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天才喬丹·皮爾的新作《我們》並不是一部好電影。充斥著寓言故事般的因果論與宿命論，繼承了《逃出絕命鎮》的詭異式恐怖，讓這部片子充滿了令人詐舌的現代隱喻。
和《逃出絕命鎮》一樣，這部北美歷史票房第四的R級恐怖片，單獨拿出劇情也可以一看，但充斥在影片各處的詭異臺詞與鏡頭，會讓人不自覺的浮想聯翩。
當女主的“影子”說出了“我們是美華人”的臺詞時，觀眾馬上會意識到，這是一部拍美國觀眾看的電影。極具象徵手法的“靈魂牽絆”設定，諷刺了美國社會尖銳的二元對立，而時時處處的對仗與隱喻，讓美國觀眾似乎看到了自己被綁架的生活與思想，並欲仙欲死的愛上了這部作品。
在北美院線坐收1.75億美元累積票房的《我們》，以一種神經兮兮的調調，創造了一個只屬於美華人的恐怖感。諧星出身的喬丹·皮爾很善於抓住事情的本質，意識形態與表達方式上的繼承與發揚，是《我們》創造北美票房奇蹟的根本。
和前作相比，《我們》的劇情看起來不那麼驚喜。畢竟，虎頭蛇尾，很難自圓其說的故事，與強烈的對映與隱喻，讓這部作品彷彿少了半邊。而少掉的那半邊，正是急需要充滿默契感的美國觀眾自己去腦補的。
其實，《我們 》的故事並不複雜。
影片一開始，一切都顯得很正常，甚至充斥著好萊塢家庭閤家歡電影的樣貌。女舞蹈演員阿德萊德與她的丈夫蓋德，帶著一雙兒女再次來到了海濱度假。看起來，這個幸福的一家四口，猶如佔美國社會中成千上萬箇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夫妻和諧，孩子乖巧，有車有房和穩定的工作，有舉家享受生活的資本和時間。
然而，與一家人海灘度假平行剪輯的另一條故事線，則描述了小時候的阿德萊德，曾經因父親的疏忽在海灘娛樂場走失，驚奇的見到了另一個“自己”。這個如噩夢般的經歷，讓她患上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如行屍走肉般說不出一句話，是父母的耐心引導、體味到舞蹈帶來的樂趣，才讓她漸漸擺脫了心理陰影，成長為一名正常人。
與性格開朗、有幽默感的丈夫相比，阿德萊德小心謹慎、心事重重，不願輕易表露自己，特別是兒時的那段經歷，讓她對孩子的安全充滿了警覺和焦慮。
就在夫妻二人決定結束度假的夜晚，和這一家四口一模一樣的人闖進了房子。由此，揭開了一個驚天的秘密。
原來，美國的一個神秘組織早在很多年前，就研究出了克隆人技術，然而，與本體幾乎一模一樣的克隆人，卻是缺乏靈魂的行屍走肉。為此，科學家們將克隆人與本體進行某種形式的“靈魂連結”，卻發現克隆人只能跟提線木偶一樣，毫無目的的模仿和重複本體的動作與神情，卻無法複製本體的語言和思想。
實驗宣告失敗，神秘組織悄然撤離，克隆人被遺忘在海灘遊樂場地下的實驗設施中。
阿德萊德意識到，眼前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女人，正是當年自己看到的那個克隆人。一場本體與影子的生存之爭，演變為一場野蠻血腥、不擇手段的自相殘殺。
大量的隱喻與對比讓這部主打驚悚恐怖的影片，變得更加詭異、難以捉摸，因為，只有融入美國社會，才能深切體味到這一系列襲擊的恐怖感。
真實世界的本體，與地下設施中的影子，構成了一對奇異的對仗。他們的紐帶是“靈魂連結”，本體享受到生活的多姿多彩，表現出的歡樂與憤怒，在影子身上卻變得不明就裡、毫無意義。
這個設定包含了兩層隱喻：本體比喻為富裕階層，影子更像是貧困階層，在階級日益固化的美國社會，一道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成了各階級之間無法逾越的屏障；更深層次的隱喻則是，製造克隆人的神秘組織就是統治階層本身，被一系列政策法規和意識形態影響和操縱下的普通美華人，猶如片中的克隆人，進行著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服從於統治階級的既定意識。
影片中，本體與影子之間你死我活的搏鬥，預示著分裂的美國社會中，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而神秘組織猶如一隻無形的手，間接促成了克隆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給了他們“拿回屬於自己應得的生活”的機會。
