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麼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淫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低頭受戮，還要說什麼“天子聖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最高統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願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儘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儘管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對國君的惡德劣行予以批評抵制，直言極諫；或勇於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於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麼，《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係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於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於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透過劉備“三顧”之誠和“先生不出，如蒼生何”的含淚懇請，才同意出山的。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將夏侯敦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將指揮權完全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後，諸葛亮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排程：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呼叫。”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後便“吃虧在眼前”，劉備自己也承認：“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乾脆代劉備作主，劉備儘管心存疑慮，也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並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後，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後的十二年間，儘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展經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係，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援，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後主卻聽信宦官傳奏的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僕射李福前去探望，並諮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禕為接班人，他又虛心採納，先後任命蔣琬、費禕為執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後，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後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今陝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甚至還沒死）便翻臉不認人的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樑，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裡，諸葛亮面見劉禪後，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託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問：“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最後，“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拜辭後主，復到漢中……再議出師。”劉禪則恭恭敬敬地完全聽其處置（第101回）。在這裡，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這哪裡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裡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願，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於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係，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又經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託了歷代志向遠大計程車大夫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係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嚮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係的否定和批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由此可見， “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麼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淫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低頭受戮，還要說什麼“天子聖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最高統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願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儘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儘管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對國君的惡德劣行予以批評抵制，直言極諫；或勇於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於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麼，《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係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於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於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透過劉備“三顧”之誠和“先生不出，如蒼生何”的含淚懇請，才同意出山的。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將夏侯敦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將指揮權完全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後，諸葛亮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排程：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呼叫。”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後便“吃虧在眼前”，劉備自己也承認：“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乾脆代劉備作主，劉備儘管心存疑慮，也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並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後，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後的十二年間，儘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展經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係，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援，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後主卻聽信宦官傳奏的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僕射李福前去探望，並諮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禕為接班人，他又虛心採納，先後任命蔣琬、費禕為執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後，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後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今陝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甚至還沒死）便翻臉不認人的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樑，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裡，諸葛亮面見劉禪後，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託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問：“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最後，“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拜辭後主，復到漢中……再議出師。”劉禪則恭恭敬敬地完全聽其處置（第101回）。在這裡，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這哪裡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裡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願，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於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係，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又經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託了歷代志向遠大計程車大夫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係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嚮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係的否定和批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由此可見， “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