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曹公學文化 蜀漢的教育
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至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關羽、張飛、趙雲、劉封、黃忠為主要將領，諸葛亮、龐統、法正為主要軍師，先後收復荊州各郡、迫降劉璋佔領西蜀、擊敗曹操攻取漢中，並將關中軍閥馬超納入麾下，實力大增。
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或“蜀漢”，亦稱“劉蜀”、“季漢”。蜀漢王朝疆域所及，北至武都、漢中，東抵巫峽，南包雲、貴，西達緬甸東部。佔有今雲南全省，四川、貴州二省的大部，陝西，甘肅南部、廣西西北部及緬甸東北部、越南西北部。263年為魏所滅。共歷二帝，四十三年。
由於蜀漢在三國時期，面臨軍事壓力最大，為了抵抗當時士族支援的曹魏政權龐然大物，不得不與吳國聯盟，但與南郡的荊州，又吳國交戰。所以可以看見，由於蜀漢建立過程，但由於蜀國在三國中承受的軍事壓力最大，因此主要精力放到政治和軍事上去了，對於文化教育重視不夠，甚至 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 。劉備父子文化素質也遠不如曹氏父子。雖然有丞相諸葛亮，諸葛亮雖達於刑政, 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 ①也就是說, 蜀漢作為一個國家, 其有關制度很不完備。不過, 諸葛亮等人對教育和文化卻給予了一定的重視, 蜀漢的教育也取得一些成就。
第一、 雄厚官學基礎
益州設立學校興辦教育歷史悠久。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間，蜀郡太守文翁曾建立文翁石室，是中國的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石室”創立不久，即以學風卓犖，人才輩出而名冠西南。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下令“天下郡國 皆立學校官, 文翁為之始“, 全國效仿文翁興辦學校。二百多年後東漢安帝時的一場火災，石室連同成都城一起遭到了嚴重破壞。直到公元194年才由蜀守高氏予以修復。同年，發生了著名的“州奪郡學”事件，石室被闢為益州州學。
第二、 入蜀前教育益州衰敗
漢末劉焉、劉璋父子據蜀, 對教育似不太重視。《三國志·蜀志·許慈傳》：“先主 定 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說明當時益州在二劉時期，教育已經衰敗很久了。
第三、 建國前教育恢復期。
劉備集團自攻益 州 (214年) 開始 , 即注意維護蜀漢重視教育的好傳統, 蜀漢先後設定了一系列管理教育的職官,目的在於恢復益州的官學。根據當時益州教育衰敗，劉各集團入蜀後一面“鴻合典籍, 沙汰眾學“ , 任命許慈、孟光、來敏、胡潛等人 “ 典掌舊文“ , “ 並掌制度“ , 另外又迅速設立了管理教育的職官, 開辦學校。《 三國志尹默傳》載: “ 先主定益州, 領(益州)牧, 以(尹默)為勸學從事。“《三國志》記載，蜀在益州設勸學從事，為州之學官，地位略次於典學從事。《三國志》載明蜀漢先後設定的 勸學從事都是以州牧的名義任命的 , 屬蜀漢時州一級 的官吏。 勸學從事的設定告訴我們, 劉備集團入蜀伊始 就已開始在整個益州恢復和開辦學校了到221年時, 益州的州郡各級學校大約已普遍恢復開辦。《三國志先主傳》中記載當時官員們勸劉備稱帝的勸進表中, 擔任勸學從事這一官職的同時竟有張爽、尹默、誰周等三人。這是很奇特灼, 因為同時在一州中設立三名職司相 同的官員, 在蜀漢及其前後均極罕見。這種現象反映出時對教育的重視，同時這也應是當時州學和各郡學校迅速恢復開辦,而主管教育的勸學從事若僅一人則難適應其發展的結果。
第四、 稱帝后建太學，設博士。
蜀國太學設立的具體年代已不可考。大體在劉備稱帝后不久。太學約在此時設立。蜀太學也立博士，如尹默、許慈子孫皆承其祖業而立為博士。蜀的學術風氣以古文經學為主。如許慈專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尹默精《左氏春秋》；文立專《毛詩》、《三禮》；來敏專《左氏春秋》，精於訓詁；譙周精通六經；李譔精通五經，其學以賈、馬為依準。這種學風說明儒家古文經學依然是蜀國學術的重點。但蜀地學風也不全同於魏，術數、讖諱之學也摻雜其間，如杜瓊精術數和讖諱，譙周也通圖諱。今文經學也有一定的市場，如孟光 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但蜀的經學沒有向玄學化發展的苗頭，這可能是兩國對立，學術交流困難，玄學未能也未及流入蜀中之故。蜀國地方官學以益州較為發達，這是漢代奠定的基礎。劉備定益州後，來敏任學校尉，尹默任勸學從事。後諸葛亮領益州牧，任命譙周為勸學從事，後大將軍蔣琬又任命他為典學從事，並總州之學者，統管教育。譙周為益州教育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後來益州刺史在州學中畫譙周像，並贊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鑑世盈虛，雅名美跡，終始是書，用以激勵後學。
