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我們犯不著盲目站隊到西安與洛陽之間的非此即彼之中。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絲綢之路的興盛，一直持續到明朝中葉，在這長達1600年（公元前2世紀末-公元15世紀左右）的亞歐大陸東西政權之治亂興亡中，絲綢之路不可能一成不變地維持著單一的路線、單一的起點、單一的終點，總是要根據不同的形勢而有所變動的，我們不要把絲綢之路固化成一條簡單的兩點多線。廣義的絲綢之路其實擁有著不同時期起點與線路，所構成的起點群與線路網，不可能始終以長安或洛陽中的一城為起點，甚至也會有長安、洛陽之外的城市擔任一定時期之起點的情形。
古代政權的都城，往往是相應政權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的中心，即便其本身並不是很富庶，也會因其享有至高權力的調集能力，而掌握版圖之內最為豐富的資源流。那麼，作為商貿路線的絲綢之路，自然也會對都城“趨炎附勢”。再加上，絲綢之路絕不僅僅是普通的商貿往來通道，更是東西方達官顯貴的奢侈品交易通道，無論是絲綢、瓷器之於西方貴族，還是金銀、寶石之於東方權貴，奢侈品交易在絲綢之路上的比重絕對是大頭。那麼，絲綢之路便更有必要溝通起東西方的權勢中心——都城了。
我們知道，在漢武帝到明中葉的歷史中，中原一統王朝或北方割據政權的都城並非一成不變的，那麼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東方起點便只會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都城在哪裡，只要沒有不穩定局勢的阻撓，駝隊就會以哪裡為起點，而不會拘泥於長安、洛陽。下面，寒鯤就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大致談一下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東端起點之變化，當然，寒鯤所列舉的起點或起點群只是一個比較粗疏的認知，僅僅是為了具體說明以上觀點，只能保證大致上的準確，不敢說是周延而縝密的列舉（配圖亦然）。
西漢時期，由於長安在絲路初成之時的國都地位，且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西域，而最早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私以為，在西漢時期，長安是絲路貿易與國內貿易的中轉點，胡商應該還沒有過度深入內地。
東漢建都洛陽，且長安在兩漢之際遭到破壞，這就使得絲路東起點不可避免地轉移到了洛陽，長安或許在這個時期還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支點，但沒有皇室與權貴的東漢長安，沒有繁榮的經濟聚合力的東漢長安，顯然稱不上是東漢時期的絲路東起點。曹魏、西晉繼續建都洛陽，長安也未見大規模營造與經濟資源聚集，自然洛陽還是魏晉時期的絲路東起點。
西晉因八王五胡之事而大亂，黃河流域戰火連線，來華商人自然不可能冒險進入戰火正熾的長安與洛陽，反而大多停留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前涼政權治下，並以前涼國都【姑臧】（今武威）作為絲路東起點，展開貿易。而後，前秦一統北方與巴蜀，這才為【長安】短暫地爭回了一次東起點的地位。
前秦覆亡以後，中原再度裂解，河西走廊也陷入諸涼混戰之中，私以為此時的絲路東起點，是西涼國都【敦煌】與北涼國都【姑臧】先後分享的，直到北魏太武帝平涼，這才把盤踞在涼州的胡商作為【平涼戶】遷移到了【平城】，從此以後，直到孝文帝遷都洛陽，【平城】作為統一了北方地區的半一統政權都城，自然成為絲路在公元5世紀後半葉的東端起點。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隨著政治權勢與經濟重心的南移，絲路東端起點，這才第二次來到了洛陽。
六鎮起義、河北起義與關隴起義擊潰了北魏王朝的統治秩序，隨著高歡、宇文泰兩大軍閥的東西對峙局面固化，【鄴城】、【長安】以及擁有大量商胡居住的【晉陽】，成為了公元6世紀中葉的絲綢之路東端三起點，由於東魏北齊的相對富庶，【鄴城】與【晉陽】顯然要更重要一些（我們從響堂山石窟中昂貴的西域顏料大量使用便可看出）。【洛陽】則由於東西政權的屢屢對戰，已然淪為交戰區，而不再在這一時期成為絲路來華商人願意去往通商的城市，自然不可能在這一時期繼續做起點。
