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寫作風格文字簡約，飽含豐富的人文主義色彩，從中可以清晰地體察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赫爾岑的影響，這與巴金當年從翻譯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開始走上文學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巴金在談到《家》的創作時曾經說過，他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的目的是“我控訴”。作品透過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毀滅，控訴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腐朽，控訴了封建家庭的罪惡。描寫了青年一代的覺醒和反抗。 藝術特色： （1）典型化的方法。 （2）寫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高覺新的複雜的性格。 （3）濃郁的抒情色彩。平易、平白的文字，洋溢著濃郁的情感。 （4）心理描寫。例如作品對於鳴鳳初戀心態的描寫就很好地呈現了這個初戀的女孩子對於異性之愛的既驚又喜，以及青春期的萌動和羞澀。 作品在語言上也獨具魅力。巴金的作品一向語言簡潔生動，流暢奔放，具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家》在語言上也同樣體現著巴金作品的獨特風格。在作品中，作者無論是寫人，或是敘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帶著濃郁的感情色彩，這就使讀者在領略人物命運時，一同體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樂，使作品具有了格外感人的情感力量。 藝術上的特色。 他的代表作《家》從1931年開始發表(一九三一年在《時報》連載發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是現代文學中舊家庭題材小說的先驅。作者在作品中設定的三個主要人物與《家》中的高老太爺、覺新、覺慧。 首先，是故事梗概與創作目的。 成都高公館，一個有五房兒孫的大家族。高老太爺是這個大家庭的統治者，五房中的長房有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他們的繼母及繼母的女兒淑華，因為父母早亡，現在是大哥覺新當家。 覺新是長子長孫，早熟而性格軟弱，受過新思想的薰陶卻不敢頂撞長輩，他年輕時與梅表妹相愛，但卻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後他過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愛自己美麗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別是出嫁不久後梅就成了寡婦，回到成都，兩人的見面帶給他無窮的痛苦。不久，梅在憂鬱中病逝。 覺民與覺慧在外參加新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遭到爺爺的訓斥，並被軟禁家中。覺民與表妹琴相愛，但爺爺卻為他定下親事，覺民為此離家躲避，覺新夾在弟弟與爺爺中間受氣。覺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個，他對家中的丫頭鳴鳳有朦朧的好感。高老太爺要將鳴鳳嫁給自己的朋友孔教會會長馮樂山做妾，鳴鳳在絕望中投湖自盡，覺慧決心脫離家庭。 高老太爺發現最疼愛的兒子克定騙妻子的錢去組織小公館，並在外欠下大筆債務，老四克安也大嫖戲子，在此打擊下一病身亡。家中大辦喪事，將要生產的珏被高老太爺的陳姨太以避血光之災為由趕到郊外生產，覺新不敢反對，因照顧不周，珏難產而死。覺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認這個家庭應該出個叛徒，他支援覺慧離家去上海。 《家》是巴金最喜愛的作品。最初，小說在《時報》上連載，每天一千字左右，後來因為戰爭中斷過一段時間，《時報》又換了編輯。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說太長，報社不想繼續登下去。收到信後巴金將剩下的稿子全寄了過去，並宣告如果報紙願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費。用他的話說，“為讀者寫作”的他“總算盡了作家的責任”。這樣，《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巴金創作《家》有明確的社會功利目的，即抨擊中國社會中強大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併力圖為青年們指出一條生存的道路。小說中所表現的是他以及他的親友們的痛苦與呼號──事實上，小說正是寫給以他的大哥為代表的身受封建專制之害的青年們的，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文以載道”傳統的另一表現。