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萊運河的開通，在當時其目的主要在於服務南北航運，可以大大減少船隻繞道膠東半島的航程。但在此後，我們從史籍中所看到的元代所形成的海上航線中，均不見對膠萊運河的使用。元代南北海運在前後時期上，主要三條航線是：
一、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啟東、鹽城、連雲港，進入山東諸州、膠縣、膠南、嶗山、成山，到達天津界河口。
二、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啟東，至山東半島成山、劉公島、芝罘島，到達天津界河口。
三．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直達山東半島成山、再到達天津界河口。
前後所形成的這三條航線的主要差別，其實就是逐步遠離沿岸航行，這主要得益於元代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進步，從而可以使遠洋航行的安全性得到大大提高。但儘管如此，如果之前膠萊河的開通非常有效果，無疑直接從黃海經膠萊河進入渤海，則可以大大節約航程，但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航線中，從來沒有使用過膠萊河，可見膠萊河在當時是無法使用的。
為什麼元代在動議開通膠萊河後，在南北航運中不見使用呢？元代文獻中沒有給出詳細原因。但在明代文獻中也許可以看出點原委。《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有記載：“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南北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至元十七年，萊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地三百餘里，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難成而罷。”由此可見，元代所謂開通膠萊河也只是次動議，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到了明代，南方經濟發達，北方政治中心的社會格局並沒有改變，南北漕運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明代南北漕運的主要特點是海道和運河兼重。在運河運輸上，明代更大規模的重新整修了京杭大運河；而在海道運輸上，關於膠萊河的開鑿與否再次提到議程。從《明史》的相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關於膠萊河的開通與否，曾經過多次爭論：
《明史》卷223《王宗沐列傳》記載：“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
《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故道接掖縣，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裡，較漕河為近。’”部覆寢其議。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等複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里皆石岡，議復寢。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在，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浚淤道三十餘里。”命從其議。
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砑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逾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竺，兩峰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萊州海倉。由麻灣抵海倉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繞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馬壕以趨麻灣，浚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於舊所鑿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為燼。海波流匯，麻灣以通，長十有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逾年，復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闊，設九閘，置浮樑，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里。時總河王以旗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於是工未就而罷。
三十一年，給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浚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浚，詔遣給事中胡檟會山東撫、按官議。檟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細流不足灌注。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皆潢汙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佔執元人廢渠為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注，秋冬暴漲無可蓄洩。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乃復報罷。
萬曆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複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浚地百里，無高山長坂之隔，楊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開無疑。”乃命栻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則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餘里，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估費百萬。詔切責栻，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闊，舟可乘潮，條悉其便以聞。
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為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啟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節挑東岸二里，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碙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丘之議。臣以為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概多碙呴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圈，不能更進。況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浚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鑑。”巡按御史商為正亦言：“挑分水嶺下，方廣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數尺為碙石，又下皆沙，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覆請停罷。遂召應節、栻還京，罷其役。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
崇禎十四年，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說。給內帑十萬金，工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嶺，車盤嶺脊四十里達於萊河，複用小船出海，可無島嶕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蔭恩獻議略同。皆未及行。”
此外，《明史》卷79《漕運》條中亦載：“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由此可見，元明二代，關於膠萊河開通與否的問題上，經過多次的爭論以及具體的實踐，均告以失敗，其中主要有兩個問題一直是當時社會無法解決的：一個就是泥沙極易淤積，前開後淤，雖花費鉅萬，但勞而無功，所謂“大潮一來，沙壅如故。”其二就是水量不能得到充分保證，運河雖開但無充足水量，依然無法行船。
膠萊運河的開鑿與否，是一項必定會對當地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工程，且不說這一工程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僅就工程本身的可行性論證來講，也需要更加的科學、縝密、細緻。
膠萊運河的開通，在當時其目的主要在於服務南北航運，可以大大減少船隻繞道膠東半島的航程。但在此後，我們從史籍中所看到的元代所形成的海上航線中，均不見對膠萊運河的使用。元代南北海運在前後時期上，主要三條航線是：
一、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啟東、鹽城、連雲港，進入山東諸州、膠縣、膠南、嶗山、成山，到達天津界河口。
二、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啟東，至山東半島成山、劉公島、芝罘島，到達天津界河口。
三．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直達山東半島成山、再到達天津界河口。
前後所形成的這三條航線的主要差別，其實就是逐步遠離沿岸航行，這主要得益於元代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進步，從而可以使遠洋航行的安全性得到大大提高。但儘管如此，如果之前膠萊河的開通非常有效果，無疑直接從黃海經膠萊河進入渤海，則可以大大節約航程，但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航線中，從來沒有使用過膠萊河，可見膠萊河在當時是無法使用的。
為什麼元代在動議開通膠萊河後，在南北航運中不見使用呢？元代文獻中沒有給出詳細原因。但在明代文獻中也許可以看出點原委。《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有記載：“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南北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至元十七年，萊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地三百餘里，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難成而罷。”由此可見，元代所謂開通膠萊河也只是次動議，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到了明代，南方經濟發達，北方政治中心的社會格局並沒有改變，南北漕運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明代南北漕運的主要特點是海道和運河兼重。在運河運輸上，明代更大規模的重新整修了京杭大運河；而在海道運輸上，關於膠萊河的開鑿與否再次提到議程。從《明史》的相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關於膠萊河的開通與否，曾經過多次爭論：
《明史》卷223《王宗沐列傳》記載：“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
《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故道接掖縣，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裡，較漕河為近。’”部覆寢其議。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等複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里皆石岡，議復寢。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在，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浚淤道三十餘里。”命從其議。
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砑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逾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竺，兩峰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萊州海倉。由麻灣抵海倉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繞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馬壕以趨麻灣，浚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於舊所鑿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為燼。海波流匯，麻灣以通，長十有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逾年，復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闊，設九閘，置浮樑，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里。時總河王以旗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於是工未就而罷。
三十一年，給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浚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浚，詔遣給事中胡檟會山東撫、按官議。檟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細流不足灌注。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皆潢汙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佔執元人廢渠為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注，秋冬暴漲無可蓄洩。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乃復報罷。
萬曆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複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浚地百里，無高山長坂之隔，楊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開無疑。”乃命栻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則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餘里，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估費百萬。詔切責栻，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闊，舟可乘潮，條悉其便以聞。
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為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啟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節挑東岸二里，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碙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丘之議。臣以為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概多碙呴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圈，不能更進。況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浚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鑑。”巡按御史商為正亦言：“挑分水嶺下，方廣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數尺為碙石，又下皆沙，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覆請停罷。遂召應節、栻還京，罷其役。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
崇禎十四年，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說。給內帑十萬金，工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嶺，車盤嶺脊四十里達於萊河，複用小船出海，可無島嶕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蔭恩獻議略同。皆未及行。”
此外，《明史》卷79《漕運》條中亦載：“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由此可見，元明二代，關於膠萊河開通與否的問題上，經過多次的爭論以及具體的實踐，均告以失敗，其中主要有兩個問題一直是當時社會無法解決的：一個就是泥沙極易淤積，前開後淤，雖花費鉅萬，但勞而無功，所謂“大潮一來，沙壅如故。”其二就是水量不能得到充分保證，運河雖開但無充足水量，依然無法行船。
膠萊運河的開鑿與否，是一項必定會對當地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工程，且不說這一工程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僅就工程本身的可行性論證來講，也需要更加的科學、縝密、細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