北周與隋朝逐步實現再一統後，【長安】的經濟地位上升，【鄴城】因為被隋文帝廢毀，不再是絲路東起點之一，但【晉陽】卻因為其境內留有大量【粟特商胡】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個比較重要的絲路東端副起點位置，私以為，這一情形，甚至持續到唐代。
而且，隨著隋煬帝營造洛陽、建造運河、南下江都，【洛陽】再度崛起，【江都】也憑藉運河的作用參與到絲綢之路中來（揚州方言裡至今仍有“波斯獻寶”之語），【長安】、【洛陽】、【晉陽】、【江都】，都可以視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一格局自然也被唐代繼承。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盛唐之世，【幽州】（今北京）、【營州】（今朝陽）的燕山南北也盤踞著大量粟特商胡，安祿山人生的第一份履歷正是一個通六種語言的“互市牙郎”。甚至可以說，【幽州】在此時因其地近草原的地理位置，也是一個絲綢之路的副起點。以大唐王朝的開放度，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應該不會僅僅拘泥於首都長安、東都洛陽，至少【晉陽】【幽州】【江都】等城也能躋身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群之中。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唐政權始終無法安頓好河北藩鎮與吐蕃回鶻，絲綢之路透過河西走廊通往長安的商路不斷被唐吐戰爭與唐回爭端而打亂，【長安】【洛陽】在中晚唐以後應當不再像初唐盛唐時那樣是絲路東端的唯二最優起點，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涼州乃至西域東端的高昌可能才是更適合商隊止步的東端起點。幽州與晉陽依然可能憑藉靠近草原幹道的強藩地位，而參與到絲路貿易中來。
殘唐五代大亂，黃河流域動盪不堪，開封憑藉漕運之利崛起，成為五代、北宋時期的絲路東起點。隨著遼與西夏的崛起，更為靠近絲路幹道與草原幹道的夏都與遼都，自然會分【開封】之勢，那麼在宋遼夏三國並峙時期，興慶府（銀川）、遼五京、開封府便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群，與已然衰落的長安、洛陽無關。宋金夏對峙時期，由於南宋政權只能依靠茶馬古道、海上航道來與陸上絲綢之路發生間接聯絡，所以事實上也便只有興慶府、燕京、開封府並列成為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群。
蒙元時期，無論是蒙古南征時期還是元朝一統時期，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無疑先後佔據了東方世界的政治重心地位，且能凝聚到購買力更強也更集中的蒙元勳貴、色目商人乃至中原商人，所以在蒙古汗國與元朝時期，這三座城才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揚州可能依然憑藉大運河的漕運而成為東端起點之一。明朝以後，絲路因為各種原因而衰落，所以明以後的情形，自不必論。
總結一下，我們會發現，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在不同歷史時期，至少大致是如下情況：
可見，想要說清楚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究竟是哪裡，就必須先把時代限定好，不同的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是在不斷遊移的。畢竟，商隊總是在追隨一個能夠提供穩定局勢的政權，以及該政權所能凝聚的當地權貴與富商，這樣方能帶來最大的商業利益。絲綢之路的本質是商路，自然會隨著商人的逐利，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東方都會作為其理想的東端起點，根本不會拘泥於所謂的東西兩京。
