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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後金或清朝初期,愛新覺羅家族內部造反和內訌的次數一點也不少!
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就與哥哥努爾哈赤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鬥戰,甚至大有與努爾哈赤平起平坐自立為王的念頭,最終在公元1609年,遭到努爾哈赤的囚禁,其多個兒子和主力部下遭到處決。儘管努爾哈赤坐穩了位置,但後金政權在建立之前,這場內訌也造成了重大損失。
皇太極時期,堂兄弟阿敏(舒爾哈齊倖存下來的兒子)在公元1627年征討北韓的過程中,企圖在北韓自立為王,1630年阿敏更是率軍數千人入關駐守後金佔領的遵永四城。期間又有了自立山頭的念頭,在隨後的明軍反擊關內,遵永四城失守之前,為了削弱皇太極的力量,阿敏竟然將留守於關內的,投降的明朝官員和官兵全部屠殺。進而再返回瀋陽後遭到清算,最終被處以幽禁的刑罰,與自己的父親舒爾哈奇一樣,最終死於軟禁之中。他所統領的鑲藍旗,也遭到了大範圍的清洗。
僅僅一年之後,公元1631年大淩河之戰中,正藍旗旗主莽古爾泰與皇太極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御前露刃事件”,因正藍旗在大淩河之戰中損失過多,再向皇太極申請補充兵力的要求未果後,莽古爾泰情緒激動之下竟然企圖對皇太極拔刀,進而遭到皇太極的猜疑,隨後莽古爾泰密謀兵變,那還未起事時,突然神秘死亡。正藍旗隨後也遭到血腥的清洗,前後被殺2000餘人。
而清朝初年順治時期,多爾袞與豪格的爭奪、多爾袞與順治的爭奪、阿濟格與順治的爭奪,多輪爭奪戰更是造成了血腥的殺戮,豪格派系遭到打壓、多爾袞派系遭到打壓、阿濟格派系遭到打壓,滿清內部同樣是損失慘重。只不過幸運的是,此時的明朝末年和南明時期,內耗遠比滿清嚴重,四分五裂之下,也讓清朝有了足夠的時間來緩和平息內亂。
所以說滿清初年就是靠造反起家,所以從努爾哈赤開始,防止內部出現同樣的結果是愛新覺羅家族重點需要關注的問題。從努爾哈赤到順治,三代掌門人利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清洗掉了內部的反對力量,最終才樹立了穩定的滿清統治。
而到了康熙和雍正時期,隨著對其他皇族子弟的限制,和各八旗旗主權力的削弱,清朝真正的統治權,最終只劃歸到了皇帝和少數實權派大臣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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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層王公貴族來說,1900年曾支援義和團運動的滿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後全家戰死或自盡,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國聯軍列入禍首名單,由慈禧太后下令殺害或流放、充軍。雖然這些王公貴族大多是出於愚昧排外或宮廷政治鬥爭而支援義和團,但慈禧太后照著洋人開出的名單一一懲處的做法,無疑極大損害了清朝統治的威信。個別被通緝的王公被民眾掩護隱居,參加了推翻清朝的運動。例如,1911年,端王載漪躲在寧夏定遠營(今內蒙古阿拉善盟境內),準備聯合哥老會攻城。經歷庚子國變之後的滿族上層王公貴族,真正忠於清朝的人已經很少。
對於普通滿族民眾來說,滿族聚居的東北和北京,在短短10年內遭受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沙俄侵佔東北全境和日俄戰爭的四次浩劫,清廷態度一次比一次懦弱,逐漸喪失民心。1900光緒二十六年,俄人出兵東北,壽山死齊齊哈爾,吉林某正白旗滿洲佐領憤然遣子弟留洋,以求革命黨,佐領言“事至此,載湉小兒非努爾哈赤子孫矣,吾輩當自奮之!”1905光緒三十一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有宗室留學生乃世續之侄,欲回國投軍被總領事所拒,曰“祖宗之地化為域外,不知昱日漢朱氏再起,可有煤山吊?可有東陵殉?不若今日尋阿瞞輩保其身家。”於是回國積極支援袁世凱。
此外,清朝由於八旗制度的存在,對於滿族人民行動自由的限制,比起對漢族人民更加嚴重。清朝的滅亡,對滿族中下層民眾來說,從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上看,並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經廢除了旗人的特權。在經濟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錢糧,在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生活日益窘迫。
