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懷著 與人為善的理念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政治思想 】 德治主張 同孔子的仁說和禮說相聯絡，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循循善誘 在孔子游春中，孔子用水來教育弟子們要學習水的品格，有德行。有情義有志向，善施教化 儒學：當今社會的濟世良藥 毋庸置疑，當今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生態危機、精神危機、道德危機和價值危機正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人類命運、地球的命運又一次受到嚴峻的挑戰。孔子研究院院長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資源可以為治療化解這些問題提供寶貴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國黑山博士說，為了創造一個沒有任何無端衝突的德馨社會，人類偉大導師孔子所設立的道德原則和進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無人超越。現在，為了我們自身，為了我們的後代子孫，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條件，只有孔子倡議的倫理原則才能幫助我們這樣做。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百家爭鳴，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紀很可能將有第三次百家爭鳴。它將帶來中華文化的繁榮，同時也為世界文化的繁榮做出貢獻。在第三次百家爭鳴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將再一次受到審視、洗禮、發展和創新。在與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創造出更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學沈素珍教授指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歷來崇尚“和諧”，追求“和睦”，堅持“和平”，在當今新的歷史時期裡，這種民族精神必將在全人類的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彷彿是為“儒學是當今社會的濟世良藥”提供例項，20世紀中後期，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新加坡、南韓、日本等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一躍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的成功引發了學者的普遍關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為此，在小組討論中，新加坡在20世紀80到90年代進行的儒學實踐成為一個重要話題，特別是儒學在抗拒西方個人主義，強調社會意識、勤勞、容忍、節儉等方面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新途徑受到肯定。 個人影響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西周社會以血緣氏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崩潰瓦解，而基於文化認同的“諸夏”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這是華人的文化自覺最初發生的年代，古典成為時尚，一些人開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問題，原先由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漸流入民間。孔子正是這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遂開戰國諸子百家之先河。 《論語》是瞭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懷著 與人為善的理念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政治思想 】 德治主張 同孔子的仁說和禮說相聯絡，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循循善誘 在孔子游春中，孔子用水來教育弟子們要學習水的品格，有德行。有情義有志向，善施教化 儒學：當今社會的濟世良藥 毋庸置疑，當今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生態危機、精神危機、道德危機和價值危機正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人類命運、地球的命運又一次受到嚴峻的挑戰。孔子研究院院長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資源可以為治療化解這些問題提供寶貴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國黑山博士說，為了創造一個沒有任何無端衝突的德馨社會，人類偉大導師孔子所設立的道德原則和進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無人超越。現在，為了我們自身，為了我們的後代子孫，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條件，只有孔子倡議的倫理原則才能幫助我們這樣做。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百家爭鳴，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紀很可能將有第三次百家爭鳴。它將帶來中華文化的繁榮，同時也為世界文化的繁榮做出貢獻。在第三次百家爭鳴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將再一次受到審視、洗禮、發展和創新。在與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創造出更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學沈素珍教授指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歷來崇尚“和諧”，追求“和睦”，堅持“和平”，在當今新的歷史時期裡，這種民族精神必將在全人類的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彷彿是為“儒學是當今社會的濟世良藥”提供例項，20世紀中後期，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新加坡、南韓、日本等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一躍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的成功引發了學者的普遍關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為此，在小組討論中，新加坡在20世紀80到90年代進行的儒學實踐成為一個重要話題，特別是儒學在抗拒西方個人主義，強調社會意識、勤勞、容忍、節儉等方面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新途徑受到肯定。 個人影響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西周社會以血緣氏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崩潰瓦解，而基於文化認同的“諸夏”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這是華人的文化自覺最初發生的年代，古典成為時尚，一些人開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問題，原先由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漸流入民間。孔子正是這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遂開戰國諸子百家之先河。 《論語》是瞭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