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農民生活民不聊生，秦國北方要抵禦匈奴修建長城，導致大量農民都在修建長城，隨後引發陳勝吳廣起義，平反的將領章邯因無兵可領，就決定用驪山十萬囚徒為兵，自劉邦項羽推翻暴政，楚漢爭雄，戰火連天，以至於劉邦即位後實行黃老之治，推崇老子之學。

三國啟篇話中記載，鉅鹿侯張角趁機起義，豪強依有利地勢，城池，士族而起。

首先秦漢農民的生活，肯定很苦。

元朝，張養浩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中寫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戰亂時節就不用說了，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太平年月，百姓農忙時要幹農活，自己家做完還要給地主家做。還有各種兵役和力役，還有人頭稅，按人頭納稅。一年到頭，只求不餓死。

所以造成了大量的逃戶，尋求大族的庇護，甘願為奴僕，也不當黔首農戶。這就給豪強大族提供了人。

另一方面，漢朝的官員選舉制，即察舉制，人才的推薦，都掌握在地方大族手裡。為豪族做大提供了政治基礎。

最後，中國古代有句話叫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的地方都把持在鄉紳世族手裡。

秦朝是中國進入了君主專制時代，推行郡縣制為後來漢朝收回分封在外的諸侯王領地，和領地的管轄權打下牢固基礎。使民眾達到大統一，四海昇平，百姓有了殘喘之息。但秦統一後大多民眾政策未改，搞的民生哀道，如守邊三日，統一六國後邊界遼闊，守邊三日就成為了農民的負擔。

秦漢史書記載種田每年毛利潤能有15.5石粟交完稅剩餘約449錢，當時買賣雙方各交22錢稅，大奴價4300錢，小奴2500錢，牛4000錢。豬肉1斤2-3錢，羊1頭300錢，狗1條50錢，雞1只15錢，粟1石30錢，稻1石50錢，死馬1匹250錢，酒1石100錢（1升1錢），蔥1石50錢，稻田1畝2000錢，粟田1畝50-500錢。

 豪強大族產生是因為當時的中央政權實施三公九卿制。用察舉制選拔官員，要被察舉進入仕途，必須通曉儒家經典。當時普通人很難得道受教育的機會，學術是壟斷在少數人手中的。這些擁有學術、知識、書籍的家族，將學術和書籍代代相傳，這樣就形成了“累世經學”，而這些家族的成員由於擁有學術知識，因此天然就具有出仕的資格。這樣一來，“累世經學”又轉變成了“累世公卿”。如此一來，就形成手握重權的大族。

秦漢時期，由於產生了大批平步青雲的軍功地主，他們獲得授田，然後憑藉豐厚的賞賜俸祿，社會地位的優勢，大肆購置田地。同時，他們招募大量的私人農戶，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繳納租稅，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冊的編戶人口。其經濟安排，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經營，農，林，牧，漁，副樣樣具備，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世族莊園建有自衛的“塢堡”，擁有私人武裝。漢武帝去世後，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勢力乘機崛起。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地方上，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豪強。乃至“四世三公”“一門五侯”，世族門閥不可一世。

秦漢四百年的大一統，中間雖動盪不安，但是國家整體上是統一安定的。國家的統一，這使得遠離戰爭的農民生活較為安定。

秦國商鞅變法以後，按畝納稅，秦國的經濟體制就全面轉入"耕戰"。即重視農業生產和對外戰爭，以農業生產支援對外戰爭，以軍功授爵賜予土地。同時由國家法令具體指導農業生產。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貴族階級雖然消失殆盡，但是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承認土地私有制，這就衍生了地主豪強階級，他們憑藉這個命令，不僅得以合法佔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種手段兼併農民的土地。土地被兼併的農民，不得不以"見稅什五"的苛刻條件耕種豪民之田。

受壓榨的農民在苛政之下揭竿而起，一舉推翻了秦朝的統治。漢朝建立後，劉邦運用黃老之術，在經濟上則推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輕徭薄賦政策，使漢初經濟得以復甦與發展。

到了漢文帝即位後，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1∕30的土地稅，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

文帝還減輕徭役，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文景之治下輕徭薄賦，農民日益富裕起來，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中國古代社會開始進入治世。而豪強地主也受到了漢朝的打壓。

漢武帝時期年年征戰，幾乎掏空了西漢的國庫，民怨沸騰，豪強大族也不斷地兼併土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漢武帝之後幡然悔悟，及時改變了國策，與民休息，農民漸漸地迴歸安定，但豪強大族開始重新崛起。

漢宣帝時期，為制止土地兼併，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大族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為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地主的控制，重新變為國家的編戶。

漢宣帝連續不斷的打擊豪強大族，使得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不過到了西漢後期，外戚掌握了國家的政權，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

兩漢交際之期，豪強階級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左右國家的政權，農民生活艱苦。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針對戰亂之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但是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援下建立起來的。

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併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於是劉秀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又命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給東漢王朝以極大威脅。

面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反抗，光武帝採取鎮壓與安撫並用的手段，給了豪強地主嚴重的打擊。國內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大好局面。各項輕徭薄賦政策的實行，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農民的生活日漸穩定。

到了東漢的中後期，政治黑暗，皇權虛弱無力，對地方過度放權，地主豪強甚至擁有了自己的私人武力，這導致土地兼併越加尖銳。地方豪強發展到後期，又逐漸分化為士族與寒門兩個陣營。其中，士族在土地與權勢，佔有了優勢，也因此擁有壟斷政府高層的實力，形成了三國兩晉時期特殊計程車族政治。

秦漢時期農民的生活與政府打壓豪強的力度成正比，政府打壓得越嚴厲，農民的生活越幸福，但是治標不治本。土地私有制對農民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有土地的公有制才能帶給農民真正的幸福。

秦朝時期農民由授田制獲得土地使用權，沒有土地所有權。農民只能依附豪強地主生存，賦稅瑤役繁重，生活很苦。

西漢時期，農民生活較好。當時朝庭實行"三十稅一"的低農業稅，農民有人身自由。到東漢，因豪強興起，農民又倫為農奴，生活艱苦。

豪強大族的形成與世襲制有極大關係，由於他們世代為官，經濟上，瘋狂兼併土地，廣佔因園；文化上宣傳儒學，奴化百姓；政治上控制著一定權利，還擁有私人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