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王者，威加四海；一世英雄，氣蓋寰宇 ——淺析《史記》對項羽與劉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紀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豐富多彩、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史記》“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司馬遷《報任安書》）司馬遷在這一百三十篇中刻畫了帝王將相、謀臣策士、遊俠商賈等不同階層、不同型別的眾多人物形象，在這一百多個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中，或許這兩位人物是最讓人記憶深刻，不能忘懷的——西楚霸王項羽、漢之高祖劉邦。 在《史記》中，司馬遷運用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來更充分、集中地刻畫歷史人物形象，較完整地寫出人物一生的命運，賦予了歷史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徵。在太史公的筆下，我們看到的項羽、劉邦，雖然同為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卻具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運——沛公劉邦，機智果斷，能屈能伸，貪財好色，狠毒陰險，最後威加海內，成就一代宏業；西楚霸王項羽，率直磊落，勇武過人，剛愎自用，寡謀輕信，最後自刎烏江，失去一生霸業。太史公以細膩的筆觸精緻地雕琢刻畫出了兩人複雜的人格特徵。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善於將人物置身於尖銳的矛盾衝突中，透過他們各自的行為顯現個性特徵。如在《鴻門宴》中透過展現緊張、複雜的矛盾衝突，揭示了項羽與劉邦兩人的不同性格。先看項羽，當曹無傷派人將劉邦“欲王關中”的野心告訴給項羽時，項羽大怒，準備“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可是在鴻門宴上，劉邦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席溫順言語對項羽講過之後，他不但不殺劉邦，而且竟然說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幼稚、輕信，缺乏最起碼的政治鬥爭的意識，是個莽撞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樊噲進來保護劉備，進來後“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這種劍拔弩張的情勢，項羽絲毫沒有看出來，反而稱讚樊噲是個壯士，並賜給酒食。再看劉邦，當得知項羽要來攻打時，虛心聽取了張良的建議，想利用項伯度過難關。劉邦問張良何以與項伯有故，瞭解關係的深淺，考慮是否靠得住。接著又問項伯的年紀，想出一套逢迎項伯的辦法。精細老練、會拉攏人、會利用人，表現出劉邦機智權變的性格。劉邦鴻門宴脫險後，立即誅殺了內部的叛徒曹無傷；可是，項羽對項伯的通風報信、吃裡爬外的做法不聞不問，表明兩個人政治警覺的差異。透過這個戲劇性的情節，成功地展示了項羽和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個性：一個豪爽、無謀和輕敵；一個機智、老練和精細。 《史記》善於透過一些細節瑣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閒筆，但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鴻門宴》中，“項王、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劉邦北向坐，張良西向侍”的座次，表現了項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弱點。又如在韓信平定齊國後，派人向被敵圍困的劉邦請求封他為假齊王時，劉邦很生氣，《史記》記載：“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與自立為王！’”可是，當張良、陳平一躡其足，他立刻就醒悟過來了，馬上話鋒一轉，“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為假！’”“復罵”得多麼妙，一點痕跡都沒有。但誠如清代何焯所說：“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正是太史公對這兩個細節的客觀描述，顯示出了劉邦的頭腦機警；也表現出了劉邦的雄才大略。這也恰恰正是他最後能戰勝項羽、統一中國的才識和性格上的原因。 透過人物的對話和獨白，成功地顯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徵。如《高祖本紀》寫劉邦與項羽對峙於滎陽時，項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劉邦的胸口，而劉邦當時竟“乃捫足曰：虜中吾趾！”這生動刻畫了劉邦那種聰明絕定，那種像是條件反射一樣迅捷而自然的隨機應變，同時又是“恢宏大度”、好罵人、好調笑的性格。又如寫劉邦和項羽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場景，項羽在觀看秦始皇渡浙江時，脫口而出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顯示出了他的雄心壯志，又看出了他的無所顧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當劉備在咸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場面時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垂涎於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無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常採用對比描寫的手法，多角度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還是以《鴻門宴》為例——在鴻門宴上，項羽在殺不殺劉邦這件事前後不一的態度上，反映了他的有勇無謀和優柔寡斷；另一方面是項羽與劉邦的對比，反映了項羽的盲目自尊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再次是項羽與范增的對比，如結尾對劉邦所送禮物的不同表現：項羽安然收下，范增摔在地上，並用劍剁碎。范增的堅決果斷，反襯了項羽的優柔寡斷、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謀深算，更體現出項羽的幼稚輕率、不善權謀。 司馬遷善於運用多維透視的手法刻畫人物，使他筆下的人物顯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徵，使人物形象血肉俱全，豐滿立體。如司馬遷塑造的英雄人物項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惡叱吒，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忌賢嫉能。