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說，《家》是一部帶有強烈抒情性的“政治批判”小說。 巴金在青年時代是一個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政治抱有強烈的參與意識，他的小說創作與其說是文學活動不如說是社會活動或政治活動。 其次，是對小說中人物處理。 《家》是巴金用來批判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一件利器，於是他選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氣的覺慧作為執行批判的代理人，（偶爾敘述主體有所變換，但大多數時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來審視這個即將崩潰的家族），用他的視角對全書中的人物進行描述和品評，借他的思想獨白來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見解，因而，這個人物成為全書中著墨最多的人物，儼然是小說的中心。作者希望透過覺慧的思考給讀者指出一條新生活的道路，但由於作者自己在創作當時也處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覺慧雖然熱情激進，卻缺少實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顯得有些虛浮蒼白。 《家》另一個第三代代表覺新並不是作者要褒揚的人物，但他的命運悲劇卻是批判封建宗法專制的有力罪證，因而作者用在這個人物身上的筆墨僅次於覺慧。而從藝術角度而言，這個人物則堪稱是全書中最成功的人物──由於覺新是以巴金剛剛辭世的大哥為生活原型的一個人物，他的身上凝聚著作者對自己最親愛人的深切痛惜，對他的刻劃涓滴無遺地流露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情感。最真實的往往也是最動人的──長房長孫的覺新雖然令人有“怒其不爭”的痛感，但卻受到絕大多數讀者及評論者的關注，成為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至於《家》中第三個重要人物高老太爺，則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體化、形象化。因此，這一人物開篇便處於不容爭辯的被否定的地位──他是一個先驗的被批判的客體。為此，在作品中作者極力將之塑造成一個可憎的、專制獨裁的家庭暴君，一個代表整個封建階級的罪惡典型。為了突出這一形象的“惡”，達到批判封建宗法專制的目的，作者有意無意地迴避對這一人物性格複雜性的揭示，使之成為一個近乎於“類”的存在。 在作品中，高老太爺出場的次數並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紹他簡單的行動，或以覺慧（作者）的眼光去評判他，僅僅潦潦幾句的概括而已。如年關敬神一節，幾次提到“老太爺”，但只是這樣一些句子：“老太爺一出現，全個堂屋立刻肅靜了。”、“依舊是由老太爺開始向祖宗叩頭。老太爺叩了頭就進房去了。”“克明又進去請了老太爺出來……他笑容滿面地受了禮，便走進自己的屋裡去了。”再如作品寫到老太爺為了覺民逃婚而大發雷霆時，有一段議論：“他只知道他的命令應該遵守，他的面子應該顧全。至於別人的幸福，他是不會顧到的。他只知道向覺新要人。他時常發脾氣，罵了覺新，罵了克明；連周氏也捱了他的罵”。這段評論顯然是把高老太爺作為一個批判的靶子在進行抨擊了，在句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覺慧式的憤慨，但更應該把它當作是作者對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統治者的抨擊。於是在這樣的描寫中，“高老太爺”成為一個“類”的符號；並且，在小說的大部分時候，他是處在這樣的地位的。 經過這樣地人物塑造，《家》的確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時，高老太爺的形象卻不免因而顯得有些單一、扁平。雖然由於作者難以完全拋卻與祖父的親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對這個人物複雜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矛盾性和立體性，但卻並未達到挖掘人物的應有深度──就一部鉅著來說，這不免是一件憾事。 選擇最適合表現自己小說主旨的主人公，來做為全文的結構中心。 再次，在小說的結構形式上，作品的敘述視角和語言風格。 巴金的小說是難以抑制的生活激情的外洩，是他表達對社會見解的一個渠道，因而作品具有濃郁的感情色彩，行文時經常出現作者不加剋制的主觀表述。《家》在敘事結構上比他前期其餘的中、短篇小說都更具鮮明的小說文體特徵，即“再現——寫實”性，顯現出巴金特有的個性，那就是率真、飽滿激情的宣洩，使作品在展示情節的同時，流瀉著強烈激盪的情緒。這在覺慧這個人物形象上有集中的體現。 同時，由於巴金並未經過較正規的寫作基礎訓練，這部小說又是他早期的創作，因而敘述語言有明顯的不完美之處，有時顯出稚拙的味道。同時在當時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下，小說中無論是敘述還是人物對話，都帶有一定歐化的印跡。