片尾，女主阿德萊德在殺死了自己的“影子”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才是曾經生活在地下設施中的那個“影子”，是自我意識的覺醒，讓她這個克隆人，藉助本體阿德萊德發現地下入口的機會掐暈了她，將本體留在地下設施受苦，自己則代替本體享受地上的生活。
這也解釋了小時候的阿德萊德一直不會說話、呆若木雞的原因，對影子來說，語言與感情都需要重新學習和強化；這解釋了為何只有穿紅衣的阿德萊德會磕磕絆絆的說英語，因為長期被封閉在地下，語言逐漸退化，卻依然存在清晰的記憶。
回到本體阿德萊德的視角：被丟在地下設施的她成了克隆人的影子，本體阿德萊德在不斷承受著毫無意義的動作和行為中長大，卻無力打破“靈魂連結”，痛苦的接受了男性克隆人蓋德、永遠只會笑的克隆人女兒、被火焰毀容的克隆人小兒子。
然而，她終於等到了“清算”的機會，影子阿德萊德一家來到海灘度假，意識始終清醒的本體阿德萊德打破了“靈魂連結”，藉助夜晚本體熟睡的機會，帶領克隆人展開了血腥的復仇行動。
影片透過多處細節，表現了本體與影子阿德萊德之間潛移默化的關係。
本來毫無人性可言的影子，經過家庭、社會的影響，而變得越來越有人性，除了社交焦慮、警惕心強之外幾乎與正常人別無二致，但隱藏在她身體裡的野蠻獸性卻從未消失。
片中，看起來纖弱的影子阿德萊德麻利的殺死了多名克隆人，並在潛意識的作用下，試圖與克隆人女兒溝通，對跌入火中的克隆人兒子喊“不”，直到最後與本體的搏鬥中，發出了野獸般的吼叫，殺戮激起了克隆人阿德萊德的野蠻獸性，也讓她找回了封存的記憶。
被關在地下的本體阿德萊德，之所以選擇一身紅裝和金色的剪刀，其實也是一種隱喻。紅色代表了野蠻與反抗，符合克隆人被囚禁、被控制的囚徒身份，暗示了以血還血；剪刀是克隆人的武器，代表了他們將“靈魂連結”一剪兩段、獲得身心自由的強烈意願。
片尾的那段舞蹈中，兩個同樣的人，身著同樣的白色舞裙，人間的阿德萊德在寬闊的舞臺上舞蹈，做出高難度的騰空動作，地下的阿德萊德在狹窄的樓道里旋轉，發出骨斷筋折的巨大響聲，沉浸在歡樂舞蹈與痛苦模仿中的兩個人，給出了尖銳刺骨的形象對比。
片頭的那條幫助窮人的“穿越美國之手”慈善活動廣告，以及手拉手的造型，成了本片另一大隱喻。看起來，這是小時候的本體阿德萊德，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條廣告，卻成了覺醒的她，為克隆人選定的宗教式符號。片尾，克隆人在殺死“靈魂牽絆”的本體之後，手拉著手排成一條線，綿延於海灘與山峰。
看似充滿愛心的募捐，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階級屬性，代表了美華人心目中對階級、種族、性別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而“獲得自由”的克隆人手拉手組成的一條線，預示著這種刻板的印象與偏見，猶如一條無形的線，不斷割裂著美國社會。
《我們》透過大量的隱喻，對美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和想象進行了藝術化的尖刻諷刺，喬丹·皮爾強烈的表達欲和精妙的鏡頭語言，讓《我們》呈現出形式大於內容、立意大於表達的奇妙混搭。
喬丹·皮爾的野心是，想讓一部《我們》講出兩個故事。片中，潛移默化的安排了大量的細節與暗示，需要透過有意識的推敲和聯想，才能讓窒息的劇情更加可信合理、有弦外之音，這是喬丹·皮爾留給美國觀眾的留白和思考。
但對於把本片當做純粹的驚悚恐怖片來看的觀眾來說，“表故事”與“裡故事”的兩層皮，讓本片變得倉促、簡陋、神經質、漏洞百出、毫無新意。
片尾，意識到自己克隆人身份的女主阿德萊德，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兒子，她似乎也意識到了，曾經會用打火機變戲法的本體兒子，其實是被掉包後燒燬容的那個所謂的“影子”，現在，只剩下她和小兒子兩個人，是這個世界中獨一無二、身心合一的完整的人。
