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會變的，事情也是會變的，因此主義也會變。

孔子的理論好不好？好！但為什麼沒有哪個國君願意實行？因為有“缺陷，”就是“聖人治國。”

就比如當時的魯國，實際掌權人是季孫氏，魯國國君只是傀儡。這種人費盡心機得到權力，為的就是可以實現自己的私慾，你要他拋開私慾做聖人，那就是與虎謀皮，他肯定不樂意。

春秋無義戰，說明當時的局勢混亂，價值觀也已經改變。魯國是這樣，別的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所以孔子到處碰壁，“累累若喪家之犬。”

荀子就不同了，他拋棄了孔孟的理想主義，開始向實用主義轉變。而李斯和韓非則完全轉向法家。

對於當時的國君們來說，法家同樣能起到“長治久安”的作用，而且不用要求國君做“聖人，”這是最開心的事情了！

因此從孔孟最初的談判失敗到荀子的成功轉型、最後到李斯的交易成功，關鍵決定因素還是國君。法家的理念既可以幫助國君們治理國家，又不影響他們花天酒地，魚肉百姓，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

先秦百家以老子道家為尊，花開百枝，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在那個思潮澎湃的時代裡，各種學說都在探討國家、王權、人民之間的關係，提出各自的治理國家的辦法。

這其中，老子對舊制度是完全失望的，批判甚至放棄努力；儒家則希望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維護不合時宜的舊制度；墨家與儒家針鋒相對，反對宗族禮法的“血統政治”；法家則主張制度管理，忽略對人性和人情的關懷，嚴酷無情。

而法家代表人物就是李斯和韓非子。他們都是荀子的得意門生，這說起來好像是有些背出師門的意思。

實際上這是後世上帝視角的疑問。

一來當世之時，只是以老師來分學派，並沒有確定的儒家、法家之分，只要是適合自己需要的，能夠激發本人思維活力，得到統治者認同的觀點，大家都可以學習。

還有一點就是學問上的百家，並不像我們後來臆造的江湖流派，不能背叛。何況春秋戰國時期，人才流動，良禽擇木而棲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沒有思想侷限。

荀子這個人的思想比較複雜，雖然自認是孔子傳人，但是他和孟子意見相左。儒家學問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實踐後，也發現自身的缺陷，開始為適應社會發展著手改良。孟子是“性本善”的代表，而荀子則是“性惡論”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提倡儒家的道德教化規範統治，但是孟子重在教，而荀子重在規。

所以，荀子的思想底色就充滿了對人性的不信任，相信只有法才能約束人向善。

雖然目的都是為了禮教和諧社會，但是達到目的所用手段和方式完全不同。

而李斯，韓非子等人到荀子門下求學，也許就是為了給法家尋找理論基礎。他們可能在投入荀子門下之前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只是在荀子門下作個研究生罷了。

提出人性本惡的荀子認為只能依法治來強硬管理，這個就基本上拋棄了全民修身，民貴君輕的那一套。完全站到了統治階級那一邊，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雖然說荀子算是儒家出身，但是他的性惡論為法家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礎。所以說，荀子雖然不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也不能算是儒家。他的理論相當於是屬於儒家的修正主義，也就是儒家文化變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正因為如此，李斯、韓非子不會去追隨孔孟這些純正的先秦儒家，卻肯對荀子行師禮。

因為他們的底層思想是相同的。

人性本惡，嚴法治之。

不過荀子是為了社會大同，韓非子是為了學問，而李斯是為了王圖霸業和自己的未來。

首先所謂法家，是儒學的異化。

儒家是上求下化的圓滿教化，法家是儒家基礎上，去除掉有難度的那部分“仁”，而整理出的，快速達到目的的捷徑。

除了法家之外，中國還有“法教”，是道教中的那種，不求大道，只重術法的宗門。

先秦各家區分儒、法，一個標準就是，如何看待他人：

把他人當成人看待的，歸入儒家；

已經不把他人當人看待的，歸入法家。

荀子思想的主旨，是“勸”，追求的是“加”。

“勸”是“規勸”，用規矩這個外力，去勸導人向善好學，從而達到自身的提高，即所謂的“加”，整個學說仍舊是秉持人道，所以歸於儒家。

“勸加”之說，相較於思孟學派的“教化”之說，少了一個自發的東西，“勸加”都從“力”，是需要不斷督導的；“教化”是用“啟蒙”手段，從根本上改變人的內在，使人明白四達，而自主自發的不斷提高，所以：

荀子擅長的勸加，比孟子擅長的教化，門檻要低，修養成就也低，但是，修養的成就與博取的功名，向來不成正比。

所以，一代宗師荀況，就勸出了兩個有辱門庭的敗類：韓非、李斯。

到了韓非、李斯手中，他倆心性本身有問題，讀《韓非子》可見此人聰明有加卻泯滅人性，他名字的那個“非”字都不知道誰起的。李斯又靠害死師兄韓非而上位的，對生命並無感情。

所以以韓非，包括商鞅為首的法家，就是徹底否定了人性，把人當作畜生去驅策的一門學問，經常被有智無德者追捧。

短命不一定缺德，缺德卻大都會短命，“仁”我們有可能做不到，這不要緊，但“不仁”卻要千萬謹慎，所以後世大都引以為戒，除了我們近年來的一系列顛倒黑白。

諸子百家不是各種學說的對立，而是一場思想的交融。儒法兩家就在這股潮流中的逐漸融合，形成了兩種極為有價值的治世學問。

儒、法都認為，結束亂世，使社會更為穩定發展的關鍵在於秩序。

儒家提出了“禮義”，法家提出了“刑律”，雖然名字不同，但實際上都是在給這個社會訂立一個明確的規矩。

不同的是，儒家的方法見效較慢，適合在天下穩固的時候慢慢去滲透；法家的方法狠厲直接，適合在群雄爭鋒的亂世高效地執行。

所以，秦朝用法家迅速強大，最終掃滅六國，但也在天下一統後迅速崩潰；漢代主要重用了儒家的辦法，形成了對中華文明程序有極大貢獻和影響力的大一統時代。

這是儒門出現了法家人物的前提，二者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

法家認為，百姓愚昧才好治理，制定規則只需要維護好統治階級就可以了。所以施行的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的策略，如果這五種手段都不見效，“五皆不靈，殺之”。

所以，這種方法在有外患的時候，內部的矛盾會被忽略，一致對外。但當外部問題解決之後，如果不緩和策略，內部矛盾就會迅速激化、爆發。這也是秦為何會短命而亡的原因所在。

儒家認為，與其上層社會去監測規則的實施，倒不如讓百姓從心裡認可這種規則。形成了道德約束力，會讓整個社會凝聚成一個整體，這也思想統一的民眾才更好治理。所以就要求普及教育，開啟民智。不僅告訴他們規則是什麼，還要教授他們為什麼會如此制定規則。

儒家找到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基礎，維護好這個利益基礎，國家、社會自然長治久安。

所以，李斯、韓非等作為儒門弟子，終於成為了法家人物，首先是因為兩家學說解決問題的觀點是一致的，其次是雙方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達成目的的手段出現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