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二世紀，日本由繩文文化向著彌生文化轉型，出現了貧富差別、身份等級和階級分化，之後開始在一些地區發展出小規模的村落國家。
這期間，也正是中國的兩漢時期。《漢書》裡記載，“樂浪海中由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這說明，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與中國漢王朝建立聯絡——雖然路途遙遠，跨越海峽又危機重重，但是當時日本的諸多小國仍然不惜冒著重重危險，派遣使者到今天北韓平壤附近的樂浪郡獻禮，換取賞賜後再返回。
《後漢書》單獨為倭人立傳。據記載，公元57年，光武帝劉秀在洛陽接見了來自倭的“奴”國使者，並授予其印綬。1784年，日本出土了“漢委奴國王”金印，證明了《後漢書》的記載無誤。
但在兩漢時期，中日交往是相當鬆散的，甚至可以說僅僅是形式上的，雖然我們無法排除這期間兩國民間或許存在更為緊密的經貿和文化往來。古代日本開始被列入中國中原王朝的政治大事，出現在東漢結束以後的三國並立時期。
公元238年，魏國皇帝曹睿下旨司馬懿率軍討伐盤踞在遼東的軍閥公孫淵，並很快擊潰後者，重新將遼東及今天的北韓半島大部地區納入中原王朝統治。次年，日本的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派遣使者進貢。這兩起事件究竟有什麼關聯？
日本著名中國史學者藤家禮之助（1928-2010）生前曾長期出任東漢大學文學部教授，其所著的《中日交流兩千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一書指出，邪馬臺國在公元238年前曾長期向公孫氏地方政權進貢，此舉旨在維持包括邪馬臺國在內的日本列島、北韓半島政治秩序的相對穩定，避免邪馬臺國成為公孫氏討伐擴張的物件。書中指出，公孫氏設定帶方郡並在北韓半島南部發揮影響力，這使得邪馬臺國感受到了威脅，所以以從屬的姿態同它往來。而當曹魏政權滅掉公孫氏後，“倭”就搖身一變，馬上向更強者表示忠誠，尋求諒解（“倭”國此前向中原王朝進貢求封，而後將保護者轉變成公孫氏，這完全可能成為曹魏王朝的討伐藉口）。
曹魏政權的大權很快落入司馬氏之手。西晉一統全國後，又令人驚愕的滑入“八王之亂”。據《中日交流兩千年》一書分析，同時期的日本很可能也出現了內亂，這可以被理解為“誕生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所必須經歷”的劫難。所以從曹魏晚期以後的100多年裡，中日交流再度中斷。
按照《中日交流兩千年》書中的解釋，公孫氏盤踞遼東時期或之前，“倭”人就試圖在北韓半島建立據點；而更為確鑿的是，公元4世紀後期，古代日本已經謀求對北韓半島進行蠶食，多次發起與北韓半島北部的高句麗的戰爭，而與百濟同盟。而中日恢復官方交往的時間，是在413年，即劉裕掌權下的東晉王朝末期。劉宋時期，倭國使臣多次遣使朝貢。
中日交流在隋朝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波瀾。日本方面的遣隋使遞交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大怒，因為日本的國書將之與中國中原放在了一個平等的位置上。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日本的國君居然敢自稱“天子”。隋朝方面對於日本國書的處置方式是，一方面斥責日方狂妄，另一方面又派出使者，褒獎倭王朝貢之志，“這確實表明了中華民族在區別原則和現實方面的寬容態度”。
唐朝時期日本遣唐使多達十六批次。書作者坦言，日本遣唐的熱情長期不變，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唐高宗時期，唐朝在北韓半島取得的壓倒性軍事優勢，尤其是在滅掉高句麗以後又出兵滅掉了倭國在北韓半島確立的聯盟者百濟，並會同新羅擊敗了日本侵略軍，這使得日本方面對於唐朝心悅誠服。很顯然，日本在中國唐朝面前擺出的低姿態，與1400年後敬服美國的做法，是高度一致的。
中日交流從宋朝開始，悄然轉向了一個疏遠化的過程。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覺得從唐朝時期已經學到了足夠多的制度、文化成果，反過來對於陷入南北對峙的宋朝多少有些漠視甚至蔑視；另一方面，先後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被日方認為並非純正的華夏王朝，日方甚至在宋末、明末長期援助抗元、抗清的半民間武裝。再加上明朝年間猖獗一時的倭寇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滋擾，以及豐臣秀吉發起的侵略北韓戰爭，較為嚴重的破壞了中日兩國的民間感情，所以這種疏遠化的態度也必然會波及到官方層面。
