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蘊齋萬題方特製兼毫】

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年齡是這個先後順序。先說政治地位。按幾人最高的實際地位來算，則是在宋神宗熙寧年間，與“上如一人”的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最；宋哲宗年間守舊派領袖，廢盡新法的司馬光（尚書省左僕射）次之；而在宋仁宗時期范仲淹和歐陽修雖然都曾位居參知政事，但當時朝中還有其他如呂夷簡、杜衍等一干重臣耆老坐鎮，決然比不上王荊公、司馬溫公那般獨斷朝綱……至於蘇軾……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位置大概是中書舍人！主要負責寫詔書......這大概是王安石30歲的時候就幹煩了的事情。其後雖然還履任兵部尚書，但這是個閒職，職能被樞府和吏部瓜分殆盡。再之後就一直遭貶，直到徽宗即位才召他回京，政治上蘇軾無法與前四人相提並論。再說集團利益。其中，范仲淹和歐陽修算是一個集團，他們兩個之間關係極好，范仲淹作為老大哥，對歐陽修多有照顧。范仲淹是四人中最早位處宰相的，但在位不久便遭貶黜。（怪不得他，黨爭失敗，杜衍都遭貶，何況范仲淹）慶曆年間，范仲淹曾主持變法，號稱“正本澄源”，其實根本未能觸及深層次的問題，而且不到一年便作罷，意義實在不值一提，唯一能拿出來講的，就是為日後王安石的變法開了一個不好的頭。而在杜衍、范仲淹先後被貶之後，歐陽修仍然不知進退，連續上書為其力爭，最後也因“朋黨”一事屢屢遭人口誅筆伐。最後還被設計（其實屬實，更為可疑的還有他和他外甥女極為曖昧的關係），以“侵佔外甥女財產”之罪出貶滁州。但在之後，歐陽修又在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之後起起落落，幾番風雨，也未能在政治上大有作為。最後是相互關係。范仲淹與歐陽修哥倆好，也沒啥好說的；歐陽修與王安石。最開始二人關係還不錯，歐陽修作為文壇領袖、政壇前輩還和王安石互贈詩文，向韓琦舉薦王安石。後期卻因為政見不合，對新法多有牴觸，在地方執政期間曾拒不執行新法有關工作，致使與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惡……王安石與司馬光，則是政治上的死對頭，但在私交上倒也過得去，兩人聯手做出了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爭”。但二人為政時可謂斗的不可開交，你來我往之下十餘年苦鬥，司馬光雖然明顯落於下風，但他能夠本著不屈不饒的革命精神，持之以恆的發揮臺諫“風聞奏事”的先進作用，不斷對新法進行阻擾，實在是可歌可泣。所以，王安石也稱司馬光為“流言宗主”……雖然我們的司馬光同志文采斐然，兢兢業業，但其業務工作能力實在及不上王安石，以至於在王安石當政時期幾乎是黯淡無光，碌碌無為，期間還被貶去西京洛陽，安心編撰《資治通鑑》去了。這兩人之爭在歷史上已成公案，利害爭議頗多，千百年間朝野之上，江湖一下早已嚼的稀爛，這裡就不多說了。樓主儘可以將其想象成北宋版的，湖人對凱爾特人吧…...至於蘇軾......則是一朵奇葩……在變法派反變法派，在守舊派反守舊派，兩邊不討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說他：“華辭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連宋神宗都說：蘇軾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還能做什麼呢……這一點蘇軾可就遠不如他弟弟蘇轍，看似木訥迂闊，實則明鏡曉勢。當然，他和歐陽修確實情誼深厚，蘇軾在1057年，被歐陽修欽點為榜眼，據說歐陽修當時還認為所閱之卷乃是弟子曾鞏所做，故意排在了第二，哪知公榜才知自己多心，蘇軾的狀元就這麼沒了……當然這是野史，蘇軾和歐陽修的關係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范仲淹是一個在歷史上不可不提及的人。南宋人以為“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元朝人說他“千百年間，蓋無一二見”。范仲淹那種“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入世救世精神，無疑是儒家思想精髓的體現，標誌著中國士人人格的最高境界。范仲淹在宋仁宗時期,主持慶曆新政,實行改革，但宋仁宗變法決心不強,只一年新法就停止了,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也被被誣指為”朋黨“。

