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開始寫作的時間是進入大學，是從進入大學的圖書館開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喜歡王小波，寫了很多文章。而後的一段時間，我把我寫作的文稿拿給我的一個老師看。令我十分驚訝的是，她對我的大部分文章都讚賞有佳，唯獨對我原本十分看好的一篇關於王小波的評論文章提出嚴厲的批評。

那個時期我十分喜歡王小波的文章，為了寫好那篇評論文章，我甚至專門去書店把王小波的文集購入囊中。對於一個平時十分清貧的大學生來說，這樣奢侈的購書經歷自然十分的少見。所以可想而知我在這篇文章中傾注了多少心血，但是獨獨就是這篇文章遭到了否定。我自然十分的不悅，但是我當時可能覺得我的老師根本對王小波不瞭解所以才這樣妄下定論，所以我後來又把王小波的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拿給她看，希望她從中給我文章一些認同。但是更沒有想到，過了不久，我的老師主動約我談談。我以為她可能對我的文章有新的認識，興沖沖感到她的辦公室，卻看到她嚴陣以待，很嚴肅的表情給我談話。我有些忐忑不安的剛剛坐下來的時候，她開口就說，以後最好不要讀王小波的作品，這種人寫出的東西怎麼能模仿呢。

說著她還翻開我拿給她的那本《沉默的大多數》，裡面很多地方都摺疊做了記號，她指著書中的某個段落說，一個作家怎麼能這樣寫東西呢？竟然把自己早年偷偷的拔別人腳踏車的氣門芯事情寫出來宣揚，而且還對此洋洋得意。最後她用一種總結的口氣說，這樣沒有道德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怎麼可能是一個高尚的作家！而且他的文體十分的散漫，大都是廢話，語義重複不說，宣揚的都是很多低俗的價值觀，我希望你不要學習這樣的寫作，多學些古典作家，模仿他們的寫作，諸如此類。當時的我被她溫柔的訓斥弄的無可辯駁。但是我突然又有了一些慶幸，我慶幸的是當時並沒有把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拿給她看，否則一定加上一條看淫穢小說的罪名。

在這裡我提到了我的老師。我需要說明的是，我始終對我的這位老師充滿敬意，她實際上是我大學期間最尊敬的一位老師。所以儘管我不能同意她當時對王小波的一系列批評，但是我已經意識到我們對寫作本身有不同的認識。在我的老師看來，寫作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我們透過寫作發掘、傳遞、宣揚乃至說教真理，透過寫作提高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我們要在寫作上作一個社會的楷模，給社會發展一種良性的引導。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她不允許我們在寫作中犯錯，不允許寫作中的不道德，不允許在寫作中宣揚一種純粹個人的價值觀，要把寫作的神聖義務貫徹到底。而在當時的我看來，寫作就是一種純粹私人的事情，寫作的痛苦，寫作的愉悅都與個體有關。我無法把寫作當作一種教化和宣揚某些社會理念的手段。我所“能寫的”和“想寫的”無法統一。我所能寫的無非是從我的一個個體出發，講述我一個人和我背後透過有限的閱讀積累起來的故事；而我想寫的則實在太多，已經脫離了我個人所能承擔的範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喜歡王小波。

王小波生前很看好自己的小說，而不是自己的雜文。但是被公眾迅速接受的卻是他的雜文。實際上這並不奇怪。對於王小波來說，寫小說是純粹私人性的一面，他喜歡在自己的小說中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虛構，在他的小說世界中，虛構等同於現實。而在進行雜文書寫的時候，他所顯示出的是他公眾的一面，需要承擔道義和責任。但是正如“能寫的”和“想寫的”總不統一，長期形成的焦慮和分裂讓他不堪重負。

《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編，把王小波的雜文一度推向公眾前臺的朱偉先生就曾披露，王小波寫雜文後來無法忍受自己寫作方面靈感的枯竭而痛不欲生。我認為，正是王小波被看好的雜文害了他，他實際上嚮往的還是那種寫小說的生活。他生前實際上很想從公共寫作領域中退回到私人的寫作領域。但是，他的公共寫作或者說雜文寫作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讓他無法退縮。自己“能寫的”和自己“想寫的”始終無法統一的時候，這種寫作過程中的分裂同樣會導致精神和肉體上的分裂，這個還沒有來得及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人就這樣在痛苦中悄無聲息的離去了。

讀了錢理群：《魯迅拒絕收編，同時也絕不收編我們》後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王小波寫的雜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當魯迅作品從教材中日益消失的時候，北大錢理群教授卻依然在魯迅思想中尋求借鑑，確實是保持了文化精英的獨立性。