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二世紀，日本由繩文文化向著彌生文化轉型，出現了貧富差別、身份等級和階級分化，之後開始在一些地區發展出小規模的村落國家。
這期間，也正是中國的兩漢時期。《漢書》裡記載，“樂浪海中由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這說明，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與中國漢王朝建立聯絡——雖然路途遙遠，跨越海峽又危機重重，但是當時日本的諸多小國仍然不惜冒著重重危險，派遣使者到今天北韓平壤附近的樂浪郡獻禮，換取賞賜後再返回。
《後漢書》單獨為倭人立傳。據記載，公元57年，光武帝劉秀在洛陽接見了來自倭的“奴”國使者，並授予其印綬。1784年，日本出土了“漢委奴國王”金印，證明了《後漢書》的記載無誤。
但在兩漢時期，中日交往是相當鬆散的，甚至可以說僅僅是形式上的，雖然我們無法排除這期間兩國民間或許存在更為緊密的經貿和文化往來。古代日本開始被列入中國中原王朝的政治大事，出現在東漢結束以後的三國並立時期。
公元238年，魏國皇帝曹睿下旨司馬懿率軍討伐盤踞在遼東的軍閥公孫淵，並很快擊潰後者，重新將遼東及今天的北韓半島大部地區納入中原王朝統治。次年，日本的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派遣使者進貢。這兩起事件究竟有什麼關聯？
日本著名中國史學者藤家禮之助（1928-2010）生前曾長期出任東漢大學文學部教授，其所著的《中日交流兩千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一書指出，邪馬臺國在公元238年前曾長期向公孫氏地方政權進貢，此舉旨在維持包括邪馬臺國在內的日本列島、北韓半島政治秩序的相對穩定，避免邪馬臺國成為公孫氏討伐擴張的物件。書中指出，公孫氏設定帶方郡並在北韓半島南部發揮影響力，這使得邪馬臺國感受到了威脅，所以以從屬的姿態同它往來。而當曹魏政權滅掉公孫氏後，“倭”就搖身一變，馬上向更強者表示忠誠，尋求諒解（“倭”國此前向中原王朝進貢求封，而後將保護者轉變成公孫氏，這完全可能成為曹魏王朝的討伐藉口）。
曹魏政權的大權很快落入司馬氏之手。西晉一統全國後，又令人驚愕的滑入“八王之亂”。據《中日交流兩千年》一書分析，同時期的日本很可能也出現了內亂，這可以被理解為“誕生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所必須經歷”的劫難。所以從曹魏晚期以後的100多年裡，中日交流再度中斷。
按照《中日交流兩千年》書中的解釋，公孫氏盤踞遼東時期或之前，“倭”人就試圖在北韓半島建立據點；而更為確鑿的是，公元4世紀後期，古代日本已經謀求對北韓半島進行蠶食，多次發起與北韓半島北部的高句麗的戰爭，而與百濟同盟。而中日恢復官方交往的時間，是在413年，即劉裕掌權下的東晉王朝末期。劉宋時期，倭國使臣多次遣使朝貢。
中日交流在隋朝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波瀾。日本方面的遣隋使遞交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大怒，因為日本的國書將之與中國中原放在了一個平等的位置上。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日本的國君居然敢自稱“天子”。隋朝方面對於日本國書的處置方式是，一方面斥責日方狂妄，另一方面又派出使者，褒獎倭王朝貢之志，“這確實表明了中華民族在區別原則和現實方面的寬容態度”。
唐朝時期日本遣唐使多達十六批次。書作者坦言，日本遣唐的熱情長期不變，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唐高宗時期，唐朝在北韓半島取得的壓倒性軍事優勢，尤其是在滅掉高句麗以後又出兵滅掉了倭國在北韓半島確立的聯盟者百濟，並會同新羅擊敗了日本侵略軍，這使得日本方面對於唐朝心悅誠服。很顯然，日本在中國唐朝面前擺出的低姿態，與1400年後敬服美國的做法，是高度一致的。
中日交流從宋朝開始，悄然轉向了一個疏遠化的過程。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覺得從唐朝時期已經學到了足夠多的制度、文化成果，反過來對於陷入南北對峙的宋朝多少有些漠視甚至蔑視；另一方面，先後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被日方認為並非純正的華夏王朝，日方甚至在宋末、明末長期援助抗元、抗清的半民間武裝。再加上明朝年間猖獗一時的倭寇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滋擾，以及豐臣秀吉發起的侵略北韓戰爭，較為嚴重的破壞了中日兩國的民間感情，所以這種疏遠化的態度也必然會波及到官方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