歐陽修家境清寒，苦讀成才，他的詩文，一掃晚唐五代浮豔習氣，詞格疏秀深婉，與晏殊齊名，為當時北宋之文壇領袖。歐陽修受范仲淹的影響較大，欣賞范仲淹的人格品質，說范仲淹待人處事“一以自信，不擇厲害為取捨”。正是范仲淹這樣一個憂國憂民、直言敢諫、勇於擔當的人，成為了歐陽修的傾慕物件和追隨目標。慶曆新政時，宋仁宗開放言路，增設諫官，成立了由擁護新政的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等人組成的知諫院。

由於改革損害了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反動派頑強的反對，誣陷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搞小圈子利益，圖謀架空皇上，要求皇上罷黜革新派。面對“朋黨”輿論的構陷，歐陽修寫下了議論風發的宏文《朋黨論》，針對保守派反對新政，以“朋黨”之名誣陷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政治高壓，旗幟鮮明地喊出了“小人無朋，唯君子有朋”的主張，並再次遭到貶官。《宋史》評價歐陽修說“天資剛勵，見義勇為，雖構陷在前，觸發之而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可謂十分中肯。

范仲淹和歐陽修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家。他們有共同的思想和經歷，同年遭貶，遠離京城，同一年分別寫下了《岳陽樓記》和《醉翁亭記》兩篇著名的散文。兩篇文章風格迥異，思想卻不無相通之處。讀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一個流連山水、自得其樂、豁達出世的形象，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絲毫看不出作者有半點被貶的慼慼怨憤。而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一個被貶官員憂國憂民、沉鬱激烈的形象讓人永遠揮之不去。

范仲淹，歐陽修，同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兩人境遇相同，同是年幼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范仲淹的母親因為家境貧寒，無以為繼，後來改嫁長山朱氏，改名朱說，直到及第，才改回原名。

而歐陽修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喜讀詩書，由於家貧，沒錢買書，所以經常去左鄰右舍借書抄寫，少年就文采斐然，被其叔父稱為“奇兒”。

范仲淹耿直敢言，憂國憂民，不避利害，一身都在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格言。步入政壇後屢次上書，針砭時事，得罪很多權勢滔天的人物，因此幾起幾落。

曾針對當時北宋時期取士途徑太多，造成的公務機關，格外臃腫。以及外患不斷，戰情常有的國情，上書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徙，擇官長，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抑僥倖，”等興利剃弊，革故鼎新的建議，來改善北宋時期的內政，以圖強兵富民，攘內安外。因此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支援，由此拉開了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的序幕。

可惜好景不長，新政損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因此范仲淹等人被官僚集團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遭到了官僚集團不遺餘力的誣陷，迫害。而一直以來支援新政的仁宗皇帝，也在反對派反覆構陷的罪名中遲疑不定，因此短短一年時間“慶曆新政”就無疾而終，范仲淹也因此被貶。

歐陽修也是歷史著名政治家，對范仲淹對時事的見解看法，推崇備至。兩人對當時北宋時期造成國家內憂外患的原因，所見略同，可以說是志同道合了。後來在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中，歐陽修一直不遺餘力的支援。因此在范仲淹遭到反對派強力的誣陷打擊下，上書《朋黨論》，力挺范仲淹，從而得罪了官僚集團，也因此被貶。

北宋時期對范仲淹的評價譭譽參半，甚至推薦他的晏殊也認為他”好奇邀名”，當朝宰相呂夷簡也評價他“務名無實”，但他死後確是好評如潮，如朱熹就認為他是”本朝人物，南渡前，當朝第一人”，以至後來成了士大夫的精神領袖。而無數讀書人都以范仲淹為楷模，繼承他憂國憂民憂天下的高尚情操。

歐陽修雖然也有盛名，尤其是他的詩詞歌賦，深婉姝麗，樸實無華。范仲淹也頗富文采，但就文采而論，和歐陽修相去甚遠。不過政治上顯然歐陽修沒法和范仲淹相提並論，尤其晚年歐陽修趨於保守，一度抵抗王安石新政，拒絕執行，不過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