巴金的寫作風格文字簡約，飽含豐富的人文主義色彩，從中可以清晰地體察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赫爾岑的影響，這與巴金當年從翻譯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開始走上文學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巴金在談到《家》的創作時曾經說過，他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的目的是“我控訴”。作品透過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毀滅，控訴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腐朽，控訴了封建家庭的罪惡。描寫了青年一代的覺醒和反抗。 藝術特色： （1）典型化的方法。 （2）寫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高覺新的複雜的性格。 （3）濃郁的抒情色彩。平易、平白的文字，洋溢著濃郁的情感。 （4）心理描寫。例如作品對於鳴鳳初戀心態的描寫就很好地呈現了這個初戀的女孩子對於異性之愛的既驚又喜，以及青春期的萌動和羞澀。 作品在語言上也獨具魅力。巴金的作品一向語言簡潔生動，流暢奔放，具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家》在語言上也同樣體現著巴金作品的獨特風格。在作品中，作者無論是寫人，或是敘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帶著濃郁的感情色彩，這就使讀者在領略人物命運時，一同體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樂，使作品具有了格外感人的情感力量。 藝術上的特色。 他的代表作《家》從1931年開始發表(一九三一年在《時報》連載發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是現代文學中舊家庭題材小說的先驅。作者在作品中設定的三個主要人物與《家》中的高老太爺、覺新、覺慧。 首先，是故事梗概與創作目的。 成都高公館，一個有五房兒孫的大家族。高老太爺是這個大家庭的統治者，五房中的長房有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他們的繼母及繼母的女兒淑華，因為父母早亡，現在是大哥覺新當家。 覺新是長子長孫，早熟而性格軟弱，受過新思想的薰陶卻不敢頂撞長輩，他年輕時與梅表妹相愛，但卻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後他過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愛自己美麗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別是出嫁不久後梅就成了寡婦，回到成都，兩人的見面帶給他無窮的痛苦。不久，梅在憂鬱中病逝。 覺民與覺慧在外參加新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遭到爺爺的訓斥，並被軟禁家中。覺民與表妹琴相愛，但爺爺卻為他定下親事，覺民為此離家躲避，覺新夾在弟弟與爺爺中間受氣。覺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個，他對家中的丫頭鳴鳳有朦朧的好感。高老太爺要將鳴鳳嫁給自己的朋友孔教會會長馮樂山做妾，鳴鳳在絕望中投湖自盡，覺慧決心脫離家庭。 高老太爺發現最疼愛的兒子克定騙妻子的錢去組織小公館，並在外欠下大筆債務，老四克安也大嫖戲子，在此打擊下一病身亡。家中大辦喪事，將要生產的珏被高老太爺的陳姨太以避血光之災為由趕到郊外生產，覺新不敢反對，因照顧不周，珏難產而死。覺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認這個家庭應該出個叛徒，他支援覺慧離家去上海。 《家》是巴金最喜愛的作品。最初，小說在《時報》上連載，每天一千字左右，後來因為戰爭中斷過一段時間，《時報》又換了編輯。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說太長，報社不想繼續登下去。收到信後巴金將剩下的稿子全寄了過去，並宣告如果報紙願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費。用他的話說，“為讀者寫作”的他“總算盡了作家的責任”。這樣，《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巴金創作《家》有明確的社會功利目的，即抨擊中國社會中強大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併力圖為青年們指出一條生存的道路。小說中所表現的是他以及他的親友們的痛苦與呼號──事實上，小說正是寫給以他的大哥為代表的身受封建專制之害的青年們的，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文以載道”傳統的另一表現。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說，《家》是一部帶有強烈抒情性的“政治批判”小說。 