魯迅教會了人們質疑的精神，存在即合理是一個哲學命題。但存在的真的是合理的嗎，比如畸高的房價，站在我們收入的角度我們真的負擔得起嗎。房產的金融屬性註定房價承擔了太多貨幣蓄水池功能。個人的理性抵抗不了集體的非理性，事實證明過去10幾年最好的投資標的就是一線城市的房地產。但目前投資房地產站在魯迅質疑的視角是需要謹慎的選擇了，這個市場還能持續繁榮下一個10年嗎。最近融創接手萬達的70多個地產專案成為了熱點，背後的邏輯孫宏斌認為調控對高階市場的影響會很小。

瞭解王小波是過去讀了他的雜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文章透露出來的戰鬥精神深深吸引了我。最近開始用亞馬遜電子書讀《王小波全集》才真正走進了他的精神世界。做為老三屆的一員王小波經歷了上山下鄉，豐富的生活閱歷對他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透過與李銀河博士社會學研究，他發現了中國存在同性戀現象，這一研究成果當時引起廣泛質疑，不向當時學術權威妥協是王小波很了不起的地方。

從魯迅到王小波我發現真正的勇士是無所畏懼的，知識是一個人從感性走向理性的橋樑。質疑存在即合理這一論題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

文學和愛情，這是在談到王小波時不得不說的兩件事。義大利人安德烈拍攝的王小波生前唯一的紀錄片裡，王小波提到了自己喜歡的作家是卡爾維諾和尤瑟納爾，《萬壽寺》的開篇更是提到了莫迪亞諾，由此可見在王小波的文學譜系裡，西方文學的影響是大於東方文學的。

性和政治，這兩樣充滿禁忌意味的主題，是王小波涉及最多的，這也導致了他的作品在他生前非常難以發表，重要的小說被諸多雜誌退來退去，最終竟也因為當時無法發表而得以保全了原本的面貌。

文學評論家李靜，曾經做過王小波的編輯，她有個說法很能概括王小波的小說特點，她說王小波基本上是一個“形而上”的作家。他早年的作品，一直到《地久天長》時期還依靠生活經驗，到了後來，比如《黃金時代》《革命時期的愛情》雖然有早年生活的影子，但是他對生活的觀察是用透視眼的，用思想去透視。《尋找無雙》就是典型的例子，宛如迷宮的故事設定裡，充滿對歷史和現實的隱喻和思考。

說到愛情，小波走了，李銀河也有了自己新的幸福，但因為《愛你就像愛生命》這本書，我們得以瞭解那樣一段浪漫的感情。有人問李銀河，王小波寫過的這麼多情話裡，最讓她感動的是哪一句？李銀河說，有一回去南方出差很久，王小波跟她說，“你快回來吧，你一回來我就要放一個震動北京城的大炮仗。”童真的王小波。所有的王小波的小說裡，也都有一個底色，那就是浪漫。

還有值得一提的同性戀研究，社會學研究是李銀河的工作，但王小波也參與其中，我們後來讀到的《東宮西宮》，對同性戀者的心思把握之細膩，細節捕捉之準確，也正是來源於此。現在人們感嘆李銀河出言“尺度如此之大”之時，可能忘記了，也正是這樣的思想活躍度，才能跟王小波並駕齊驅，他們當時生活的房間不大，倚著牆擺著兩個桌子，李銀河和王小波就那麼並排坐著，各自工作。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應該從他的書開始說我第一次讀王小波的書是《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這本書讓我看到了他思想的獨立性。讓我看到王小波對自己的思考，對社會的思考。

一個文學家如果不考慮社會，只考慮文學，那他是自私的，而王小波考慮的是整個社會，他敢說，說出一切不公平的事情。

從黃金時代我們可以看出，王小波對文革時期的批判與諷刺。他用文學向那個時代的不公平發出自己的聲音。在他一生的黃金時代，他想吃想愛想成為天上的雲。但是因為文革，那隻能放棄。但是他把這一切都用文字記錄下來

白銀時代，未來的世界是銀色的，是王小波當大學老師的時候經常告訴他的同學的一句話。

未來世界中的“數盲”完完全全就是在諷刺當時的大躍進，讓所有隻知道數字的人當領導，什麼都是數字，但是對數字又沒有一點概念，

還有黑鐵時代，讓所有有知識的人都關在一個籠子裡，以此防止他們暴亂。真是荒唐。

王小波敢對這一切說不，因為他是受害者。他有著自己的思想，不去理會所有人的風言風語。他就是這麼一個敢說敢講的人。

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