第五、 諸葛亮的唯物主義教育觀。
蜀國教育發展的基本脈絡，必須重視諸葛亮的教育思想。諸葛亮是一個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政治家，他強調人的學問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遺傳的，而是靠潛心鑽研學問獲得的。他認為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他把教育作為他推行政治措施的一種重要手段，這點是與先秦法家有區別的。在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雖然有君臣、父子、夫婦等三綱六紀儒家思想，但在實際用人過程中他是求實不求名，重才幹，講法治。他提出用人的七條標準中沒有一條是以儒家標準來衡量的。
諸葛亮還特別在成都南部修築“讀書檯”，“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在北伐最繁忙的時刻，他仍對教育事業十分抓緊，在邊疆地區設立許多讀書檯。他特別提出了延攬 人才的兩大原則，一是集思廣益，二是循名責實。前者鼓勵部屬積極踴躍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以集體智慧為國家制定最好的策略和制度，並由直諫的方式來彌 補執政上的缺失。後者是透過嚴格的考核，對政績進行客觀、真實的評判，達到求真務實的目的，避免被虛名矇騙而傷害了人民的利益。是在解決問題過程去鍛鍊人才，有點我們現在幹部培訓學校味道，在根據實際問題，去鍛鍊蜀漢的後背幹部。
第六、 蔣碗執政時, 另置典學從事主管教育
史載: “ 大將軍蔣碗領 (益州 ) 刺史, 徙(誰)周為典學從事, 總州之學者。” ⑧胡三省對典學從亭註釋 說: “典學從事, 典學校及部幾( 巡視 )、諸郡文學橡” 甸郡文學綠即管理郡辦學校的官員。這就是說, 典學從爭事不但要管理州學, 還要巡行視察各那的學校, 督察郡一級管理教育的官吏, “ 總州之學者” 也就是負責整個益州的教育。 由此可見, 這時益州的教育巳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州郡學校的開辦和教學巳趨正常。
雖然蜀漢兩面受敵，因此蜀漢長期處於一種戰爭狀態，雖然經過兩代漢帝的恢復以及諸葛亮極其後任重視，但是雖然讓蜀漢教育得到恢復，也培養了陳壽、李密歷史名家，但是相對於曹魏，由於沒有名士之處，還是在後期表現人才不濟一種狀態，成為第一個為西晉滅掉國家。說明蜀漢在諸葛過世之後，還是沒有他那樣曠世奇才能把握著整體一種局面。因為蜀漢教育，無法培養那樣人才!
2018年10月16日於宜昌市夷陵區吾同齋
跟曹公學文化 蜀漢的教育
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至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關羽、張飛、趙雲、劉封、黃忠為主要將領，諸葛亮、龐統、法正為主要軍師，先後收復荊州各郡、迫降劉璋佔領西蜀、擊敗曹操攻取漢中，並將關中軍閥馬超納入麾下，實力大增。
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或“蜀漢”，亦稱“劉蜀”、“季漢”。蜀漢王朝疆域所及，北至武都、漢中，東抵巫峽，南包雲、貴，西達緬甸東部。佔有今雲南全省，四川、貴州二省的大部，陝西，甘肅南部、廣西西北部及緬甸東北部、越南西北部。263年為魏所滅。共歷二帝，四十三年。
由於蜀漢在三國時期，面臨軍事壓力最大，為了抵抗當時士族支援的曹魏政權龐然大物，不得不與吳國聯盟，但與南郡的荊州，又吳國交戰。所以可以看見，由於蜀漢建立過程，但由於蜀國在三國中承受的軍事壓力最大，因此主要精力放到政治和軍事上去了，對於文化教育重視不夠，甚至 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 。劉備父子文化素質也遠不如曹氏父子。雖然有丞相諸葛亮，諸葛亮雖達於刑政, 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 ①也就是說, 蜀漢作為一個國家, 其有關制度很不完備。不過, 諸葛亮等人對教育和文化卻給予了一定的重視, 蜀漢的教育也取得一些成就。
第一、 雄厚官學基礎
益州設立學校興辦教育歷史悠久。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間，蜀郡太守文翁曾建立文翁石室，是中國的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石室”創立不久，即以學風卓犖，人才輩出而名冠西南。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下令“天下郡國 皆立學校官, 文翁為之始“, 全國效仿文翁興辦學校。二百多年後東漢安帝時的一場火災，石室連同成都城一起遭到了嚴重破壞。直到公元194年才由蜀守高氏予以修復。同年，發生了著名的“州奪郡學”事件，石室被闢為益州州學。
第二、 入蜀前教育益州衰敗
漢末劉焉、劉璋父子據蜀, 對教育似不太重視。《三國志·蜀志·許慈傳》：“先主 定 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說明當時益州在二劉時期，教育已經衰敗很久了。
第三、 建國前教育恢復期。