1898年戊戌政變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主張實行“三權分立”的禮部左侍郎闊普通武、參與戊戌變法的湖北巡撫曾鉌、工部筆帖式志錡等滿族大臣也被貶官或革職。此後,先進的滿族知識分子也和先進的漢族知識分子一樣,開始轉向革命。革命黨人很快意識到發展滿族會員的必要。孫中山斥責清政府已成為列強的代理人,大聲疾呼“故欲免瓜分,非先排倒滿洲政府,則無挽救之法”。這一主張,逐漸引起滿族中接觸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們對清廷日趨絕望,終於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大打出手,給東北的滿漢等族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清朝政府竟然劃遼河以東為“戰區”,宣佈“局外中立”。奉天(今瀋陽)的滿族青年張榕在北京的譯學館學習俄文,日俄開戰後,他到興京廳(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和吉林海龍一帶組織自衛軍,保衛家鄉,武裝抗擊日俄,並以“東北三省保衛公所”名義發表宣言:“國土存亡,端賴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強鄰之野心,為政府之後援。”清朝以“局外中立”為由,電令盛京將軍增祺查禁張榕等人的活動,後將其逮捕入獄。1908年,張榕出獄,逃亡日本,參加了同盟會,他與國內同志函電來往,他的姐姐張桂也奔走關內外做革命工作。1907年,滿人云祥、慶厚等領導的“吉林公民保路會”抗議清朝出賣吉林省鐵路權給日本,進京請願,被清政府拒絕。
1909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簽署《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在東北奪取築路等新特權,此時,東北地區的滿漢青年共同反侵略反投降,在《東北三省留學北洋軍界同鄉錄》(共列名105人,其中滿人43人)的序中說:“東北三省地鄰俄日,甲午一戰,扶桑三島之武士道憑陵於南滿;庚子之戰,哥薩克鐵騎橫厲于吉江。辱我官吏,暴我人民,據我礦山,啖我森林,國權之不振,孰有甚於此者哉?”
東北三省是滿族的發祥地,辛亥革命時東北三省的起義,是在遠離南方革命軍事勢力的地區,在同盟會的影響下,由滿漢人民自主進行的。1911年秋,滿族聚居區遼寧鳳城爆發起義,滿族人鮑化南聯合漢族人劉雍等,號召群眾剪掉辮子,實行“耕者有其田”,組織起滿漢農民革命軍。莊河((今遼寧省莊河市)各族聯合的革命軍也提出了“除莠黨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使滿、漢、回、蒙共建立中華民國,永享安夷”的口號。
1911年11月17日,以鑲黃旗人張榕為首的革命派在瀋陽成立了“聯合急進會”,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領導機關,明確提出“響應南方,使清帝不敢東歸”的革命口號,一個多月後,張榕、恆寶崑(又名恆六,正白旗人)、田亞斌等人就被趙爾巽(時任東北三省總督)派張作霖殺害。
吉林省的革命,也主要是滿族人領導的。楊策,原名文耆,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統管吉林八旗的旗務處總理慶山(姓佟佳氏,蒙古旗人)、吉林省諮議局長慶康(姓薩克達氏)。吉林的松毓(姓赫舍里氏),曾任吉林自治會會長,得到同盟會員楊策(滿族)的支援,創立《共和報》,宣傳新思想,任聯合急進會吉林分會會長。在吉林策劃武裝起義的滿族青年恩溥、承志壯烈犧牲。
黑龍江省各界則推舉產生“黑龍江國民聯合會”,該會發布《通告書》,號召滿、漢、回、蒙、索倫(今稱鄂溫克)、達呼哩(今稱達斡爾)各族聯合起來,“化除私見,共矢公忠”,擁護共和。該會有趙凱、博經五等滿族人士,也包括蒙古族和回族等民族的人士。在1911年革命力量組建具有新政權性質的“新民愛國委員會”,委員中也包括文采臣等滿人。
張榕等革命黨人策動的東北三省起義雖未完全成功,卻粉碎了東北三省清兵入關拱衛京畿的計劃,也使得清帝不可能退回關外建立割據政權。
另外,也有先進的蒙古族知識分子加入革命。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曾擬定了由國內北部支部負責在蒙古地區發展組織、開展活動的計劃。1906年起,山西同盟會組織陸續派王建屏等人到內蒙古的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等地活動。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雲亨、經權、安詳等加入同盟會,秘密從事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