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魯迅對胡適曾是充滿著敬意的，而且胡適對魯迅的態度一向是非常寬容的，哪怕受了魯迅的嘲諷，也不置一詞。這一點也許會讓今日的議論者瞠目，但這是一個事實。畢竟這世上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魯迅和胡適也不是全然割裂的兩類人。

【青年胡適】

在胡適對舊文化發難之後，魯迅聲稱白話文以前的中國，是“無聲的中國”，而有了胡適先生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才讓中國變成了“有聲的中國”，他對胡適的尊敬，以及他願意與胡適等人一道捍衛新文化運動的決心都表露無疑。

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之時，兩人應該算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一直到李大釗與胡適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爭執時，魯迅一直沒有發聲參與，但是卻寫信給胡適，支援胡適所說《新青年》不再談論政治，並且建議之後只要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就好了。

【青年魯迅】

一年之後，魯迅、周作人和陳源正進行筆戰，胡適在天津飯店分別給他們寫信進行調解，最後他引用魯迅《熱風》裡的話“這便是海，在他這裡，能容下人們的大汙衊”來勸誡三方。足見胡適對魯迅的喜愛，但是胡適性格中喜歡調和的一面也顯露無疑。

【陳源，就是他汙衊魯迅抄襲鹽谷溫】

到了1929年，周作人給胡適寫信，胡適回信時，信上仍然對魯迅充滿著喜愛，但是魯迅這個時候對胡適已經頗有不敬之語了，這也很容易理解，雖然兩人的性情都有真摯的一面，文學精神相似，但畢竟兩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別，在後來的文藝道路上也走了不同的路。

胡適的寬容平靜與深邃，魯迅的自我犧牲與吶喊抗爭，這確實是他們很大的不同，但這不能以“罵”來衡量的，魯迅反對的也不是胡適本人，而是他代表的某一種調和、改良的思潮，而當時的社會，以現在來看，確實是改良和調和無法挽救的。

【經典魯迅】

胡適不但沒有在意魯迅對自己的諷刺，反而對攻擊魯迅的人加以阻止，他曾致信蘇雪林，指責她不應該攻擊魯迅，並對當時學界所謂的“魯迅的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這個說法加以痛斥，並且建議“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寫篇短文”，可見胡適對魯迅一直是持什麼樣的態度。

筆者覺得大家應該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不要把兩人塑造成冷冰冰的機器，人是複雜的，多元的，神化和妖魔化任何人，都是不應該的。

從人格講，胡適遠遠高於魯迅，胡寬容，正氣，魯睚眥必報，很多是從個人感受出發！從文章講，魯的小說雜文遠遠高於胡適，胡適是但開風氣不為師。從關係講，胡的地位高於魯，一開始有聯絡，後來道不同不相為謀，但胡對魯是懷有敬意的

魯迅年長鬍適十歲，二人曾經一起為《新青年》撰稿。當時兩人惺惺相惜，但是後來兩人因為思想一個過於激進，一個過於綏靖，關係破裂。但胡適對魯迅尊重依舊，據說，魯迅是唯一一個去胡適家被胡適迎接、而胡適之子會替拿大衣和圍巾的人。

但魯迅對胡適卻卻沒有那麼客氣，他對胡適是一千個一萬個的看不上，並且經常對胡適的言行進行批判。不過，胡適從不反駁，也不讓自己的學生做相類的事情。

魯迅愛罵人是出了名的，他的語言被譽為匕首投槍，可見其犀利，胡適作為與他理念相左的代表人物之一，當然也逃不了被罵的下場。

1924年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青年學生積極進行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而新任命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則認為學生應該專注於學習，不要參與政治，以此觀念“整頓學風”，並藉機開除了許廣平、劉和珍等六名學生。並因此引起學生遊行，這就是1925年“女師大風潮”。

而胡適等17名北大教授則在"女師大風潮”後發表公開信，呼籲學校:

“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裡去”。

在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對胡適的這些言論非常不滿，並進行不點名的，犀利的諷刺:

“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1933年，胡適反對宋慶齡“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主張，反對"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看成政治問題，再次引來魯迅的痛罵:

“(胡適)乃是“為虎作倀卻又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後來，魯迅還罵過胡適: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新月博士常發謬論，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氣，南方已無人信之。”

對這些言論，胡適沒有迴應。後來魯迅去世，胡適還幫著許廣平整理魯迅遺作，替魯迅辯誣，證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等。斯人已去，名人是非，多已為歷史淹沒，這裡八卦，並非歷史真相，請不喜勿噴。

魯迅（1881年——1936年）和胡適（1891年——1962年）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成就突出的知識分子，魯迅是偉大作家，胡適是偉大學者，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帶頭人，為漢語從文言文向白話文轉變，現代文學的普及，民主思想的傳播等方面，都立下不朽的功勞。兩人也分別在1927年和1939年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們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國界，為世人敬仰。

胡適和魯迅

然而，這兩位大師從朋友到冤家，中間經歷了許多事，一步步讓友誼的小船翻了一次又一次，最終導致關係僵硬，形同陌路，甚至還在媒體上以犀利尖銳的言辭，公開論戰過。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是兩人在文化觀念和教育理念上出現了嚴重分歧，由於兩人都是好強之人，在文化領域，都是大佬級人物，誰也不服誰，所以，到最後成了冤家。

胡適

1918年，37歲的魯迅和27歲的胡適，以撰稿人的身份，相識在《新青年》雜誌社，兩人都很佩服對方的思想和文采，又是耿直誠實之人，更由於兩人對封建禮教制度和迷信思想深惡痛絕，所以，他們惺惺相惜，相互尊重，迅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魯迅

兩人都有文人的清高和孤傲，但是面對對方，卻都能放下架子，還相互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吃飯喝酒，討論一些學術問題。這個時期的他們，譜寫了一段知識分子之間相親相愛的佳話，詮釋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治學精神，為其它文人樹立了榜樣，成為當時文化界的美談。

然而，他們的分歧第一次出現在1925年。

魯迅與許廣平

1925年的魯迅已經是自由作家，在對民眾思想的改造中，魯迅認為，文學要反映民間疾苦，要為勞動人民代言，要批判封建制度下的不合理因素，若要改造民眾思想的話，從下層做起是正確出路。而胡適此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在仕途和政界已經擁有了一定威望，他跟魯迅的理念恰恰相反，他認為，改造民眾思想要從上層做起。

胡適

魯迅批判上層，胡適擁護上層。魯迅說胡適有“歷史癖和考據癖”，是政權的幫手。在後來多篇文章中，魯迅都對胡適冷嘲熱諷，說胡適是出賣靈魂的人，是一個“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的偽學者。而胡適以君子風度迴應魯迅，對魯迅的激烈言辭並沒有在意，在1936年魯迅逝世後，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悼文。可以說，從1925年起，他們就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一直貫穿於魯迅去世後才消停。

在1933年，魯迅還痛罵過一次胡適，他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原因是胡適在某次面對記者採訪時，說了大概這樣的話：日本徵服中華民族的唯一方式就是征服中華民族的心。胡適的這句話一出，引起魯迅的激烈批判，大有把胡適看成是日本人幫兇的架勢。

兩人政見上有不同，但並不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那種仇恨。魯迅言詞過激，胡適也並不代表百分之百的正確。對兩人之間的的關係作過多的研究似無必要，硬要分個誰高誰低、誰對誰錯，現在已沒有多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