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我們犯不著盲目站隊到西安與洛陽之間的非此即彼之中。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絲綢之路的興盛，一直持續到明朝中葉，在這長達1600年（公元前2世紀末-公元15世紀左右）的亞歐大陸東西政權之治亂興亡中，絲綢之路不可能一成不變地維持著單一的路線、單一的起點、單一的終點，總是要根據不同的形勢而有所變動的，我們不要把絲綢之路固化成一條簡單的兩點多線。廣義的絲綢之路其實擁有著不同時期起點與線路，所構成的起點群與線路網，不可能始終以長安或洛陽中的一城為起點，甚至也會有長安、洛陽之外的城市擔任一定時期之起點的情形。
古代政權的都城，往往是相應政權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的中心，即便其本身並不是很富庶，也會因其享有至高權力的調集能力，而掌握版圖之內最為豐富的資源流。那麼，作為商貿路線的絲綢之路，自然也會對都城“趨炎附勢”。再加上，絲綢之路絕不僅僅是普通的商貿往來通道，更是東西方達官顯貴的奢侈品交易通道，無論是絲綢、瓷器之於西方貴族，還是金銀、寶石之於東方權貴，奢侈品交易在絲綢之路上的比重絕對是大頭。那麼，絲綢之路便更有必要溝通起東西方的權勢中心——都城了。
我們知道，在漢武帝到明中葉的歷史中，中原一統王朝或北方割據政權的都城並非一成不變的，那麼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東方起點便只會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都城在哪裡，只要沒有不穩定局勢的阻撓，駝隊就會以哪裡為起點，而不會拘泥於長安、洛陽。下面，寒鯤就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大致談一下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東端起點之變化，當然，寒鯤所列舉的起點或起點群只是一個比較粗疏的認知，僅僅是為了具體說明以上觀點，只能保證大致上的準確，不敢說是周延而縝密的列舉（配圖亦然）。
西漢時期，由於長安在絲路初成之時的國都地位，且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西域，而最早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私以為，在西漢時期，長安是絲路貿易與國內貿易的中轉點，胡商應該還沒有過度深入內地。
東漢建都洛陽，且長安在兩漢之際遭到破壞，這就使得絲路東起點不可避免地轉移到了洛陽，長安或許在這個時期還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支點，但沒有皇室與權貴的東漢長安，沒有繁榮的經濟聚合力的東漢長安，顯然稱不上是東漢時期的絲路東起點。曹魏、西晉繼續建都洛陽，長安也未見大規模營造與經濟資源聚集，自然洛陽還是魏晉時期的絲路東起點。
西晉因八王五胡之事而大亂，黃河流域戰火連線，來華商人自然不可能冒險進入戰火正熾的長安與洛陽，反而大多停留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前涼政權治下，並以前涼國都【姑臧】（今武威）作為絲路東起點，展開貿易。而後，前秦一統北方與巴蜀，這才為【長安】短暫地爭回了一次東起點的地位。
前秦覆亡以後，中原再度裂解，河西走廊也陷入諸涼混戰之中，私以為此時的絲路東起點，是西涼國都【敦煌】與北涼國都【姑臧】先後分享的，直到北魏太武帝平涼，這才把盤踞在涼州的胡商作為【平涼戶】遷移到了【平城】，從此以後，直到孝文帝遷都洛陽，【平城】作為統一了北方地區的半一統政權都城，自然成為絲路在公元5世紀後半葉的東端起點。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隨著政治權勢與經濟重心的南移，絲路東端起點，這才第二次來到了洛陽。
六鎮起義、河北起義與關隴起義擊潰了北魏王朝的統治秩序，隨著高歡、宇文泰兩大軍閥的東西對峙局面固化，【鄴城】、【長安】以及擁有大量商胡居住的【晉陽】，成為了公元6世紀中葉的絲綢之路東端三起點，由於東魏北齊的相對富庶，【鄴城】與【晉陽】顯然要更重要一些（我們從響堂山石窟中昂貴的西域顏料大量使用便可看出）。【洛陽】則由於東西政權的屢屢對戰，已然淪為交戰區，而不再在這一時期成為絲路來華商人願意去往通商的城市，自然不可能在這一時期繼續做起點。
北周與隋朝逐步實現再一統後，【長安】的經濟地位上升，【鄴城】因為被隋文帝廢毀，不再是絲路東起點之一，但【晉陽】卻因為其境內留有大量【粟特商胡】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個比較重要的絲路東端副起點位置，私以為，這一情形，甚至持續到唐代。
