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汣琰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過勞死”這個日本舶來詞。
1987年，43歲的中年男子八木俊亞，在東京一家中型廣告代理公司上班。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才能回家。這年2月的某天，他比往常早了一個小時回到家中，給女兒輔導完功課後即上床睡覺。午夜時分，八木俊亞感到身體疼痛，未能等到急救車就去世了。後來，妻子在他的筆記本里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在今天‘繁榮的日本’，奴隸般的工人，實際上生活得比過去的奴隸還要悲慘。”
同年8月，一位叫做安田真司的汽車引擎設計師，在公司的食堂裡突發腦溢血去世，時年37歲。留下了妻子和三個孩子。去世之前，他已連續三年持續高強度、超時長工作，早上7時離開家門，次日2時回到家中，也沒有節假日。悲痛中的長子說，父親將自己活活累死在公司，實在是“太愚蠢了”。
八木、安田們的死亡，引起了整個日本社會對“過勞死”（Karoshi）的關注。媒體開始頻繁報道此類事件，律師、醫生與工會組織也行動起來，舉辦“過勞死學術研討會”、“過勞死辯護團全國聯合會”，開設面向全社會的“過勞死”免費諮詢服務——1988年4月，大阪率先開通“過勞死電話諮詢服務熱線”，由律師與醫生來回答員工本人或其家屬關於“過勞死”在法律援助和生理預防方面的問題。熱線極受歡迎。於是，同年6月，又成立了全國性質的“過勞死電話諮詢服務熱線”。
法律界與醫學界，還試圖對“過勞死”這一術語的涵義，做出學術上的界定，將其變成一個具備法律與醫學意義的“社會性疾病概念”。比如日本國立公眾衛生院的醫生上畑鐵之丞，曾提供過這樣一種關於“過勞死”的定義：
“勞動者在生理條件承受不了的情況下進行勞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壞，其結果是疲勞過度，但仍在進行著過度的勞動，導致高血壓及動脈硬化，最後造成致命的崩潰。”
再後來，因無法承受超時長工作而自殺、而誘發哮喘等疾病死亡，也被歸入了“過勞死”的範疇。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發表的一篇論文裡，上畑鐵之丞披露，他諮詢調查了203例“過勞死”，結果發現：
（1）男性佔據著壓倒性多數，共計196例。
（2）死亡年齡最小的只有21歲，最大者是67歲。
（3）只有不足15%的人在發病後被搶救了回來，其餘全部死亡。超過半數是在24小時內猝死。
（4）疾病型別以心腦血管疾病為最多。
（5）三分之二的病例每週至少需要工作60個小時以上，半數以上的休息日須用來加班，屬於長時間超長時間勞動。
♦ 上畑鐵之丞的著作《過労死の研究》
附帶一提：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1988年釋出的一項“勞動力調查”，當時的日本，長期必須每週工作60個小時以上的勞動者，共計有777萬人之多，平均每4個男性中就有1個。
此外，198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的大公司中，有45.8%的課長與66.1%的部長，也就是中層幹部，認為自己有可能會“過勞死”。《讀賣新聞》1992年的一篇新聞報道則稱，根據他們的問卷調查，有多達48%的職員或他/她的家屬在擔憂“過勞死”；而且，“從年齡結構來看，可以說對‘過勞死’感到不安，是從35歲開始的。”
總體而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這場全民關注，不但讓“過勞死”這個概念在日本盡人皆知，也多多少少推動了日本政府對打工人權益的保護。比如：
（1）開始在人口調查報告中釋出“壯年期疾病猝死”的資料。
（2）推行一週休息兩天的制度。發放由東京醫學研究中心編著的《過勞死預防手冊》。
（3）採納醫學界對“過勞死”的一些新定義，放寬心腦血管疾病的工傷認定標準，被“全國勞動基準監督署”認定為工傷的“過勞死”案例，隨之不斷增多。
（4）立法跟進。1988年《勞動基準法》修訂生效，就僱員的最長工作時限和強度做出了規定，明確了違法僱主的刑事責任。1992年出臺了《促進減少工作時間的臨時措施法》，將工人每年的工作時間減少至1800個小時。1999年通過了關於“過勞死自殺”的工傷認定標準。2004年實施了《過勞死等預防措施促進法》。2016年內閣會議又通過了《預防過勞死對策白皮書》。
♦ 日本厚生省對過勞死、過勞自殺的工傷認定情況（1999-2004），引自森岡孝二《過勞時代》。
值得深思的是，在引起這場全社會關注之前，“過勞死”這個詞已誕生了約十年之久（1978年）。而且，在這個詞誕生之前，也已有許多人成為了“過勞死”的受害者。比如，1969年，一位在日本第一大報配送部門工作的29歲年輕人，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加班後突然中風死亡。儘管當時還沒有“過勞死”這個詞，但這位打工人的遭遇，已可謂典型的“過勞死”。
這背後，或許至少存在著兩重原因。第一。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百廢待興，日本人的工作時長雖然自五十年代起即遠高於歐美國家，但相對於剛剛過去的、更悲慘的戰爭時代，這種工作上的“過勞”要顯得更容易被忍受。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著作在談及日本崛起時，常感慨“二戰前出生的日本人在工作上更加吃苦耐勞”。
