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種鬆動.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鼓勵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實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

宋朝商業的繁榮有以下幾個表現：首先，城市商業繁榮。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長安城內市和坊的界限十分分明，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坊是普通的居民區，長安城內的街道整齊好像棋盤，又像菜畦。街道兩旁有濃密的樹木，道路下面有排水溝。街道上有熙熙嚷嚷的人們，還有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商人、留學生、使節。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兩旁和居民區都有商業活動，“坊巷橋頭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顯示出商業的高度繁華程度超過了長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到了南宋時期，當時的臨安城在商業繁榮呈上來講，與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形成了三級市場網路體系。宋代的商業繁榮不但體現在城市，而且表現在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上，小販、貨郎走街竄巷，活躍了農村市場，豐富了農民的生活，與此同時，宋代還出現了四大商業名鎮。商業的繁榮由城市擴充套件到了農村：形成了草市——市鎮——城市的市場網路體系。再次在貨幣領域裡，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最後，兩宋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到了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甚至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北宋的時候，西夏佔據了河西地區。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宋代對外貿易的重心不得不從路上轉移到了海上。到了南宋時期，割據東南半壁，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依賴海外貿易。

　政治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經濟的集中反映。宋代的科舉制度是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朝代。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商人中“有奇才異行”者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宋代的商業繁榮導致了商人數量的增加和經商階層的增多，甚至出現了“全民皆商”的景象，反映到了政治制度上，統治階級放寬了對於商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限制，反映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從中也可以反映出來兩宋時期商業的發展與繁榮狀況。

　　文化往往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的集中反映。城市裡面出現了熱鬧的瓦子。所謂的瓦子也就是來的時候瓦合，去的時候瓦解。瓦子的出現也可以反映出來宋代商業的繁榮成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宋代以前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在物質生活領域，到了宋代，商業活動已經由物質生活領域擴充套件到了精神生活領域。

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鬆動，除了國內商業的發展“清明上河圖”為據，還有海外貿易的進行“鄭和下西洋”為據密不可分。

宋朝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還有各種官窯民窯的陶瓷。無一不體現商業的發展迅速。

海外貿易發達，航海業、造船業突出，也五十多個國家通商，專門設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還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

宋朝的重文輕武政策，確實使商業活動得到廣泛的應用，對宋朝的經濟，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貢獻。

因為宋朝和之前的王朝不同之前的統一王朝大多具有內地十八省和遼東一帶作為領土而宋朝自960年陳橋兵變趙匡胤登基，再到1127年靖康之恥建立南宋，期間外患不斷同時主要經濟來源在於南方，南方已經脫離落後時代發展起來，水路發達便於經商，需要經濟發展帶動國力。

北宋時期，依然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但比前朝已寬鬆許多。

一是宋朝政府採取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實行“田制不立”，“不抑兼併”。宋初為削弱武官的權力，誘導他們“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

這一政策加速了土地的流轉，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農業生產效率隨之提高，從而為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宋朝經濟發展的物質基底——礦業、手工業（紡織業、制瓷業等）異軍突起

1、北宋礦業

北宋時期全國發現金屬礦藏數量達到 270 多餘處，比唐朝增加100 多處。金、銀、銅、鐵、鉛、錫、煤等是北宋主要的礦產。

仁宗時期，每年金產1 萬 5 千多兩、銀產量21． 9 萬多兩、鐵產量 724 萬斤，鉛產量 9 萬多斤、錫產量 33 萬斤。

2、手工業

宋朝的絲線、麻、毛紡織業也很發達。

毛織業主要分佈在西北地區，紡織業在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等地甚為流行。

紡織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配套的印染業的發展。

宋朝官窯、民窯在全國範圍內遍地開花。宋朝瓷器生產地主要包括七大名瓷窯:定窯(河北曲陽)、汝窯(河南汝州)、鈞窯(河南禹州)、官窯(河南開封)、哥弟窯(浙江龍泉)、景德窯(江西景德鎮)、建窯(福建建陽)，和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瓷器都很精美，各具特色。

宋朝瓷器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交易物品，遠銷海外。

所以，宋朝重農抑商政策鬆動是有經濟原因的。

我們換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先說結論：

權力越是集中，帶來的結果就越是重農抑商、權力越是分享，帶來的就是商業的飛速發展。

大家別笑。宋朝是唯一一個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的時代。

1、聊下權力執行的基本邏輯——確定性

越是集中的權力，越是要一個確定性的結果，舉兩個例子

a、蘇聯，我相信可能再也沒有比他更集權的政府了。計劃經濟他就是集中性權力帶來的一個邏輯怪圈產物，權力越集中——>權力越需要確定性——>限定清楚啥可以做，啥不可以做——>商業（帶來不確定性的）越被抑制——>穩定的財政（越需要確定性經濟）——>向後看（農業）、向前看（蘇聯玩法）

b、中國，中國是一個奇蹟，中國政府的成功，他只堅持做到了，不管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這個邏輯很簡單。就是人民先去做，做成了加以追認。做敗了（不犯法）不追究。所以民間活力極大（商業氛圍就濃厚）。

2、宋朝皇帝的權力結構

宋朝皇帝的權力行使分為兩大型別，一個是制度的皇權（皇帝+士大夫）非常強大，另一個是皇帝個人的皇權是被壓制的很厲害（皇帝個人想為所欲為，基本辦不到，大臣直接和皇帝頂，然後不辦事）。

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包括種地的農民、做生意的商人，這些人參與分享了（制度性）皇權，當然要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分享的權力帶來分享的經濟。商業自然有活力！

所以，商業發達！但是就整個封建皇權來講，依然是集中的權力，所以這樣的結構最多也只能限定在某個範圍，即商業政策進行部分鬆動。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要錢賺。

眾所周知，有宋一代中國古代歷史上進入了經濟繁榮的巔峰期，而宋代經濟的良好發展又與其大力扶持的商業經濟密不可分，那麼，宋代為何會動搖農業國本而重於商業發展呢？

其實宋代重農抑商政策的鬆動與其前朝大唐王朝有著直接的聯絡。我這裡所指乃是唐王朝土地制度的變革，尤其是在唐中期均田制的瓦解下，農民與土地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大大減輕，取而代之的便是允許農民土地買賣的兩稅法，農民大規模的賣田進入城鎮生活發展，從事攤販買賣和僱傭勞動，所以便有了整個社會商業經濟的繁榮。到了宋王朝內憂外患的國情下，農業發展水平顯著提升，而國家財政異常緊缺，便有了官府扶持商業促進稅收收入之舉，而與此同時進城務工的農民轉行從事商業也得到了可觀的收入，政府每年的歲入超過三分之一來源於商業稅，所以在民間和官府互相得利的情況下，宋朝的經濟政策趨向於鼓勵經商、自由買賣，並且對土地兼併的現象並不抑制，因為當時的土地兼併並不會對農民階級產生較大影響，百姓生存職業的選擇性更為多元化。

唐宋時期，中國曆經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商業社會的變革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客觀上極大刺激了民眾的物質需求，利潤豐厚的從商便成為了百姓和官吏趨之若鶩的高收益職業，整個社會商業活動蔚然成風，這既是國家政策的順勢而變，也是時代發展程序的必然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