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貴族集結成黨派爭奪皇權的事件在歷代王朝中屢見不鮮。清朝的宗室朋黨問題在雍正初年發展至高峰,這與康熙帝在其晚年對儲位之爭處理不善有著密切的關係。

康熙十四年(1675年)冊立年僅兩歲的孝誠皇后子胤礽為皇太子,成年後的胤礽身邊形成了以其外叔父祖索額圖為核心的朋黨集團,索額圖等人“議論國事,結黨妄行”,縱胤礽驕橫跋啟、網羅黨羽。

事洩後胤礽被廢。翌年復立,後因其不思悔改,“秉性兇殘,與惡劣小人結黨”,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廢黝。

康熙諸皇子中,以皇八子胤禩為賢,其人精明能幹,頗具煽動力,故其周圍依附了大批的皇親權貴。康熙帝之兄福全就曾力薦胤禩“有才有德”,遏必隆之子阿靈阿、明珠之子撈敘、貝子蘇努、鎮國公吳爾佔、輔國公星尼均是其集團骨幹。雍正登基之初,鑑於康熙時期諸皇子黨的爭奪極大地危及了皇權，同時不利於社會穩定，遂實行改革，以剷除宗室朋黨。

在雍正帝親自撰寫的《朋黨論》中,用大量篇幅揭露其異母弟胤禩、胤搪等人“擾亂國是”、“貪婪不法”等等罪行,用以大造輿論,宣傳宗室朋黨的危害。並於雍正四年(1726年),將其二人“削籍除名”後加以囚禁。

此後,同屬皇八子黨的貝子蘇努、吳爾佔亦因“素與胤祺等匪比為奸”削籍除名。

雍正帝對康熙時期諸皇子黨的懲治有利於推動全國性的吏治整頓,同時也極大地震攝和打擊了其他非宗室的朋黨集團。

雍正如何透過三步，消除了中央官僚裡能威脅到皇權的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

第一步，是打擊以兄弟為首的皇室宗親對手。

宮崎市定說，中國式的獨裁皇帝是沒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獨裁體制下，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必須以君臣關係為基礎。那麼，當年與雍正爭過皇位的人，顯然是君臣關係的潛在破壞者，要首先進行打擊。

剛才我們提到，康熙時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擁戴的情形，讓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後，當然會覺得這個兄弟是一個巨大威脅。儘管他封胤禩為親王，但胤禩在面對道賀的親友時，愁眉苦臉地說，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腦袋就沒了，說明他很明白自己的處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貶為平民，圈禁了起來。按宮崎市定的說法，他的罪名包括，不願意交出康熙賜給他的詔書、修康熙陵墓時監管不力、管理內務府時煽動屬員騷亂等等，但本質原因就是他的擁躉多，對皇位有威脅。

與此同時，雍正也打擊和胤禩交往過密的其他宗親。宗親，就是和我們源於一個祖先的親人。在清代的皇室宗親裡，有相當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努。他屬於努爾哈赤長子褚英這一支，和胤禩是同輩，很快也被流放了。按馮爾康先生的說法，蘇努被流放兩個月後，雍正就釋出了《御製朋黨論》，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結黨的文章，也被看作是聲討胤禩集團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見，雍正是把蘇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幫手。他在打擊核心人物的時候，自然也要剪去他們的羽翼。

雍正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文字獄，就是呂留良案。因為呂留良的排滿思想，導致這一案件發生。但馮爾康先生認為，這個案件是為另一樁曾靜案做掩護的，實質上還是與打擊胤禩集團有關。曾靜是雍正時期的文人，也是呂留良的學生，他想勸說將軍嶽鍾琪造反，結果被告發，受到了雍正親自審理。曾靜曾說雍正有十大罪狀，其中就包括廣為流傳的弒父篡位、殺兄害弟。雍正追查之後，發現許多說辭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監之口。所以就藉此案對胤禩的殘餘勢力做了進一步的打擊，同時為自己辯白。因此說到底曾靜案還是政治鬥爭的延續，而呂留良案的文字獄只是一種表相而已。宮崎市定也認為，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分兩種，其中一種就是與誹謗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關。當然，由此引發的雍正時期的其他文字獄又另當別論了。