而且，隨著隋煬帝營造洛陽、建造運河、南下江都，【洛陽】再度崛起，【江都】也憑藉運河的作用參與到絲綢之路中來（揚州方言裡至今仍有“波斯獻寶”之語），【長安】、【洛陽】、【晉陽】、【江都】，都可以視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一格局自然也被唐代繼承。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盛唐之世，【幽州】（今北京）、【營州】（今朝陽）的燕山南北也盤踞著大量粟特商胡，安祿山人生的第一份履歷正是一個通六種語言的“互市牙郎”。甚至可以說，【幽州】在此時因其地近草原的地理位置，也是一個絲綢之路的副起點。以大唐王朝的開放度，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應該不會僅僅拘泥於首都長安、東都洛陽，至少【晉陽】【幽州】【江都】等城也能躋身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群之中。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唐政權始終無法安頓好河北藩鎮與吐蕃回鶻，絲綢之路透過河西走廊通往長安的商路不斷被唐吐戰爭與唐回爭端而打亂，【長安】【洛陽】在中晚唐以後應當不再像初唐盛唐時那樣是絲路東端的唯二最優起點，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涼州乃至西域東端的高昌可能才是更適合商隊止步的東端起點。幽州與晉陽依然可能憑藉靠近草原幹道的強藩地位，而參與到絲路貿易中來。
殘唐五代大亂，黃河流域動盪不堪，開封憑藉漕運之利崛起，成為五代、北宋時期的絲路東起點。隨著遼與西夏的崛起，更為靠近絲路幹道與草原幹道的夏都與遼都，自然會分【開封】之勢，那麼在宋遼夏三國並峙時期，興慶府（銀川）、遼五京、開封府便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群，與已然衰落的長安、洛陽無關。宋金夏對峙時期，由於南宋政權只能依靠茶馬古道、海上航道來與陸上絲綢之路發生間接聯絡，所以事實上也便只有興慶府、燕京、開封府並列成為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群。
蒙元時期，無論是蒙古南征時期還是元朝一統時期，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無疑先後佔據了東方世界的政治重心地位，且能凝聚到購買力更強也更集中的蒙元勳貴、色目商人乃至中原商人，所以在蒙古汗國與元朝時期，這三座城才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揚州可能依然憑藉大運河的漕運而成為東端起點之一。明朝以後，絲路因為各種原因而衰落，所以明以後的情形，自不必論。
總結一下，我們會發現，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在不同歷史時期，至少大致是如下情況：
西漢中後期與莽新（漢武帝-王莽）：長安東漢、曹魏、西晉：洛陽十六國時期：姑臧、敦煌、長安北魏中期（太武帝-孝文帝）：平城北魏後期（孝文帝-六鎮起義）：洛陽北朝後期（兩魏周齊）：鄴城、晉陽、長安隋朝：長安、洛陽、晉陽、江都唐前期：長安、洛陽、晉陽、江都、幽州唐後期：敦煌、高昌、涼州、幽州、晉陽、長安、洛陽宋遼夏：興慶、遼五京、開封宋金夏：興慶、燕京、開封蒙元：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揚州可見，想要說清楚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究竟是哪裡，就必須先把時代限定好，不同的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是在不斷遊移的。畢竟，商隊總是在追隨一個能夠提供穩定局勢的政權，以及該政權所能凝聚的當地權貴與富商，這樣方能帶來最大的商業利益。絲綢之路的本質是商路，自然會隨著商人的逐利，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東方都會作為其理想的東端起點，根本不會拘泥於所謂的東西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