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商朝是夏朝方國商國君主商湯在亳（今商丘）建立商朝，前後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先商”；第二階段是“早商”；第三階段是“晚商”，相傳有17世31王，延續500餘年，前後有14次遷都，其中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末代君主帝辛，即商紂王，於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擊敗後自焚而亡。

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王朝，也是最後一個完全施行封建制度的世襲王朝，分為西周（約前11世紀－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西周從周武王滅殷商建國並定都鎬京（宗周）起，至周幽王亡國止，是中華文明的全盛時期之一。該時期的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皆深刻地影響著後世。東周都城為洛邑（今河南洛陽），其時代又可分為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與戰國時期（前476年－前221年）。前256年秦昭襄王廢黜周赧王，東周亡。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各國，建秦朝

商朝的勢力範圍東至大海，西達陝西省西部，東北達到遼寧省，南至江南一帶，為當時世界上一個大國，但核心區域還是中原一帶。始都亳，曾多次遷移，後盤庚遷都殷（今河南省安陽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稱為殷。《史記·吳起列傳》記載商朝疆域“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商朝其最大疆域，北到遼寧，南到湖北，西到陝西，東到海濱。 除了包括夏所屬長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蘇，陝西的一部分。考據顯示勢力範圍還可能包括遼寧，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土地。

先商時期，商部落為夏后氏的諸侯，商部落的首領稱作“商侯”有封地七十至一百里。

晚商的北界直抵燕山南麓，西達渭水下游，南至長江，東望泰沂山脈。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機構。中央分設管理政務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機構。地方用侯、邦伯加強各地的統治，還有大批宮廷侍衛。同時商朝王室還掌握有大批武器和軍隊，貴族還設立嚴峻的刑法和監獄。另外，還使用宗教觀念來鞏固其統治地位，商王被認為是“天帝”在人間的使者，把神權和王權結合起來。

而周朝崛起於周原，周朝興起於今陝西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陝西岐山），在季歷與西伯昌（即周文王）的經營下擴充套件至陝南、晉南一帶。到周武王時大會蜀、羌、彭等等西土諸侯（隴南、四川與湖北等），史稱孟津之誓。武王伐紂的勝利，使得小邦周取代大邦殷，定都於鎬京（今陝西長安），領土拓展到東土晉中、河南、山東等地。但是殷商勢力與東夷勢力尚盛，其民眾與周人在文化、思想方面幾乎不同，周武王採用分封宗室功臣的方式鞏位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與監督東方廣大的殷民與東夷。周公旦發動周公東征平定殷商與東夷、淮夷後，藉由封建制度武裝殖民宗室功臣到東方交通與政治據點。其中以五個諸侯國為主，成為周朝的藩屏：掌控東夷蒲姑、奄的齊國與魯國，守衛北方、東北方的晉國與燕國，監控殷都與掌控東方交通中心的衛國等。成康時期，周朝疆域東至大海，西至渭河上游，北達肅慎（今遼寧朝陽），南到江淮、漢水以北一帶，領土擴張到最大。

周朝在鞏固國力後於武王伐紂滅商朝建立西周三監之亂的危機，於周公東征後平定，並且藉由大量分封諸侯來穩定東土西周國力於成康之治時達到顛峰，在昭穆時期持平。共懿孝夷時期國勢漸衰，最後發生華人暴動與共和行政。影響力逐漸衰弱，平王東遷後，雖有東周，但名存實亡。

所以說，商周時商王的權力和影響力比周王的大，

2.周武王分封諸侯時，仍然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叛殺死，另封紂王的庶兄，當年曾降周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以奉商朝的宗祀。

幼稚，太幼稚，這世界上會有人因為效忠某人而謀反嗎？

利益，都是為了利益。

周王朝是透過牧野一戰而定天下的。周人雖然佔領了商都朝歌，但並未全部解除殷人的武裝。

周初，政治形勢十分嚴峻。

首先，商朝雖然因周武王攻取朝歌而滅亡，但其基層政權組織與力量仍然獨立存在，“殷頑民”蠢蠢欲動，伺機反撲。

牧野戰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周王朝勢力不達今豫東、山東、河北。東方地區與周王朝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為了安定局面，武王封商紂王之子武庚祿父照舊統治商故都地區，派管、蔡、霍三叔監視。

東夷諸小國，本來在殷商時代就沒有真正統一於中央王朝，商王屢次用兵，效果並不明顯。西周初年，他們趁周王朝內部的分裂，鼓動武庚反周復商。

不久就發生了“管蔡以武庚叛”的亂象。

東方叛亂固因殷民和東方部落首先發難，但也是他們串通三叔從內部瓦解策應才得以發動的。

武庚叛亂波及面很廣，東達整個山東半島直到海邊的東夷各族，東南及徐淮各族，南方荊楚也與東方叛亂此呼彼應。管叔、蔡叔和武庚是叛亂魁首。經過三年多的激戰，王師方才平叛。

所以說，商紂之子武庚和管叔、蔡叔與東夷、荊楚諸部是合作關係，並不存在誰效忠誰，誰聽命於誰的關係。

從國家形態來看，商代應屬於典型的早期國家時代。一方面，商代的國家機器已十分完備；另一方面，商代又仍是以部族的血緣組織作為國家的基礎，而依地域組織劃分居民的地緣國家形態尚未出現或僅處於萌芽狀態的時代。

當時方國林立，所謂方國，就是這種以部族血緣組織為基礎的早期國家。

殷人的方國在當時是最為強大的，自稱“大邑商”“大邦殷”；與它同時並立的還有眾多的大小方國，著名的有羌方、舌方、人方、鬼方等等。這些方國包括大邑商自己在內，於各自直接控制的轄土之內，均採取血緣聚居的方式。

我們從甲骨卜辭材料的記載來看，“大邦殷”雖然征服過許許多多的方國，但並沒有把這些異姓方國融化為自己邦族的一部分，而僅僅是迫使它們處於附屬、服從的地位。因此，所謂的殷王朝，實際上不過是以大邑商為領袖的、由眾多方國組成的一個方國聯合體，不但與秦漢以後的大一統王朝有著天壤之別，也與家國同構、“宗統與君統合一”的周代迥然有別。

東征平叛勝利後，周王朝實際控制的疆域較之商代有了空前的擴大，如何實現對新徵服的地區進行有效的統治，達到長治久安，是周公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在這一關乎周王朝未來命運的重大決策面前，周公決心結束周之前的萬邦時代，他在武王初步分封的基礎上，徹底實現了中華早期文明由部落制到邦國制的完全轉變。

封建制雖然並非從周公開始，但在他攝政期間，分封進入高潮，封建制也最終作為一項重大政治體制真正確立下來。

據《荀子》一書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

可見，西周王朝的規模是在周公大分封后才奠定下來的，透過層層分封，擴大了西周的疆域，這是中華民族政治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

封建制對中華民族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封建制把許許多多獨立分散的氏族、部族組織用血緣宗法關係聯絡起來，“以藩屏周”，地方諸侯都要宗周，周天子的政令下達到諸侯，造成初步的政治大一統的局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此成為華夏民族一種共同承認的政治觀念，這為華夏文明的孕育發展與政治上的進一步統一創造了條件。

可以說，沒有周初的大分封，也不會有戰國以來的郡縣制，更不會有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制度。

所以說，商王對整個領土的控制力，是跟周天子不可同日而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