我們再來看雍正實現決策權獨裁的第二步，就是打擊結黨的權臣。

雍正繼位後，本來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親信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兩個人是年羹堯和隆科多。但他們很快就恃寵而驕，結黨營私，嚴重侵犯了皇權。雖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時候也結黨，但登上皇位以後，對臣子結黨就特別警惕。所以，幾乎在打擊胤禩集團的同時，雍正也對這兩個權臣下手了。

年羹堯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勞顯赫，也因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尋常的信任。西部地區的人事安排，上到總督和巡撫，下到縣官這種低級別官員，所有的任用都聽他的。至於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會向年羹堯諮詢。比如有一次從進士裡選拔人才進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選名單發給年羹堯，讓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麼不妥。隆科多也是一樣，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權，因為他姓佟，所以人們稱他選出來的官員叫“佟選”，可見其勢力有多大。這樣一來，就導致年羹堯和隆科多越來越膨脹，開始收受賄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在雍正看來，這就是結成朋黨，干預朝政。當官的如果都聽年羹堯和隆科多的，誰還聽他這個皇帝的呢？所以結果就是，年羹堯被賜死，隆科多被圈禁，兩大權臣的黨羽也一鬨而散。

接下來的第三步，雍正打擊了文官系統中的科甲朋黨。

科甲就是科舉。在科舉考試中，考官和考生之間，形成師生關係，考生之間則是同學關係。進入官場以後，這些關係就成了他們維護官場利益的資源。宮崎市定認為，許多人藉助這種資源，變成了政治寡頭，力量大到能對抗皇帝的政策。比如康熙時期，皇帝屢次編纂圖書，都任用徐乾學擔任總編纂，徐乾學就安插自己的門生擔任編纂。書編好了以後，這些門生都會受賞、升官，有的人還被派到外地擔任科考的考官，這樣一來，又可藉助考試形成新的人脈。因為有利可圖，圍繞在徐乾學身邊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就成了一個寡頭。

作為獨裁皇帝，雍正肯定不會眼看著這種情形存在。直隸總督李紱曾經上書彈劾雍正的寵臣田文鏡，說他任用小人，打壓好官，導致有不法之事出現。雍正問田文鏡是怎麼回事，田文鏡說自己不是科舉出身，李紱是，所以李紱和一群有師生、同學關係的科甲文人拉幫結派，挑我的毛病。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經，認為科甲朋黨的勢力抬頭，最終把李紱下獄。這是雍正時期一樁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對科甲朋黨的戒備程度。

透過類似這樣的壓制，使得朝廷內很難再有一股集團型的文官力量，去對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麼在中央就不會有任何人敢挑戰雍正的權威，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就徹底由皇帝說了算，雍正就此實現了對決策權的獨裁。

然而雍正畢竟是用壓制手段來控制中央政權的，尤其是文官集團對皇帝的做法並不真正買賬，當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時，官員的不滿無形中導致了他們與民間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雍正去世後，乾隆認為父親對朝臣太過嚴苛，決定採取寬仁風格，並且廢掉雍正一些壓制官紳的政策，以獲得後者的支援。這就引起了這群官僚的反彈，那麼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擊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舉人、貢生也要服徭役，就是從事各種勞動。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這個政策。那麼這些徭役轉嫁給誰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說，雍正一時的勝利，最終仍然是由老百姓來買單。

好，以上就是回答內容，就是雍正透過打擊皇室宗親裡的對手，以及權臣和文官系統中的朋黨勢力，從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裡威脅皇權的所有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礙被去掉了，但暫時的壓制也為後來的政策反彈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