巴金在青年時代是一個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政治抱有強烈的參與意識，他的小說創作與其說是文學活動不如說是社會活動或政治活動。 其次，是對小說中人物處理。 《家》是巴金用來批判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一件利器，於是他選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氣的覺慧作為執行批判的代理人，（偶爾敘述主體有所變換，但大多數時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來審視這個即將崩潰的家族），用他的視角對全書中的人物進行描述和品評，借他的思想獨白來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見解，因而，這個人物成為全書中著墨最多的人物，儼然是小說的中心。作者希望透過覺慧的思考給讀者指出一條新生活的道路，但由於作者自己在創作當時也處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覺慧雖然熱情激進，卻缺少實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顯得有些虛浮蒼白。 《家》另一個第三代代表覺新並不是作者要褒揚的人物，但他的命運悲劇卻是批判封建宗法專制的有力罪證，因而作者用在這個人物身上的筆墨僅次於覺慧。而從藝術角度而言，這個人物則堪稱是全書中最成功的人物──由於覺新是以巴金剛剛辭世的大哥為生活原型的一個人物，他的身上凝聚著作者對自己最親愛人的深切痛惜，對他的刻劃涓滴無遺地流露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情感。最真實的往往也是最動人的──長房長孫的覺新雖然令人有“怒其不爭”的痛感，但卻受到絕大多數讀者及評論者的關注，成為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至於《家》中第三個重要人物高老太爺，則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體化、形象化。因此，這一人物開篇便處於不容爭辯的被否定的地位──他是一個先驗的被批判的客體。為此，在作品中作者極力將之塑造成一個可憎的、專制獨裁的家庭暴君，一個代表整個封建階級的罪惡典型。為了突出這一形象的“惡”，達到批判封建宗法專制的目的，作者有意無意地迴避對這一人物性格複雜性的揭示，使之成為一個近乎於“類”的存在。 在作品中，高老太爺出場的次數並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紹他簡單的行動，或以覺慧（作者）的眼光去評判他，僅僅潦潦幾句的概括而已。如年關敬神一節，幾次提到“老太爺”，但只是這樣一些句子：“老太爺一出現，全個堂屋立刻肅靜了。”、“依舊是由老太爺開始向祖宗叩頭。老太爺叩了頭就進房去了。”“克明又進去請了老太爺出來……他笑容滿面地受了禮，便走進自己的屋裡去了。”再如作品寫到老太爺為了覺民逃婚而大發雷霆時，有一段議論：“他只知道他的命令應該遵守，他的面子應該顧全。至於別人的幸福，他是不會顧到的。他只知道向覺新要人。他時常發脾氣，罵了覺新，罵了克明；連周氏也捱了他的罵”。這段評論顯然是把高老太爺作為一個批判的靶子在進行抨擊了，在句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覺慧式的憤慨，但更應該把它當作是作者對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統治者的抨擊。於是在這樣的描寫中，“高老太爺”成為一個“類”的符號；並且，在小說的大部分時候，他是處在這樣的地位的。 經過這樣地人物塑造，《家》的確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時，高老太爺的形象卻不免因而顯得有些單一、扁平。雖然由於作者難以完全拋卻與祖父的親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對這個人物複雜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矛盾性和立體性，但卻並未達到挖掘人物的應有深度──就一部鉅著來說，這不免是一件憾事。 選擇最適合表現自己小說主旨的主人公，來做為全文的結構中心。 再次，在小說的結構形式上，作品的敘述視角和語言風格。 巴金的小說是難以抑制的生活激情的外洩，是他表達對社會見解的一個渠道，因而作品具有濃郁的感情色彩，行文時經常出現作者不加剋制的主觀表述。《家》在敘事結構上比他前期其餘的中、短篇小說都更具鮮明的小說文體特徵，即“再現——寫實”性，顯現出巴金特有的個性，那就是率真、飽滿激情的宣洩，使作品在展示情節的同時，流瀉著強烈激盪的情緒。這在覺慧這個人物形象上有集中的體現。 同時，由於巴金並未經過較正規的寫作基礎訓練，這部小說又是他早期的創作，因而敘述語言有明顯的不完美之處，有時顯出稚拙的味道。同時在當時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下，小說中無論是敘述還是人物對話，都帶有一定歐化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