面貌的遺址、遺物。在未獲得足夠的實證之前，對夏代的歷史尚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
這種科學的態度，對於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又如談及扁鵲時，引用了漢畫像石資料：“山東微山縣兩城山出土的漢畫像石所繪扁鵲，其身半人半鵲，持砭石治療病人，就是反映的傳說時代的神醫扁鵲形象。”這對於瞭解秦漢時代的風俗也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在經典普及工作中的貫徹。全注全譯本採用了大量的新資料和最新成果，對於學術研究和一般愛好者都是極好的讀物。
5、此為《史記》研究名家韓兆琦先生的所選的一個選本。從《史記》的各個篇目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內容進行譯註。註釋言簡意賅，譯文精美，且在每篇之前均有導讀，其中可以看出作者選取內容的思考和對於《史記》寫作的認識。
例如《五帝本紀》，作者認為司馬遷選取黃帝作為全書的開始，實際上是為了將上古的顓頊、帝嚳、堯、舜、禹，春秋戰國時代的秦、楚、吳、越以及周邊少數民族如匈奴、東越等都說成是黃帝子孫，從而確定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將華夏與周邊各少數民族確立為兄弟關係，這種看法是十分正確的。又指出他選擇堯、舜作為選本中的內容進行詳細譯註，原因是堯舜既是儒家的聖人，又是司馬遷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寄託，這一看法細膩地從司馬遷的個體生命歷程出發，對於理解歷史中的司馬遷也具有重要意義。
在譯文上，作者既忠實原文，又在原文上有所發揮，使得譯文通暢而又具有文學性和可讀性。如“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譯文：“帝堯，名放勳。他的仁德有如蒼天，覆蓋大地；他的智慧有如神靈，無所不曉。人們對他的歸附，如同葵花向陽；人們對他的期盼，有如大旱之望雲雨。”增加了“覆蓋大地”、“如葵花之向陽”這樣的字句，使得整個長句整飭，又行文自然，富有文彩。非常適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