恐怖天才喬丹·皮爾的新作《我們》並不是一部好電影。充斥著寓言故事般的因果論與宿命論，繼承了《逃出絕命鎮》的詭異式恐怖，讓這部片子充滿了令人詐舌的現代隱喻。
和《逃出絕命鎮》一樣，這部北美歷史票房第四的R級恐怖片，單獨拿出劇情也可以一看，但充斥在影片各處的詭異臺詞與鏡頭，會讓人不自覺的浮想聯翩。
當女主的“影子”說出了“我們是美華人”的臺詞時，觀眾馬上會意識到，這是一部拍美國觀眾看的電影。極具象徵手法的“靈魂牽絆”設定，諷刺了美國社會尖銳的二元對立，而時時處處的對仗與隱喻，讓美國觀眾似乎看到了自己被綁架的生活與思想，並欲仙欲死的愛上了這部作品。
在北美院線坐收1.75億美元累積票房的《我們》，以一種神經兮兮的調調，創造了一個只屬於美華人的恐怖感。諧星出身的喬丹·皮爾很善於抓住事情的本質，意識形態與表達方式上的繼承與發揚，是《我們》創造北美票房奇蹟的根本。
和前作相比，《我們》的劇情看起來不那麼驚喜。畢竟，虎頭蛇尾，很難自圓其說的故事，與強烈的對映與隱喻，讓這部作品彷彿少了半邊。而少掉的那半邊，正是急需要充滿默契感的美國觀眾自己去腦補的。
其實，《我們 》的故事並不複雜。
影片一開始，一切都顯得很正常，甚至充斥著好萊塢家庭閤家歡電影的樣貌。女舞蹈演員阿德萊德與她的丈夫蓋德，帶著一雙兒女再次來到了海濱度假。看起來，這個幸福的一家四口，猶如佔美國社會中成千上萬箇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夫妻和諧，孩子乖巧，有車有房和穩定的工作，有舉家享受生活的資本和時間。
然而，與一家人海灘度假平行剪輯的另一條故事線，則描述了小時候的阿德萊德，曾經因父親的疏忽在海灘娛樂場走失，驚奇的見到了另一個“自己”。這個如噩夢般的經歷，讓她患上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如行屍走肉般說不出一句話，是父母的耐心引導、體味到舞蹈帶來的樂趣，才讓她漸漸擺脫了心理陰影，成長為一名正常人。
與性格開朗、有幽默感的丈夫相比，阿德萊德小心謹慎、心事重重，不願輕易表露自己，特別是兒時的那段經歷，讓她對孩子的安全充滿了警覺和焦慮。
就在夫妻二人決定結束度假的夜晚，和這一家四口一模一樣的人闖進了房子。由此，揭開了一個驚天的秘密。
原來，美國的一個神秘組織早在很多年前，就研究出了克隆人技術，然而，與本體幾乎一模一樣的克隆人，卻是缺乏靈魂的行屍走肉。為此，科學家們將克隆人與本體進行某種形式的“靈魂連結”，卻發現克隆人只能跟提線木偶一樣，毫無目的的模仿和重複本體的動作與神情，卻無法複製本體的語言和思想。
實驗宣告失敗，神秘組織悄然撤離，克隆人被遺忘在海灘遊樂場地下的實驗設施中。
阿德萊德意識到，眼前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女人，正是當年自己看到的那個克隆人。一場本體與影子的生存之爭，演變為一場野蠻血腥、不擇手段的自相殘殺。
大量的隱喻與對比讓這部主打驚悚恐怖的影片，變得更加詭異、難以捉摸，因為，只有融入美國社會，才能深切體味到這一系列襲擊的恐怖感。
真實世界的本體，與地下設施中的影子，構成了一對奇異的對仗。他們的紐帶是“靈魂連結”，本體享受到生活的多姿多彩，表現出的歡樂與憤怒，在影子身上卻變得不明就裡、毫無意義。
這個設定包含了兩層隱喻：本體比喻為富裕階層，影子更像是貧困階層，在階級日益固化的美國社會，一道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成了各階級之間無法逾越的屏障；更深層次的隱喻則是，製造克隆人的神秘組織就是統治階層本身，被一系列政策法規和意識形態影響和操縱下的普通美華人，猶如片中的克隆人，進行著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服從於統治階級的既定意識。
影片中，本體與影子之間你死我活的搏鬥，預示著分裂的美國社會中，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而神秘組織猶如一隻無形的手，間接促成了克隆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給了他們“拿回屬於自己應得的生活”的機會。
