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學革命通常就被人們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為什麼叫做“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康德受到哥白尼革命的啟發，在思考知識如何符合物件的問題時，把兩者的關係顛倒了過來，對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問題採取了先驗論的解決方式。

　　1、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物件？

　　在認識論問題上，康德主張“調和”經驗論與唯理論。他一方面同意經驗論的原則－－一切知識都必須來源於經驗，另一方面亦贊同唯理論對經驗論的批評－－對科學知識來說僅有經驗是不夠的，它們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便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如果知識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知識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識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須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康德用一句話把這個難題擺了出來：

　　我們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物件？

　　在康德哲學中，“先天的”（a priori）與“後天的”（a posteriori）是一對基本概念。“後天的”意即單純經驗的，就知識而言表現為個別、偶然和相對的。“先天的”意即獨立於經驗而且是經驗的先決條件，就知識而言表現為普遍和必然的。顯然，如若我們承認普遍必然性的科學知識是存在的，它就必須同時具有經驗和先天這兩方面的因素，問題是，看起來水火不相容的後天的經驗與先天的因素如何能夠結合起來？

　　我們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物件？

　　如果按照形而上學關於知識的傳統觀念――其實現在仍然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基本觀念，亦即知識必須符合物件才能成為真實可靠的知識，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為我們既無法說明外部事物及其屬性如何能夠挪到意識之中來，更不能證明必須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知識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

　　2、知識與物件關係的倒轉

　　經過長時間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觀念：既然當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與太陽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設想不是太陽圍繞著地球轉，而是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從而提出了“日心說”假說，我們為什麼不能按照這個思路考察知識問題呢？換言之，如果知識必須符合物件這條路走不通，我們不妨像哥白尼那樣換一個角度，把知識與物件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看一看讓物件符合知識亦即主體固有的認識形式會有什麼結果。在康德看來，問題由此便得到了完滿的解決：

　　一方面，我們的知識的確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但是另一方面，進行認識活動的主體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認識形式，由於這些認識形式在經驗之先並且作為經驗的條件而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俗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同的“理”對於不同的經驗材料的加工整理的規則是相同的，形成的知識有了共同的規則，也就有了普遍必然性（先天性）。換言之，經驗為知識提供材料，而主體則為知識提供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識就其內容而言是經驗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則是先天的。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證明。

　　這就是被人們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學革命。它的核心思想是對知識與物件之間的關係的“顛倒”，強調不是主體圍繞著客體轉，而是客體圍繞著主體轉。

　　然而，問題到此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

　　3、事物的“表現”與“物自體”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其獨特的方式證明了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體在認識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動性，但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後果。因為如果不是知識必須符合物件而是物件必須符合主體的認識形式，那就意味著事物對我們來說被劃分成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透過主體的認識形式所認識的事物，康德稱之為事物對我們的“表現（Ers*heinungen，appearan*e）”，另一方面是未經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在認識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體”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h，thing in itself）”。

　　插一句，經常聽人們說“現象”與“物自體”或者“自在之物”，不太確切。在康德，“現象”與“本體”是一對概念。在這裡，事物對我們的“表現”或者“顯現”，與“物自體”是一對概念。

　　顯然，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雖然構成了知識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據，但是亦限制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我們只能認識事物對我們的表現而不可能認識事物本身。這樣一來，不僅自然科學要求按照自然本來的面目認識自然的原則發生了動搖，而且更嚴重的是，形而上學企圖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統一的本質和規律的理想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說，自然科學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學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看，“哥白尼式的革命”歸根結底是對理性認識能力的限制，完全是消極的。

　　然而在康德看來，這個消極的限制完全可以轉化為某種積極的成果。

　　4、限制知識，為信仰留地盤

　　雖然認識形式的限制體現了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們的認識領域之外還有一個不受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無限自由的領域。於是，對理性的認識能力的限制就為理性的另一種能力亦即實踐能力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因為實踐理性或者說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為其根據的。如果事物對我們來說不是表現為兩個方面，我們可以認識事物自身從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那就意味著一切都在認識形式的限制之下因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但是如果事物對我們來說劃分為兩個方面，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事物劃分為“表現”和“事物自身”兩個方面，人亦如是。一方面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服從於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則，在這個領域中他是沒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因而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則限制的一面。換句話說，人具有兩重性，他是一種“有限的理性存在”。假如我們無限地擴張理性的認識能力，其結果勢必把一切都變成了必然的東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而當我們限制了理性的認識能力的時候，這就會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所以，康德認為，我們有必要限制知識，以便為信仰留地盤。

　　康德所說的“信仰”不僅僅指宗教信仰，主要也不是指宗教信仰，而是道德信念。限制知識的目的，是為了給自由、道德和形而上學留地盤。

　　在康德看來，形而上學起源於人類理性試圖超越自身有限性，通達至高無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然而以往的形而上學企圖透過科學知識的方式實現這個理想，那無異於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因噎廢食，放棄形而上學的理想。現在，康德就為形而上學指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既然形而上學起源於人類理性對自由的嚮往，而唯有在倫理學領域我們才可能有自由，那麼形而上學的出路就在倫理學之中。

　　由此可見，康德的哲學革命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它透過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來確立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則透過對認識能力的限制為自由開闢道路，而且這後一方面真正體現了康德哲學的根本精神。

　　在《實踐理性批判》的結尾，康德說了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對它們反覆思考，它們所引起的敬畏和讚歎就越是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我們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

　　“頭上的星空”＝自然，內心的道德法則＝自由。

　　自然與自由，是康德哲學的兩大主題，而是康德的心目中，自由（道德）要高於自然（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