劉備集團自攻益 州 (214年) 開始 , 即注意維護蜀漢重視教育的好傳統, 蜀漢先後設定了一系列管理教育的職官,目的在於恢復益州的官學。根據當時益州教育衰敗，劉各集團入蜀後一面“鴻合典籍, 沙汰眾學“ , 任命許慈、孟光、來敏、胡潛等人 “ 典掌舊文“ , “ 並掌制度“ , 另外又迅速設立了管理教育的職官, 開辦學校。《 三國志尹默傳》載: “ 先主定益州, 領(益州)牧, 以(尹默)為勸學從事。“《三國志》記載，蜀在益州設勸學從事，為州之學官，地位略次於典學從事。《三國志》載明蜀漢先後設定的 勸學從事都是以州牧的名義任命的 , 屬蜀漢時州一級 的官吏。 勸學從事的設定告訴我們, 劉備集團入蜀伊始 就已開始在整個益州恢復和開辦學校了到221年時, 益州的州郡各級學校大約已普遍恢復開辦。《三國志先主傳》中記載當時官員們勸劉備稱帝的勸進表中, 擔任勸學從事這一官職的同時竟有張爽、尹默、誰周等三人。這是很奇特灼, 因為同時在一州中設立三名職司相 同的官員, 在蜀漢及其前後均極罕見。這種現象反映出時對教育的重視，同時這也應是當時州學和各郡學校迅速恢復開辦,而主管教育的勸學從事若僅一人則難適應其發展的結果。
第四、 稱帝后建太學，設博士。
蜀國太學設立的具體年代已不可考。大體在劉備稱帝后不久。太學約在此時設立。蜀太學也立博士，如尹默、許慈子孫皆承其祖業而立為博士。蜀的學術風氣以古文經學為主。如許慈專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尹默精《左氏春秋》；文立專《毛詩》、《三禮》；來敏專《左氏春秋》，精於訓詁；譙周精通六經；李譔精通五經，其學以賈、馬為依準。這種學風說明儒家古文經學依然是蜀國學術的重點。但蜀地學風也不全同於魏，術數、讖諱之學也摻雜其間，如杜瓊精術數和讖諱，譙周也通圖諱。今文經學也有一定的市場，如孟光 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但蜀的經學沒有向玄學化發展的苗頭，這可能是兩國對立，學術交流困難，玄學未能也未及流入蜀中之故。蜀國地方官學以益州較為發達，這是漢代奠定的基礎。劉備定益州後，來敏任學校尉，尹默任勸學從事。後諸葛亮領益州牧，任命譙周為勸學從事，後大將軍蔣琬又任命他為典學從事，並總州之學者，統管教育。譙周為益州教育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後來益州刺史在州學中畫譙周像，並贊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鑑世盈虛，雅名美跡，終始是書，用以激勵後學。
第五、 諸葛亮的唯物主義教育觀。
蜀國教育發展的基本脈絡，必須重視諸葛亮的教育思想。諸葛亮是一個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政治家，他強調人的學問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遺傳的，而是靠潛心鑽研學問獲得的。他認為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他把教育作為他推行政治措施的一種重要手段，這點是與先秦法家有區別的。在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雖然有君臣、父子、夫婦等三綱六紀儒家思想，但在實際用人過程中他是求實不求名，重才幹，講法治。他提出用人的七條標準中沒有一條是以儒家標準來衡量的。
諸葛亮還特別在成都南部修築“讀書檯”，“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在北伐最繁忙的時刻，他仍對教育事業十分抓緊，在邊疆地區設立許多讀書檯。他特別提出了延攬 人才的兩大原則，一是集思廣益，二是循名責實。前者鼓勵部屬積極踴躍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以集體智慧為國家制定最好的策略和制度，並由直諫的方式來彌 補執政上的缺失。後者是透過嚴格的考核，對政績進行客觀、真實的評判，達到求真務實的目的，避免被虛名矇騙而傷害了人民的利益。是在解決問題過程去鍛鍊人才，有點我們現在幹部培訓學校味道，在根據實際問題，去鍛鍊蜀漢的後背幹部。
第六、 蔣碗執政時, 另置典學從事主管教育
史載: “ 大將軍蔣碗領 (益州 ) 刺史, 徙(誰)周為典學從事, 總州之學者。” ⑧胡三省對典學從亭註釋 說: “典學從事, 典學校及部幾( 巡視 )、諸郡文學橡” 甸郡文學綠即管理郡辦學校的官員。這就是說, 典學從爭事不但要管理州學, 還要巡行視察各那的學校, 督察郡一級管理教育的官吏, “ 總州之學者” 也就是負責整個益州的教育。 由此可見, 這時益州的教育巳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州郡學校的開辦和教學巳趨正常。
雖然蜀漢兩面受敵，因此蜀漢長期處於一種戰爭狀態，雖然經過兩代漢帝的恢復以及諸葛亮極其後任重視，但是雖然讓蜀漢教育得到恢復，也培養了陳壽、李密歷史名家，但是相對於曹魏，由於沒有名士之處，還是在後期表現人才不濟一種狀態，成為第一個為西晉滅掉國家。說明蜀漢在諸葛過世之後，還是沒有他那樣曠世奇才能把握著整體一種局面。因為蜀漢教育，無法培養那樣人才!
2018年10月16日於宜昌市夷陵區吾同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