片尾，女主阿德萊德在殺死了自己的“影子”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才是曾經生活在地下設施中的那個“影子”，是自我意識的覺醒，讓她這個克隆人，藉助本體阿德萊德發現地下入口的機會掐暈了她，將本體留在地下設施受苦，自己則代替本體享受地上的生活。
這也解釋了小時候的阿德萊德一直不會說話、呆若木雞的原因，對影子來說，語言與感情都需要重新學習和強化；這解釋了為何只有穿紅衣的阿德萊德會磕磕絆絆的說英語，因為長期被封閉在地下，語言逐漸退化，卻依然存在清晰的記憶。
回到本體阿德萊德的視角：被丟在地下設施的她成了克隆人的影子，本體阿德萊德在不斷承受著毫無意義的動作和行為中長大，卻無力打破“靈魂連結”，痛苦的接受了男性克隆人蓋德、永遠只會笑的克隆人女兒、被火焰毀容的克隆人小兒子。
然而，她終於等到了“清算”的機會，影子阿德萊德一家來到海灘度假，意識始終清醒的本體阿德萊德打破了“靈魂連結”，藉助夜晚本體熟睡的機會，帶領克隆人展開了血腥的復仇行動。
影片透過多處細節，表現了本體與影子阿德萊德之間潛移默化的關係。
本來毫無人性可言的影子，經過家庭、社會的影響，而變得越來越有人性，除了社交焦慮、警惕心強之外幾乎與正常人別無二致，但隱藏在她身體裡的野蠻獸性卻從未消失。
片中，看起來纖弱的影子阿德萊德麻利的殺死了多名克隆人，並在潛意識的作用下，試圖與克隆人女兒溝通，對跌入火中的克隆人兒子喊“不”，直到最後與本體的搏鬥中，發出了野獸般的吼叫，殺戮激起了克隆人阿德萊德的野蠻獸性，也讓她找回了封存的記憶。
被關在地下的本體阿德萊德，之所以選擇一身紅裝和金色的剪刀，其實也是一種隱喻。紅色代表了野蠻與反抗，符合克隆人被囚禁、被控制的囚徒身份，暗示了以血還血；剪刀是克隆人的武器，代表了他們將“靈魂連結”一剪兩段、獲得身心自由的強烈意願。
片尾的那段舞蹈中，兩個同樣的人，身著同樣的白色舞裙，人間的阿德萊德在寬闊的舞臺上舞蹈，做出高難度的騰空動作，地下的阿德萊德在狹窄的樓道里旋轉，發出骨斷筋折的巨大響聲，沉浸在歡樂舞蹈與痛苦模仿中的兩個人，給出了尖銳刺骨的形象對比。
片頭的那條幫助窮人的“穿越美國之手”慈善活動廣告，以及手拉手的造型，成了本片另一大隱喻。看起來，這是小時候的本體阿德萊德，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條廣告，卻成了覺醒的她，為克隆人選定的宗教式符號。片尾，克隆人在殺死“靈魂牽絆”的本體之後，手拉著手排成一條線，綿延於海灘與山峰。
看似充滿愛心的募捐，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階級屬性，代表了美華人心目中對階級、種族、性別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而“獲得自由”的克隆人手拉手組成的一條線，預示著這種刻板的印象與偏見，猶如一條無形的線，不斷割裂著美國社會。
《我們》透過大量的隱喻，對美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和想象進行了藝術化的尖刻諷刺，喬丹·皮爾強烈的表達欲和精妙的鏡頭語言，讓《我們》呈現出形式大於內容、立意大於表達的奇妙混搭。
喬丹·皮爾的野心是，想讓一部《我們》講出兩個故事。片中，潛移默化的安排了大量的細節與暗示，需要透過有意識的推敲和聯想，才能讓窒息的劇情更加可信合理、有弦外之音，這是喬丹·皮爾留給美國觀眾的留白和思考。
但對於把本片當做純粹的驚悚恐怖片來看的觀眾來說，“表故事”與“裡故事”的兩層皮，讓本片變得倉促、簡陋、神經質、漏洞百出、毫無新意。
片尾，意識到自己克隆人身份的女主阿德萊德，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兒子，她似乎也意識到了，曾經會用打火機變戲法的本體兒子，其實是被掉包後燒燬容的那個所謂的“影子”，現在，只剩下她和小兒子兩個人，是這個世界中獨一無二、身心合一的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