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史實和輸出價值觀，兩者並不矛盾。

相容幷蓄≠面目全非，女性歷史人物怎麼看待？

金庸老爺子說過，自己在寫小說的時候，人物結合真實歷史背景，都是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

所謂大事不虛，就是歷史大方向正確。

所謂歷史大方向正確：重要歷史人物、事件、評價、背景、常識——儘可能不出錯。

有些古裝劇喊冤，不妨看看，到底是犯了哪一條。

不得不說，霍去病和衛青，已經熱了好幾年，一直有相關新聞。

就在電視劇上映前兩個月，還是熱門話題，這樣的錯誤，實在不該出現。

好在，電視劇已經修正，但也有人表示，這樣的臺詞，以獨孤氏的身份來說，不怎麼合適。

（具體不展開，可自行搜尋相關文章）

至於金庸的《鹿鼎記》裡，建寧公主身份的改編。

一來成書年代早，資料不像今天那麼容易獲取。

二來金庸對那個歷史時期的基調把握，相對準確。

《鹿鼎記》的背景是閉關鎖國、等級森嚴、滿口奴才的一個高度封建化的社會。

韋小寶作為一個，隨時隨地都能卑顏屈膝的潑皮無賴，卻在其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嬉笑中，蘊含著辛辣的諷刺。

小說裡，韋小寶的言行並沒有超越歷史侷限，人物故事發展，在大方向上有邏輯自洽。

所以，兩者的錯誤，並不能相提並論。

至於小事，就雪心個人寫作而言，比較糾結的是稱呼。

比如唐宋以前，沒有“小姐”這樣的稱呼，是稱“娘子”。

如果一個唐朝背景的小說，丫鬟護著主人家女兒，大喊“休傷我家小娘子”，很容易引起讀者誤會。

這個時候，只能做一些取捨調整，把“娘子”改成“小姐”。

還有，諸如一些歷史線索不夠清晰的，比如亂世中，常有僭越現象，明明是王爺，卻把自己居住地稱為宮殿，但從哪一年開始僭越的，這種就不要去錙銖必較了。

歷史上，確實有許多被冤枉的人物。

比如說妲己，集合了妹喜、褒姒、以及春秋戰國許多著名女性的負面事蹟。

別說《封神演義》，漢朝起流傳的妲己，就已經十分妖魔化了。

很多人覺得妲己冤枉，為什麼同是插手軍政和政治的婦好，是正面評價，妲己卻是“牝雞司晨”？

只能說，婦好趕上了好時代。

婦好是現代考古發現的，而婦好所的生時代，又是允許女性參與家國大事的時代。

所以，婦好的所作所為，無論是過程、手段、還是結果，都是正當的。

妲己呢，就算撇去一些強加於她身上的事蹟，她還是有過手段不正當。

再說武則天，武則天有治國胸懷、格局、理想。

但是，這並不代表武則天所用的手段就是正當的。

錯是錯，對是對，在這點上，沒什麼好強行開脫的。

作為編劇要考慮的是：

1.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逼迫武則天不得不這麼做？

2.這麼做的後果是什麼？

比如唐王室後來宦官隨意廢黜皇帝，是不是武則天開了這個頭的緣故？可以設計武則天身邊人的臺詞，來表達這種認為“帝位可以玩弄於鼓掌間”的微妙心理變化。

3.能不能透過其他人物的對白，來質問，同樣是帝王手段（比如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為什麼武則天就被如此詬病？

以現代人角度來看，在古代，女性的地位，只能依附於男權存在。

（要麼父親有地位，要麼兒子有地位）

一旦挑戰，必遭瘋狂反撲。

所以，古代女性永恆的、共同的悲劇是，在付出努力之外，必須去爭奪男人。

對社會做出的貢獻，總能被男權社會輕易否定、掩蓋。

在這種大環境下，一、兩女性成功，沒有任何勵志可言。

她們的成功之下，是更多女性的屍骸與悲涼。

當然，這個主題太沉重。

非歷史劇，比如金庸《鹿鼎記》這樣寫小人物的，可以走些輕鬆搞笑路線，不需要這麼沉重。

但，寫比較重量級的歷史女性人物時，沒法不嚴肅。

與其讓觀眾寬容，不如對資料的收集上，更謹慎些。

如果要表現女性力爭上游，獲得成功，真正可以勵志，鼓舞女性奮鬥的，還不如寫現代職場劇。

文化創作是要包容，然而打著歷史的旗號，披著文化的衣服祈求寬容就不行了。如果需要寬容，那就是藝術，就請不要使用歷史人物。歷史是事實，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即使要進行藝術修飾，也是要基於歷史基礎，而不是脫離歷史進行天馬行空的創作，畢竟藝術就算高於生活，也是因為它是要基於生活的。

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不應該也不適合這種亂來的創作，不僅對歷史不尊重，也會讓不瞭解這段歷史的觀眾迷失。就像當初乃至現在，風靡全國的王者榮耀最讓人擔心的就是胡來，張冠李戴歷史人物。

藝術創作者應該要有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如果真愛歷史，就要承擔起宣傳本真的責任，秉承尊重史實的原則，然後再加以藝術的潤色。然而潤色只是修飾，不應該喧賓奪主，使史實失去其中的“實”。不應該為了所謂的藝術而犧牲歷史，然後到頭來怪罪觀眾不寬容。反而應該從觀眾的吐槽中尋找自己的錯誤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