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要搞清楚，入了旗的才自稱“奴才”，沒有入旗的稱“臣”。另外只有謙卑到不要臉的地步才會自稱“奴才”，就像《鐵齒銅牙紀曉嵐》裡紀曉嵐也只是稱臣，起碼演員張國立和導演，編劇還是要臉的。

題目有誤，至少不是很清晰，清朝的大臣裡，確實有滿臣與漢臣之分，在任何一個皇帝的眼裡、心裡，滿臣才是家奴，漢臣只是工具，所以，在諸大臣應答皇帝的時候，漢臣口稱：臣、微臣、老臣；而滿臣都統一口徑自稱：奴才，當然，入旗的漢臣也可以自稱奴才，不過，這裡還有細分，滿清分八旗，正黃旗與鑲黃旗的後代有機會登上皇位，在潛邸時的家奴不到十分是不捨得拋棄的，可不得好死的往往都是他們，滿清王朝真的是個充滿矛盾的朝代。

至於對華夏文明的影響，我看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漢族人的血性被滿清壓榨得一乾二淨了，給予灌輸的是諂媚、奴性、崇洋媚外，看看大明王朝：皇帝戍邊；三不思想；教育並帶領臣民不屈服暴力，十萬臣民寧願投海自盡也決不投降，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愣是被滿清帶出來一個沒有剛性而奴性十足的、崇洋媚外的、二戰時期唯一一個漢奸偽軍超過侵略者的國度，這就是滿清王朝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這個影響力，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排名第一。

問答把我的標題意思改錯了。問答的本意是清朝一直貫徹著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化，這比其他封建王朝要惡劣的多。清朝的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化是否改變了民族性格？沒有了以前的正義、信義？清朝歷史是不是被電視劇洗白了？

近年來，清宮劇頗為流行，我們看到大臣在向皇帝啟奏時往往會自稱“奴才”，“奴才謹奏”、“奴才遵旨”云云。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有人或許會說，稱“奴才”比稱“臣”更低賤。滿清入主中原，以此來打擊漢人的自尊，以鞏固自己的優越地位。確實，在我們的印象中，“奴才”似乎比“臣”更卑賤。一種是主僕關係，一種是君臣關係。其實，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

在清朝，並非所有的人都有資格自稱“奴才”，只有旗人才有資格，漢臣即便是想稱奴才都沒有資格，而旗人的地位肯定是高於漢人的，所以這種觀點根本站不住腳。那麼，既然旗人的地位比漢人高，還要自稱“奴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仔細查閱資料發現，其實“奴才”為滿語“阿哈”（aha）的音譯，阿哈即奴才、奴僕之意。我們知道，清朝在入關之前還是奴隸社會，其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就是主僕關係，即阿哈與主人之間的關係。滿清最著名的就是八旗制度，所謂的八旗制度，其實質就是一種主奴體制。

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其身份均為家奴。所謂的包衣即是皇室、王公貴戚的家臣；而旗下家奴則隸屬於一般的正身旗人，屬於賤民，沒有獨立的戶籍。其實不管是包衣還是旗下家奴，雖然身份有高低，但作為奴隸的本質是一致的，世代承襲，一朝為奴世代為奴。

無論是旗奴還是包衣，在自己的主人面前都自稱“奴才”。在這裡，“奴才”是一種私人領域的人身依附關係。

其實，漢語中的“臣”，最初也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如在甲骨文中，“臣”的形狀好像一個人被束縛起來，即“俘虜”之意。《尚書正義》注中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先生研究得出結論稱：“臣本俘虜及罪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所以，從字源上來看，臣即奴僕，奴僕即臣，本沒有什麼區別。

那麼“臣”是什麼時候開始指“官僚”的呢？這還得從春秋戰國以後說起，因為戰國以後封建制解體，官僚制逐漸興起，“臣”也有了獨立的含義，即指輔助君主治理國家的官僚。正如《禮記·禮運》曰：“仕於公曰臣。”《說文解字》言：“臣，事君者也。”

在儒家那裡，君臣關係不同於主奴關係，君臣關係是一種基於權利——義務的對等關係，其人格是平等的。正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荀子所言“從道不從君”。這是孔子及儒家對於君臣關係內涵的界定。在孟子這裡則更為激烈一些，“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經過儒家的解釋，原本屬於私人領域的主奴關係已經變成儒家思想世界中的公共性的君臣關係。

此後，儒家的主張一直作為一種政治典範，規範著世俗的君臣關係。其核心可以用荀子的“從道不從君”來概括。然而，隨著秦制的建立，君尊臣卑成為一種絕對的君臣關係，之後“百代皆行秦政法”，基本都是外儒內法，君臣關係背離了儒家傳統。

只有在宋代的君臣關係才有向古典儒家自覺迴歸的趨勢，正如文彥博所言“與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便是自覺體現。用時人的話來說就是“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

到了明清時期，君臣關係惡化到極點，與主奴關係無異。明代可以隨意折辱士人，肆意實行梃杖，對知識分子毫不尊重。清代則對漢人猜忌，旗人自稱“奴才”。正如乾隆皇帝所言：“蓋奴才即僕、僕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不過書臣覺字面冠冕耳。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乾隆此意本是為了想要表明自己對於滿漢一視同仁，並不存在歧視之意，但越描越黑，背後還是折射出稱“奴才”顯得更親近。這也無怪乎滿清臣子爭先恐後的自稱“奴才”。

清朝君主要求旗人自稱“奴才”，即是表明旗人與自己是一種“你屬於我”的人身依附關係，而恬不知恥的漢人竟以此為榮，也是想借此表明心跡：自己也是皇帝的奴僕，效忠於皇帝。這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那裡是不可想象的，即便皇帝幹了一件不符合儒家要求的事情都要諫諍，更何況要求臣子以“主奴關係”自況呢？皇帝膽敢有如此要求，大臣定當以頭搶地爾！

而到了明清時期，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古典儒家主張的君臣關係不復存在，已經淪落為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毫無人格尊嚴可言。其實，這時自稱“臣”還是自稱“奴才”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其本質都是奴才，而奴才的本質就是沒有生命自主權。從這點來說，宰相和乞丐是一樣的，在絕對的君主專制下，他們的生命可以隨意被剝奪，因此都是奴隸，只不過是得寵的奴才與不得寵的奴才之間的區別罷了。

弔詭的是，到了清代突然變得魔幻現實起來，人人以自稱“奴才”為榮。這不得不說是文明的一次倒退，君臣關係從最初的主奴關係經過古典儒家的闡發，變成一種基於人格平等的公共性的權利——義務關係，到了清代又迴歸到一種原始的奴隸社會殘存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不得不令人唏噓

因為滿清一直是特殊法與普通法並存。

所以，具備八旗身份者，對皇帝，直接管轄自己的王、貝勒等貴族都得自稱奴才。

對於漢族大臣，滿清皇帝始終不認為是自己人，才區別要求自稱臣。

同樣，比如八旗將軍與漢族大臣共同上奏摺則統一稱臣。

滿清對中國文化起到的都是副作用，因為野蠻從來強勢於文明。

也因此，內心雖然始終渴望得到漢族承認的滿清一直在致力於摧毀漢文化，打擊漢族士紳自信心，比如所謂剃髮易服令。

不過，另一個方面，滿清又不斷試圖與漢族士紳在思想上融合。比如接受明制，繼續維持理學的統治地位，都是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