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壇四大家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今江西東鄉上池村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身官宦之家，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嘉佑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上-針砭時弊、要求改革。1069年宋神宗時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變法。1070年升任宰相。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階級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20世紀俄國 0領導人列寧稱讚他為“11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普遍認為蘇洵的《辨0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好做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2北宋文壇四大家之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後漢書•範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蹟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後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於改革朝政且勇於進言。由於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於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築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後，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幹。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並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醜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正規化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3北宋文壇四大家之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參與纂寫《新唐書》《五代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代表，著有《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作品。歐陽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貶謫，剛勁正直，見義勇為，他的詩文和部分“雅詞”表現出其性格中的這個側面。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堪稱千古伯樂，一生桃李滿天下。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56歲了。3年後(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裡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4北宋文壇四大家之黃庭堅(1045～1105)，北宋詩人、書法家。字魯直,號山谷,又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黃庶是專學杜甫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黃庭堅自幼好學，博覽經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神宗熙寧時期，黃庭堅先後任汝州葉縣(今屬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元豐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縣(今屬江西)，政令清簡平易。七年，移監德州德平鎮。元□時入京編修《神宗實錄》,其間蘇軾知貢舉,曾聘為參詳官。《實錄》修成，黃庭堅遷起居舍人。紹聖時新黨章□、蔡卞等用事，-元□舊臣,黃庭堅被劾修實錄誣枉,責貶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後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徽宗即位，受命內遷，又因趙挺之排擠，被除名編管宜州(今廣西宜山)，死於貶所。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首。他的政治態度與蘇軾相近，他不大讚成王安石變法，但關心國事，同情人民，為人有抱負，有識見，講操守。丈夫存遠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次韻楊明叔見餞》)，可看作他的自我寫照。他身臨逆境。能安貧樂賤，泰然自處，不以得喪休慼芥蒂其中(《豫章先生傳》)。一生承受了儒學思想的影響，對禪學也濡染較深。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冷齋夜話》還載有黃庭堅的奪胎換骨法，被江西詩派奉為創作綱領，曾對後來作者發生過消極影響。其實，奪胎換骨說，不見於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詩歌創作的重要主張。而在談論點鐵成金的那封信中他還說：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說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雖取古人陳言，只是作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論文並不忽視社會作用，認為文章應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王定國文集序》)。以此他讚佩杜詩善陳時事(《潘子真詩話》引)。對理與辭的關係，肯定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與王觀復書》)。他又認為詩者人之情性(《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文章本心術，萬古無轍跡(《寄晁元忠》)。黃庭堅還說過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無斧鑿痕，乃為佳耳(《與王觀復書》)的話，主張矢詩寫予心，莊語不加綺(《次韻定國聞蘇子由臥病績溪》)，不雕而常自然(《蘇李畫枯木道士賦》)。
北宋文壇四大家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今江西東鄉上池村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身官宦之家，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嘉佑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上-針砭時弊、要求改革。1069年宋神宗時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變法。1070年升任宰相。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階級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20世紀俄國 0領導人列寧稱讚他為“11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普遍認為蘇洵的《辨0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好做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2北宋文壇四大家之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後漢書•範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蹟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後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於改革朝政且勇於進言。由於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於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築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後，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幹。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並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醜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正規化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3北宋文壇四大家之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參與纂寫《新唐書》《五代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代表，著有《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作品。歐陽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貶謫，剛勁正直，見義勇為，他的詩文和部分“雅詞”表現出其性格中的這個側面。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堪稱千古伯樂，一生桃李滿天下。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56歲了。3年後(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裡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4北宋文壇四大家之黃庭堅(1045～1105)，北宋詩人、書法家。字魯直,號山谷,又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黃庶是專學杜甫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黃庭堅自幼好學，博覽經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神宗熙寧時期，黃庭堅先後任汝州葉縣(今屬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元豐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縣(今屬江西)，政令清簡平易。七年，移監德州德平鎮。元□時入京編修《神宗實錄》,其間蘇軾知貢舉,曾聘為參詳官。《實錄》修成，黃庭堅遷起居舍人。紹聖時新黨章□、蔡卞等用事，-元□舊臣,黃庭堅被劾修實錄誣枉,責貶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後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徽宗即位，受命內遷，又因趙挺之排擠，被除名編管宜州(今廣西宜山)，死於貶所。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首。他的政治態度與蘇軾相近，他不大讚成王安石變法，但關心國事，同情人民，為人有抱負，有識見，講操守。丈夫存遠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次韻楊明叔見餞》)，可看作他的自我寫照。他身臨逆境。能安貧樂賤，泰然自處，不以得喪休慼芥蒂其中(《豫章先生傳》)。一生承受了儒學思想的影響，對禪學也濡染較深。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冷齋夜話》還載有黃庭堅的奪胎換骨法，被江西詩派奉為創作綱領，曾對後來作者發生過消極影響。其實，奪胎換骨說，不見於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詩歌創作的重要主張。而在談論點鐵成金的那封信中他還說：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說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雖取古人陳言，只是作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論文並不忽視社會作用，認為文章應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王定國文集序》)。以此他讚佩杜詩善陳時事(《潘子真詩話》引)。對理與辭的關係，肯定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與王觀復書》)。他又認為詩者人之情性(《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文章本心術，萬古無轍跡(《寄晁元忠》)。黃庭堅還說過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無斧鑿痕，乃為佳耳(《與王觀復書》)的話，主張矢詩寫予心，莊語不加綺(《次韻定國聞蘇子由臥病績溪》)，不雕而常自然(《蘇李畫枯木道士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