第二。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尚處於增長期，“過勞”或多或少可以有一點物質補償，受不了“過勞”後另謀去處的機會也要多一些。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經濟下行，所謂“失落的十年”到來，“過勞”很難有物質補償，放棄“過勞”也很難尋到更好的新工作機會。當“過勞”變成一種難以遁逃、只能無奈接受的東西，關於“過勞死”的憂慮，也就空前瀰漫了開來。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有媒體關注，有律師和醫生提供幫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那場“過勞死全民關注”中，打通熱線電話前去向專業人士諮詢“過勞死”問題的，卻大多數是職員們的妻子，而非深陷“過勞困境”中的職員本人。這些妻子們告訴調查者：
“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回到家也要一直打電話，直到半夜。節假日也要去公司加班。每天都忘我工作，但也曾說過有點累。我想，他去世的主要原因還是壓力過大和睡眠不足”；“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鋪墊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睡覺。雖然我是他妻子，卻不知道他在單位具體做什麼……”；“他每天都加班到夜裡12點左右，1點才能到家。公司有一百多名員工，都沒有加班費，夜宵就是一碗拉麵。他總是很疲憊，死前不久還抱怨說‘已經到極限了，非累死不可’，如今只剩下我們母女兩人……”
丈夫們的沉默，或許是因為他們身在局中，未覺察到自己已深陷“過勞”，或者雖然覺察到了，卻尋不出解決之道，也不認為打通熱線電話能獲得多少真正的幫助。畢竟，世人慌慌張張，唯圖碎銀幾兩。偏這碎銀幾兩，能解萬般惆悵。
①程極明：《日本的“過勞死”》，《國外社會科學情況》1991年第8期。
②上畑鐵之丞：《所謂過勞死的背景》，《日本醫學介紹》1992年第13卷第1期。
④（日）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過勞時代》，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6頁。
⑤陳素鳳等：《日本對“過勞死”問題的研究進展》，《經濟師》 2019年第12期。
⑥郭曉宏：《中國工傷保險制度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6頁。
作者丨林汣琰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過勞死”這個日本舶來詞。
1987年，43歲的中年男子八木俊亞，在東京一家中型廣告代理公司上班。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才能回家。這年2月的某天，他比往常早了一個小時回到家中，給女兒輔導完功課後即上床睡覺。午夜時分，八木俊亞感到身體疼痛，未能等到急救車就去世了。後來，妻子在他的筆記本里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在今天‘繁榮的日本’，奴隸般的工人，實際上生活得比過去的奴隸還要悲慘。”
同年8月，一位叫做安田真司的汽車引擎設計師，在公司的食堂裡突發腦溢血去世，時年37歲。留下了妻子和三個孩子。去世之前，他已連續三年持續高強度、超時長工作，早上7時離開家門，次日2時回到家中，也沒有節假日。悲痛中的長子說，父親將自己活活累死在公司，實在是“太愚蠢了”。
八木、安田們的死亡，引起了整個日本社會對“過勞死”（Karoshi）的關注。媒體開始頻繁報道此類事件，律師、醫生與工會組織也行動起來，舉辦“過勞死學術研討會”、“過勞死辯護團全國聯合會”，開設面向全社會的“過勞死”免費諮詢服務——1988年4月，大阪率先開通“過勞死電話諮詢服務熱線”，由律師與醫生來回答員工本人或其家屬關於“過勞死”在法律援助和生理預防方面的問題。熱線極受歡迎。於是，同年6月，又成立了全國性質的“過勞死電話諮詢服務熱線”。
法律界與醫學界，還試圖對“過勞死”這一術語的涵義，做出學術上的界定，將其變成一個具備法律與醫學意義的“社會性疾病概念”。比如日本國立公眾衛生院的醫生上畑鐵之丞，曾提供過這樣一種關於“過勞死”的定義：
“勞動者在生理條件承受不了的情況下進行勞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壞，其結果是疲勞過度，但仍在進行著過度的勞動，導致高血壓及動脈硬化，最後造成致命的崩潰。”
再後來，因無法承受超時長工作而自殺、而誘發哮喘等疾病死亡，也被歸入了“過勞死”的範疇。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發表的一篇論文裡，上畑鐵之丞披露，他諮詢調查了203例“過勞死”，結果發現：
（1）男性佔據著壓倒性多數，共計196例。
（2）死亡年齡最小的只有21歲，最大者是67歲。
（3）只有不足15%的人在發病後被搶救了回來，其餘全部死亡。超過半數是在24小時內猝死。
（4）疾病型別以心腦血管疾病為最多。
（5）三分之二的病例每週至少需要工作60個小時以上，半數以上的休息日須用來加班，屬於長時間超長時間勞動。