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是有惻隱之心，不殺劉備，還顧慮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吝嗇，已經刻好的官印不肯發給功臣，放在手裡把玩。至於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則兼有風雲氣勢和兒女情長。 為突出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傾向和主要性格特徵，《史記》常用“互見法”。所謂“互見法”就是關於某一歷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傳中去寫，而是移植到其他相關的人物傳 記中，其主要目的是從對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認識出發，將材料加以有意識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們服從於對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項羽本紀》，為不損害他的英雄性格，把他許多政治、軍事上的錯誤放在《淮陰侯列傳》中去寫，韓信對劉邦說項羽：匹夫之勇、遷逐義帝、失天下之心、婦人之仁。又如《高祖本紀》主要寫了劉邦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對他的很多弱點則沒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了劉邦形象的另一些側面。《項羽本紀》透過范增之口道出劉邦的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留侯列傳》表現出他猜忌功臣等等。 司馬遷對現實的自覺干預和他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個人對身世遭遇在內的個人體驗，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態度敘述和評價歷史人物的同時，常常直接和間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觀情感。他除了在《史記》每一篇傳記結尾新增“太史公曰”，直接、明確地表達他對歷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評價之外，還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中寄託自己對人生的感慨。如在《項羽本紀》中，項羽在垓下之圍中，夜聞四面楚歌，於是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時在《高祖本紀》中，劉邦衣錦還鄉，與父老子弟縱酒，慷慨傷懷，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兩人雖然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懷著不同的心情歌唱，表達了不同的內心感受，但都可以顯現出太史公對兩個人物所傾瀉的情感。這種動人心絃、移人性情的效果並不是一般史書所能達到的，這正是司馬遷一書所特有的成就，是它為視為傳記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透過矛盾設定,細節描寫,對話、獨白、人物對比和多維透視、互見法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使歷史人物形象化、個性化以及更具有感染力。在太史公的筆下，兩位歷史人物風雲際會：一代王者劉邦，威加四海；一世英雄項羽，氣蓋寰宇。
一代王者，威加四海；一世英雄，氣蓋寰宇 ——淺析《史記》對項羽與劉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紀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豐富多彩、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史記》“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司馬遷《報任安書》）司馬遷在這一百三十篇中刻畫了帝王將相、謀臣策士、遊俠商賈等不同階層、不同型別的眾多人物形象，在這一百多個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中，或許這兩位人物是最讓人記憶深刻，不能忘懷的——西楚霸王項羽、漢之高祖劉邦。 在《史記》中，司馬遷運用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來更充分、集中地刻畫歷史人物形象，較完整地寫出人物一生的命運，賦予了歷史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徵。在太史公的筆下，我們看到的項羽、劉邦，雖然同為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卻具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運——沛公劉邦，機智果斷，能屈能伸，貪財好色，狠毒陰險，最後威加海內，成就一代宏業；西楚霸王項羽，率直磊落，勇武過人，剛愎自用，寡謀輕信，最後自刎烏江，失去一生霸業。太史公以細膩的筆觸精緻地雕琢刻畫出了兩人複雜的人格特徵。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善於將人物置身於尖銳的矛盾衝突中，透過他們各自的行為顯現個性特徵。如在《鴻門宴》中透過展現緊張、複雜的矛盾衝突，揭示了項羽與劉邦兩人的不同性格。先看項羽，當曹無傷派人將劉邦“欲王關中”的野心告訴給項羽時，項羽大怒，準備“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可是在鴻門宴上，劉邦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席溫順言語對項羽講過之後，他不但不殺劉邦，而且竟然說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幼稚、輕信，缺乏最起碼的政治鬥爭的意識，是個莽撞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樊噲進來保護劉備，進來後“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這種劍拔弩張的情勢，項羽絲毫沒有看出來，反而稱讚樊噲是個壯士，並賜給酒食。再看劉邦，當得知項羽要來攻打時，虛心聽取了張良的建議，想利用項伯度過難關。劉邦問張良何以與項伯有故，瞭解關係的深淺，考慮是否靠得住。接著又問項伯的年紀，想出一套逢迎項伯的辦法。精細老練、會拉攏人、會利用人，表現出劉邦機智權變的性格。劉邦鴻門宴脫險後，立即誅殺了內部的叛徒曹無傷；可是，項羽對項伯的通風報信、吃裡爬外的做法不聞不問，表明兩個人政治警覺的差異。透過這個戲劇性的情節，成功地展示了項羽和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個性：一個豪爽、無謀和輕敵；一個機智、老練和精細。 