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任鄞縣時，有反對榷茶法之議。他對茶有深刻的認識,評價說:“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王安石認為“國家專營的榷法不宜過多，而應促進商品的自由流通。只有商品流通的渠道順暢之後，國家稅收才會增加。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由於當時具體條件的限制，未能形成具體的改革方案，但在茶法、鹽法、酒法中還是有所體現。他說“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為了做到在商業繁榮時，不要影響到農業生產，當商業發展緩慢時，也不至於影響商品正常流通，國家應該因時制宜地採取促進和限制兩種手段，使商業適度發展。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均輸法和市易法就是國家控制豪商巨賈操縱物資、物價的專門法規。足見他對民間商品經濟發展的支援態度，在輕視商業的農本社會中有如此認識已屬難得。

市易法本意是為了打擊大商人壟斷隨意抬高市價和為政府提供收入，可是沒有考慮到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而且市易法使商業貿易受到很大限制。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口。於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後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開始凋零。所以市易法本來是一項先進的經濟立法，本應該如王安石所願達到“通有無，權貴賤”的目的，之所以無法實現追根溯源是因為這項法律制度“超前”了。

我是老威，我來回答。

我認為就市易法本身來說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需要一個具體的環境才能發揮作用。

市易法是在熙寧五年（1072）年頒佈實施的，通俗來說就是國家開百貨公司，平價收購市上滯銷的貨物，並允許商賈貸款或賒貨，按規定收取息金。在東京設定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但是問題就出在環境上，也出在了王安石本人身上。

王安石本人

就王安石的才能來說，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就他的個人作風來說也沒有問題，一心一意為了國家辦事。但最大的問題在於他的性格。他因為過於執拗的性格，在當時被稱為“拗相公”。

這種執拗來自於他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因為自己做的都是對的，所以凡是支援他的人都是好人，反對他的人，哪怕是對他的政策有一點反對的地方，都是壞人，把人的區分過於絕對化。

比如，之前支援他、推薦他的人，如文彥博，三朝元老，在王安石沒有被宋神宗注意之前就推薦了王安石，在王安石任宰相之後，因為政見出現了分析而在宋神宗面前彈劾文彥博。

也正是因為這種執拗，他所用的人都是投機分子居多，因為這些人都是在表面上支援他的改革的人，他認為只要支援了他的改革就是好人，對於好人要重用。所以他就重用了個“好人”來具體實施市易法，這個人就是呂嘉問。

呂嘉問是個貪官，他當上市易司的負責人以後，就把這個國家機器變成了他私人賺錢的工具。本來市易司的作用是在平時收購物資，在物資短缺的時候平價出售穩定物價。但是呂嘉問上任以後就把市易司變成了操縱市場的機器，大量囤積物資，人為造成市場物資短缺，然後再以暴利的方式出售物資，從中賺取鉅額利潤。換在沒有市易司的時候，平時盤剝平民百姓的只是大商人、大財主，現在倒好，換成了國家，而這種盤剝，更為兇殘。

就呂嘉問的情況，宋神宗其實是知道的，宋神宗就質問過王安石：聽說市易司把所有的生意都搶了，官府還懸賞抓人來市易司做買賣，商販們想賣冷飲都不可能，針頭線腦之類的小百貨也物價飛漲，請問作何解釋？

王安石矢口否認，連“呂嘉問不懂事“的說法都不接受，反倒批駁皇帝不知好歹。他說，如果陛下總是被小人矇蔽，又總是聽信讒言，變法豈能成功？

宋神宗無言以對，文彥博卻忍無可忍：呂嘉問的市易司竟然賣起乾果和水果來，御道兩旁也擺滿了攤點，唐唐帝國政府竟然淪為販夫走卒，這成何體統？

王安石反唇相譏：鹽、鐵、酒不也是國家專營嗎？國家賣酒，不也是一升一升的賣？

結果文彥博被免職。這天晚上，皇帝瘋了。

呂嘉問一如既往地斂財，皇帝則多次約談王安石。宋神宗憂心忡忡地說，賣碗麵也要交稅，這也太過分了吧？聽說還有為了交免行錢賣房產的。

王安石當然知道利害關係，但是他知道這不能退，一退所有的改革就全部要奔潰，所以只能硬邦邦地頂回去：宮中那隻民間疾苦？外戚也未必無利可圖。宦官的話更聽不得，他們是利益既得者。

結果呂嘉問繼續肆無忌憚。

直接觸動宋神宗的，是在熙寧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副反應民間疾苦的畫送到了宋神宗的面前，圖中的景象觸目驚心慘不忍睹：開封城外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流亡的難民扶老攜幼蜂擁而至，個個面有菜色體無完衣。他們賣兒賣女典當老婆，也只能換來一些粗糧勉強餬口，沒有家人可賣的就去吃樹皮草根，餓死在城下是遲早的事。

獻圖的是一個叫鄭俠的小官，他在奏摺中說，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樓上親眼所見，畫出來的還不到百分之一。皇城之下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麼樣子！

宋神宗潸然淚下。

皇帝親自接見了這名小官，鄭俠提出：懇請陛下罷禍國殃民之法。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於宣德門外斬首示眾，以正欺君罔上之罪。皇帝被這個不怕死的福建人打動了。問了鄭俠的出身，得知是王安石的學生，和王安石沒有利益關係。

於是王安石最終罷相。

因為王安石的性格，像呂嘉問這樣的人他用了很多。呂嘉問只是市易法實施時候王安石使用的人呢，其他的還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等等，每一項政策本來都是出於好的目的，但由於實施的人都是一些投機取巧、中飽私囊的人，所以利民之法實施起來，全都變成了害民之法。

好了，市易法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為王安石的性格，那麼另一個原因就是具體的實施環境了。

實際上，王安石的變法大多數都是在一個工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金融體系的情況下才能夠具體實施起來的。如市易法來說，是一種計劃經濟，而這種計劃經濟只有在國家能夠強有力地控制國家經濟的各個方面，同時有一套強有力的反饋和應對措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比如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供銷社，就和市易法的實施非常類似，但那也是在國家計劃經濟體系下，能夠控制生產、運輸、市場等諸多環節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實施的，不是在宋朝那種情況下，不能掌握生產、運輸、原材料等環節而只是從市場一個環節去下手能管控的了的。即便讓一個清官來掌控市易司，其政策也實施不了。

為何？因為那個時候並沒有統計局這樣的國家機構，市場上物價到底是多少？各種物價執行情況究竟如何？這些都無從得知，無從得知這些資訊，就只能道聽途說，而道聽途說的說法，就不會準確了。根據不會準確的資訊，又如何制定收購方案、銷售方案呢？這個月到底國家要收購多少糧食，收購多少布匹等等，怎麼下手呢？一旦與市場執行情況不能對應，那麼國家實施的具體政策就容易取得反效果。

這些，在當時的宋朝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該項政策的實施需要的是一個環境。

綜合以上，我的結論就是“市易法”本身沒問題，是一個好的政策。但是由於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當時的環境，使得這個法成了害民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