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學派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絡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於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造，所以真正發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後起的孟子學派。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何為思孟學派？

1、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傳，居儒學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於"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

2、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後已經失傳，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後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摻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並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裡傳下了什麼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後人的借題發揮、"六經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揮、"六經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首先要從春秋戰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容與後人的發揮區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化身的思孟學派。

3、思孟學派對易學也有貢獻，就是解決了大易醫人的問題。我們知道，易經號稱帝王之學，"群經之首"。其醫國問題由《易傳》基本解決;醫病問題由《黃帝內經》基本解決，醫人的問題，則由思孟學派提出的德性論《五行》學說給出了答案。思孟學派比照數術論五行(金木水火土)，提出了仁、義、禮、智、聖五行。所謂"聖"不是指"誠"，而是指會同天道、人道的本事。

4、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認為:"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華人思維方式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其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程序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結語

思孟學派講善道和德道。就個體而言，就是講仁義禮智善道;就社會講，就是弘揚由易經而來的德道: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此可謂今日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

一， 古代諸子百家中的儒家學派由孔子創立，孔子死後，到了戰國時期，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子學派和荀子學派。這些學派都自認是代表孔子的儒家思想，但相互間的觀點又不相同。

二，孟子曾是子思門下弟子，兩人為師承關係，兩人思想上又有一致性，所以後人把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人合二為一，稱為思孟學派。

子思像

孟子誰都沒有見過，就平兩個字，不管為國為民為家，他是一好人，有責任心，有孝順，守法律法規，子字下面一個血是指流血流汗對一件事情負責到底，不人人都能做到，從古到今一直在人生們的心裡。☀⭕⭕⭕⭕⭕⭕⭕⭕⭕⭕⭕⭕⭕⭕⭕⭕⭕⭕⭕⭕⭕⭕⭕⭕⭕⭕⭕⭕⭕⭕⭕⭕⭕⭕⭕⭕

孟子與子思有什麼關係？“思孟學派”的說法由何而來？

關於孟子的師承，史載不明。他本人曾說自己“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

後來，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以及趙岐的《孟子題辭》則說孟子是子思的弟子。

此外，還有人說孟子曾經學於子思之子子上（《孟子外書·性善辯》）。

較早提到孟子與子思關係的是《荀子》，在其中的《非十二子》篇中，荀子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從這裡看，孟子與子思之間確有一定的學術淵源。孟子到底師承何人，今之學者也有人進行探討。學界一般認為司馬遷所說“受業子思之門人”的說法比較接近實際。既然孟子曾經跟從子思之門人受業，則“思孟學派”的說法便不是無根之談。自唐代韓愈以後的儒者，大多數認為儒家的“道統”乃是由孔子傳給曾參，曾參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這樣從孔子到孟子的師承傳授應該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之門人—孟子。但子思是孔子的嫡孫，由於其父孔鯉先孔子而死，故子思在青少年時代一定較多地受教於孔子。孔子死後，子思可能又向曾子學習。這就是說，“思孟學派”很可能出自曾參一系。關於“思孟學派”的來源也有不同說法。

宋代已經有人反對該派出自曾參的觀點。現代學者郭沫若在其《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根據《荀子》的話而認為“思孟學派”出於子游。

“思孟學派”有什麼樣的學術特點，人們的看法也有分歧。

有人說此派的思想核心是《荀子》提到的“五行”說。

但一些學者進行考辨之後，認為荀子所說的“思孟學派”的“五行”難以確指，與一般理解的“五行”沒有關聯，在《中庸》與《孟子》中並沒有五行思想。

還有學者這樣解釋：“思孟學派”的“五行”思想，就是通常所說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就表現在孟子的“四端”說中，而信就是《中庸》發揮的“誠”，以及孟子所說的“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其實，“五行”說的確是“思孟學派”的學術特點。在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出土的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學說中的“五行”乃指仁、義、禮、智、聖，帛書《五行》等篇的發現，也為《大學》《中庸》及其他一些儒家著作提供了可靠聯絡，孔、曾、思、孟作為儒學的正宗地位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明子思、孟子一系的確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一個支派。

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竹簡對於我們理解“思孟學派”的學術傾向同樣極有幫助。李學勤先生認為竹簡中的幾篇儒家的文章屬於《子思子》，其中就有《五行》篇，“文中的‘五行’指仁、義、禮、智、聖”，整理者已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指斥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說（見《郭店楚墓竹簡》第149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現在還有不少學者認為，宋儒所說的心性學說正是“思孟學派”的學術傾向。子思的《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等觀點，為孟子所繼承和發揚，進而形成了一種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儒家心性之學。我們認為，心性學說也是“思孟學派”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特點。郭店竹簡中也有《性自命出》等篇，對於心性問題進行了闡發。孟子發揚了子思的學說，形成了儒家中的一個獨特的學派。他們注重內心省察的修養功夫，主張“性善”“盡心知性知天”“誠”“思誠”等等，子思、孟子的思想學說對宋明理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