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綱五常，是儒家制定的，維繫封建社會制度的原則大綱。目的是要鞏固和強化君權，父權，夫權。其要求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妻妾生死，決於夫君。要達到尊卑分明，秩序井然，不許僭越，不許錯亂。至於奔別國，走他鄉等等，那是叛逆忤悖行為。是要受到統治者的嚴懲的。請不要把儒家思想捆綁下的封建社會，想象得那麼自由，那麼美好。

三綱五常乃古代行為標準。是歷代王朝賴以統治的規範。到如今他還對我們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如仁義禮智信五常。至於三綱君臣父子夫妻之關係當今就以社會需求而定，給了人們以很大的行為空間。

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綱”之說，宣揚“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這個綱是漁線的意思，你把漁網撒下去，上面三條漁線提拉著。這三條漁線，也就是三綱，描繪的是整個社會主要有這三條主線構成。那就是君臣（上下級），父子，夫婦。只要這三個關係和諧了，整個社會都和諧了，而維護這三個關係，需要靠五常，仁義禮智信。

這三個關係，君臣，父子，夫婦有上下尊卑的關係，一個公司是領導說了算，還是下屬說了算？一個家庭是父親說了算，丈夫說了算，還是妻兒說了算？誰有不同的意見？從董仲舒講：君不君，則臣不臣，就知道他的三綱，沒有絕對服從關係。所謂的君為臣綱……這些是唐朝人的註解。

這五常：仁義禮智信。董仲舒講：仁者愛人，義者正我。用一套主張愛人，自律，講規矩，講理性，講信用的道德標準，來實現社會和諧，這個觀點不對？古人強調要一個社會需要講規矩，講信用，講自律，講尊重人的價值，現代人就可以不講了？過時了？

董仲舒加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觀點，不僅沒有絕對服從，而且還有勇於有反抗暴政的精神：“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害民者，天奪之。”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法家的思想。很多人道聽途說，想當然的安在三綱五常頭上。

而到了朱熹講三綱，就開始過分強調名節，推崇從一而終，終身守節，開始走極端了。

但是無論董仲舒還是朱熹的三綱五常，都是對社會角色的自我定位和遵守的社會學，只是強度大小不同。談不上什麼奴性。

而且奴性一詞是無知到極致的人才有的說法。人只要崇拜金錢，權力，追逐女色，就有所謂的奴性。奴性就是天然的自私自利的人性。你要批判它？你見過毫不利己，捨己為人，大公無私的人嗎？就好比，你看女性天然的就有妒忌心，虛榮心，愛打扮，難道這是中國文化造就的國民性？還有追名逐利，光宗耀祖，這也是中國男人特有的國民性？究竟是因為有了三綱五常，華人才有奴性？是中國文化造就了華人有奴性？還是全世界的人，無論有沒有文化都有擺脫不了所謂的“奴性”？究竟是些什麼智商的人，在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觀點？也究竟是什麼智商的人，在信奉在一套錯漏百出的說辭？

假使說三綱五常讓華人有奴性，那麼在今天這樣一個既不講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也不講仁義禮智信的社會，就是最沒有奴性的社會了。總該無話可說了吧？你們何須再批判什麼三綱五常呢？天天批判什麼國民性，張嘴就是奴才，閉嘴奴性的，不是吃飽了撐得嘛！有三綱五常，你們說有奴性。三綱五常早沒了，你們還在批判奴性？腦子長在腳後跟？

所以被五四餘毒逆向啟蒙的一群人，基於無中生有，莫名其妙的“奴性”一詞，來批判儒家，或者三綱五常，就是在充分暴露自己沒下線的智商和嚴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不過是被智商不及格的人洗腦）。

而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被逆向教化，逆向啟蒙出來的一個新“物種”，也是在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刷智商，人格和道德的三重底線。這個時代如此不堪，原因就在於此。劣幣成功淘汰良幣。

三綱五常，是做人的標準和行為，不管是古代封建社保家。

還是現代人，都離不了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一丟了，人種，族群，人性，道德，人倫，國家，滅亡的。

感謝邀請，三綱五常相關的書傳世不少，大多為儒家學者對於經典的理解或註釋，“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這段話除了三綱五常論外，還可見於某些某些版本的《封神演義》(明中後期)中，但這段話是作者原創還是引用，已經不可考。但是從這段話表達的上下相互制約的思想可以看出其內涵應與孔孟時期的儒家思想一致，但究竟出自誰手，已無法確定。

一般認為三綱五常源於孔子，成於董仲舒。其具體過程可簡單介紹如下:

首先說三綱，“三綱”來源於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思想。孔子本意是倡導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君臣、父子各有其約束，關係是基本對等的。戰國末期《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之常道也。”法家的韓非子開始偏重於強調下對上的忠順。更有甚者，西漢時期董仲舒把“三綱”上升到天道、陰陽的高度，《基義》中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天辨在人》)，所以董強調君、父、夫為尊而臣、子、婦為卑，並認為這是天意，《順命》中說“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妻不奉夫之命,則絕”。這與法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如出一轍。

再說五常，“五常”就是儒家提出的“仁義禮智信”，其中“仁、義、禮”是孔子提出的，孟子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智”構成了所謂四端，“信”是董仲舒擴充的，從此後確定了我們現在常說的“五常”，“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漢書•董仲舒傳》)。這五常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仁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要有愛，互相體諒幫助，即“仁者愛人、推己及人”。義就是人要有正確的是非觀，該做的即使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必須去做，不該做的就算能帶給自己再多的好處也不能做，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禮就是倫理道德秩序，“尊卑長幼有序，處事有規，淫亂不犯，不敗人倫，以正為本，發為恭敬之心，齋莊中正之態，禮也。” 智就是明事理，通人情，能夠獨立辨別是非曲直，不被別人蠱惑。 信就是誠實守信，“言出由衷，始終不渝”；不可欺詐別人， “處世端正，不誑妄，不欺詐者，是為信也”。

南韓學者趙駿河在他的《東方倫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書中對“三綱”解釋如下：“綱”具有“模範”的意義，在社會倫理道德體系中，“君為臣綱”就是說上級是下級的模範，“父為子綱”是說父母是孩子的模範，“夫為妻綱”是說丈夫是妻子的模範。模範具有帶頭和示範的決定作用，是主導的方面。其實從提問者引用的“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這段話就可以看出來，儒家學者在明朝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綱有模範含義。

從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今，可以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並透過“三綱五常”來培養人們的世界觀，規範社會秩序。即使今天的我們仍潛移默化的受到“三綱五常”的薰陶，比如重視自身精神世界的修養，懂的自我節制、發奮圖強，明白與人為善、誠實守信的重要性等。可以說三綱五常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