♦ 上畑鐵之丞的著作《過労死の研究》
附帶一提：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1988年釋出的一項“勞動力調查”，當時的日本，長期必須每週工作60個小時以上的勞動者，共計有777萬人之多，平均每4個男性中就有1個。
此外，198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的大公司中，有45.8%的課長與66.1%的部長，也就是中層幹部，認為自己有可能會“過勞死”。《讀賣新聞》1992年的一篇新聞報道則稱，根據他們的問卷調查，有多達48%的職員或他/她的家屬在擔憂“過勞死”；而且，“從年齡結構來看，可以說對‘過勞死’感到不安，是從35歲開始的。”
總體而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這場全民關注，不但讓“過勞死”這個概念在日本盡人皆知，也多多少少推動了日本政府對打工人權益的保護。比如：
（1）開始在人口調查報告中釋出“壯年期疾病猝死”的資料。
（2）推行一週休息兩天的制度。發放由東京醫學研究中心編著的《過勞死預防手冊》。
（3）採納醫學界對“過勞死”的一些新定義，放寬心腦血管疾病的工傷認定標準，被“全國勞動基準監督署”認定為工傷的“過勞死”案例，隨之不斷增多。
（4）立法跟進。1988年《勞動基準法》修訂生效，就僱員的最長工作時限和強度做出了規定，明確了違法僱主的刑事責任。1992年出臺了《促進減少工作時間的臨時措施法》，將工人每年的工作時間減少至1800個小時。1999年通過了關於“過勞死自殺”的工傷認定標準。2004年實施了《過勞死等預防措施促進法》。2016年內閣會議又通過了《預防過勞死對策白皮書》。
♦ 日本厚生省對過勞死、過勞自殺的工傷認定情況（1999-2004），引自森岡孝二《過勞時代》。
值得深思的是，在引起這場全社會關注之前，“過勞死”這個詞已誕生了約十年之久（1978年）。而且，在這個詞誕生之前，也已有許多人成為了“過勞死”的受害者。比如，1969年，一位在日本第一大報配送部門工作的29歲年輕人，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加班後突然中風死亡。儘管當時還沒有“過勞死”這個詞，但這位打工人的遭遇，已可謂典型的“過勞死”。
這背後，或許至少存在著兩重原因。第一。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百廢待興，日本人的工作時長雖然自五十年代起即遠高於歐美國家，但相對於剛剛過去的、更悲慘的戰爭時代，這種工作上的“過勞”要顯得更容易被忍受。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著作在談及日本崛起時，常感慨“二戰前出生的日本人在工作上更加吃苦耐勞”。
第二。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尚處於增長期，“過勞”或多或少可以有一點物質補償，受不了“過勞”後另謀去處的機會也要多一些。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經濟下行，所謂“失落的十年”到來，“過勞”很難有物質補償，放棄“過勞”也很難尋到更好的新工作機會。當“過勞”變成一種難以遁逃、只能無奈接受的東西，關於“過勞死”的憂慮，也就空前瀰漫了開來。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有媒體關注，有律師和醫生提供幫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那場“過勞死全民關注”中，打通熱線電話前去向專業人士諮詢“過勞死”問題的，卻大多數是職員們的妻子，而非深陷“過勞困境”中的職員本人。這些妻子們告訴調查者：
“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回到家也要一直打電話，直到半夜。節假日也要去公司加班。每天都忘我工作，但也曾說過有點累。我想，他去世的主要原因還是壓力過大和睡眠不足”；“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鋪墊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睡覺。雖然我是他妻子，卻不知道他在單位具體做什麼……”；“他每天都加班到夜裡12點左右，1點才能到家。公司有一百多名員工，都沒有加班費，夜宵就是一碗拉麵。他總是很疲憊，死前不久還抱怨說‘已經到極限了，非累死不可’，如今只剩下我們母女兩人……”
丈夫們的沉默，或許是因為他們身在局中，未覺察到自己已深陷“過勞”，或者雖然覺察到了，卻尋不出解決之道，也不認為打通熱線電話能獲得多少真正的幫助。畢竟，世人慌慌張張，唯圖碎銀幾兩。偏這碎銀幾兩，能解萬般惆悵。
①程極明：《日本的“過勞死”》，《國外社會科學情況》1991年第8期。
②上畑鐵之丞：《所謂過勞死的背景》，《日本醫學介紹》1992年第13卷第1期。
④（日）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過勞時代》，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6頁。
⑤陳素鳳等：《日本對“過勞死”問題的研究進展》，《經濟師》 2019年第12期。
⑥郭曉宏：《中國工傷保險制度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