《史記》善於透過一些細節瑣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閒筆，但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鴻門宴》中，“項王、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劉邦北向坐，張良西向侍”的座次，表現了項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弱點。又如在韓信平定齊國後，派人向被敵圍困的劉邦請求封他為假齊王時，劉邦很生氣，《史記》記載：“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與自立為王！’”可是，當張良、陳平一躡其足，他立刻就醒悟過來了，馬上話鋒一轉，“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為假！’”“復罵”得多麼妙，一點痕跡都沒有。但誠如清代何焯所說：“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正是太史公對這兩個細節的客觀描述，顯示出了劉邦的頭腦機警；也表現出了劉邦的雄才大略。這也恰恰正是他最後能戰勝項羽、統一中國的才識和性格上的原因。 透過人物的對話和獨白，成功地顯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徵。如《高祖本紀》寫劉邦與項羽對峙於滎陽時，項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劉邦的胸口，而劉邦當時竟“乃捫足曰：虜中吾趾！”這生動刻畫了劉邦那種聰明絕定，那種像是條件反射一樣迅捷而自然的隨機應變，同時又是“恢宏大度”、好罵人、好調笑的性格。又如寫劉邦和項羽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場景，項羽在觀看秦始皇渡浙江時，脫口而出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顯示出了他的雄心壯志，又看出了他的無所顧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當劉備在咸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場面時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垂涎於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無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常採用對比描寫的手法，多角度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還是以《鴻門宴》為例——在鴻門宴上，項羽在殺不殺劉邦這件事前後不一的態度上，反映了他的有勇無謀和優柔寡斷；另一方面是項羽與劉邦的對比，反映了項羽的盲目自尊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再次是項羽與范增的對比，如結尾對劉邦所送禮物的不同表現：項羽安然收下，范增摔在地上，並用劍剁碎。范增的堅決果斷，反襯了項羽的優柔寡斷、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謀深算，更體現出項羽的幼稚輕率、不善權謀。 司馬遷善於運用多維透視的手法刻畫人物，使他筆下的人物顯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徵，使人物形象血肉俱全，豐滿立體。如司馬遷塑造的英雄人物項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惡叱吒，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忌賢嫉能。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是有惻隱之心，不殺劉備，還顧慮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吝嗇，已經刻好的官印不肯發給功臣，放在手裡把玩。至於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則兼有風雲氣勢和兒女情長。 為突出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傾向和主要性格特徵，《史記》常用“互見法”。所謂“互見法”就是關於某一歷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傳中去寫，而是移植到其他相關的人物傳 記中，其主要目的是從對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認識出發，將材料加以有意識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們服從於對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項羽本紀》，為不損害他的英雄性格，把他許多政治、軍事上的錯誤放在《淮陰侯列傳》中去寫，韓信對劉邦說項羽：匹夫之勇、遷逐義帝、失天下之心、婦人之仁。又如《高祖本紀》主要寫了劉邦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對他的很多弱點則沒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了劉邦形象的另一些側面。《項羽本紀》透過范增之口道出劉邦的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留侯列傳》表現出他猜忌功臣等等。 司馬遷對現實的自覺干預和他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個人對身世遭遇在內的個人體驗，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態度敘述和評價歷史人物的同時，常常直接和間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觀情感。他除了在《史記》每一篇傳記結尾新增“太史公曰”，直接、明確地表達他對歷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評價之外，還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中寄託自己對人生的感慨。如在《項羽本紀》中，項羽在垓下之圍中，夜聞四面楚歌，於是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時在《高祖本紀》中，劉邦衣錦還鄉，與父老子弟縱酒，慷慨傷懷，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兩人雖然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懷著不同的心情歌唱，表達了不同的內心感受，但都可以顯現出太史公對兩個人物所傾瀉的情感。這種動人心絃、移人性情的效果並不是一般史書所能達到的，這正是司馬遷一書所特有的成就，是它為視為傳記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透過矛盾設定,細節描寫,對話、獨白、人物對比和多維透視、互見法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使歷史人物形象化、個性化以及更具有感染力。在太史公的筆下，兩位歷史人物風雲際會：一代王者劉邦，威加四海；一世英雄項羽，氣蓋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