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和成吉思汗的掠奪式統治沒有根本區別，是涸澤而漁式的殖民統治，是逆歷史潮流的。

英國早期的殖民統治也是這樣，值得慶幸的是在英國出了一位偉大的人，這個蘇格蘭才子用一部劃時代的鉅著改變了這一切！！那就是《國富論》。

亞當·斯密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此書，1773年時認為《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三年時間潤飾此書，初版於1776年3月，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

該書博大精深，其中很重要一個觀點就是

——反對殖民地政策。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所以對於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表示反對。在他看來，對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

《國富論》的出版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國富論》為隨即興起的英國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經濟秩序和一種新的社會生產組織技術，英華人用它來推行自由貿易，建立全球市場，最終成就了大國之夢。

正如羅馬用武力征服，希臘用智慧征服，智慧的征服才是長久的。

不同的國際格局和時代背景造成了西班牙和英國殖民模式的不同，也造成了殖民地獨立時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西班牙的殖民說白了就是吸血，就是掠奪，殺雞取卵式的攝取殖民地財富，無論是歐洲人帶來的瘟疫，還是令人憤怒的黑奴貿易，以及境況悲慘的種植園經濟，都可以說是殖民歷史上最黑暗血腥的時代。西班牙對於美洲殖民地的統治很明顯不是建設性，生產性的，這自然會枯竭當地的資源儲備以及資本積累。當然，這一點都不足為奇，西班牙帝國就連本土也沒能建設起優越的金融和生產模式，他從美洲得到的財富基本都用哪兒去了——王室奢侈的開銷以及綿延的戰爭。一句比喻十分形象——從美洲流來的白銀，就像一場雨落在西班牙的屋簷上，很快就又流走了。

西班牙帝國有點窮兵黷武的嫌疑，在他輝煌的黃金年代，其榮譽伴隨著戰爭而來，可怕的是，與同時落入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的神聖羅馬帝國一道，這種擁有統一歐洲實力的政治實體不會有人願意看其茁壯成長。早在16世紀40年代，西班牙就發現自己的收入不能滿足戰爭開銷，而提前把國家賦稅抵押給銀行家。

更有意思的是，西班牙根本就不是一個團結而紀律嚴明的整體。地方經濟保護主義嚴重。比如葡萄牙人願意為保護新世界航路而納稅，那樣切合自己的商業利益，但他不會願意為發生在德國的新教王公戰爭出資。而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人民願意出錢幫助抵抗奧斯曼土耳其的艦隊，但尼德蘭那塊土地上的戰爭在他們看來與之何干。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會有人站出來為殖民地的利益和可持續發展發聲的。正是基於此，西班牙在殖民地的統治也受到了土生白人的抵制。

而英國明顯就要好很多。當然剛開始時英帝國的模式和西班牙無二，同樣是透過戰爭建立高度集權的統治。但即便是此時，由於大量可耕土地資源的充裕，精英階層的移民也促進了殖民地的發展。當時未獨立前的美國就有基礎良好的紡織業以及造船業。特別是1707《英蘇聯合法案》之後使得大量蘇格蘭資本家前往美洲大陸進行投資，蘇格蘭經濟的騰飛為後來英帝國殖民模式的轉變埋下一個重要伏筆。

同樣寶貴的是，在經歷了18世紀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最震撼的拿破崙戰爭後，歐洲陷入了梅特涅體系下相對溫和的局勢。英國開始尋求在放棄對殖民地事務和防務管理的同時，保持貿易上的優勢主權。

在這一時期，英國的國防預算支出大幅削減，佔國家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下降，維持著一支規模不算大的軍隊。將主要的資源投入到工業品的生產中，保持本國商品的競爭優勢從而穩妥地引導國際市場。這種狀況之後也隨著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的變遷以及對殖民地利益再度分配的需求打破了。

所以總體來說，從英國獨立出去的殖民地是掌握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謀求打破不平衡貿易局面從而全面提高殖民地居民群體利益的。是國家利益的衝突並非民族利益的衝突。從西班牙獨立出去的則往往是印第安及印歐混血民族對民族地位和尊嚴，對奴隸制封建制殘餘的反抗。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前者的需求比後者明顯站在一個更高的檔次。

原因可以從內外兩個方面來談。

從內部來看，殖民地的自然稟賦和歷史發展狀況是根本性的因素。英國曾經殖民過很多國家，也有不發達的。印度是比較典型的代表。它還不是最差的，孟加拉國和緬甸要比印度更窮。拉美地區西班牙原殖民地雖然比不上美國加拿大，但是普遍要比孟加拉和緬甸要好。而且阿根廷還一度是世界上高收入國家。畜牧業的發展水準曾經居於世界前列。這就說明了殖民地本身的發展還是主要由於內部原因作用，外部因素的影響力並不是非常大。

從外部來看，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第一是宗主國本身的發展水準。宗主國的社會制度會直接影響殖民地的獨立之後的制度建設。宗主國的經濟實力對於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也有溢位價值。英國相比西班牙在這個領域有很大的優勢。第二是殖民地的管理方式。西班牙人的殖民地管理模式相對落後，單純以搜刮的方式來管理殖民地。政治上採用高壓管理，殘酷鎮壓反對力量。英華人的管理方式就相對高明一些，一方面拉攏殖民地土著居民的上層人士，讓他們到英國接受教育，然後充當在殖民地的代理，也就是所謂的以夷制夷。這就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時也使得英國的社會制度傳入了殖民地。從經濟上看，將殖民地作為原料產地和市場傾銷地，納入整個世界市場。這種方式使得英國的殖民地不斷擴大，英國在獲取殖民地利益的同時，也將自身的社會文明成果，擴散到了這些國家。在這些國家獨立之後，發展的基礎相比於西班牙殖民地要好得多。

不過還是應當指出，英國殖民地相對於其他國家殖民地發展較好，並不意味著英國殖民者是充滿慈愛的文明傳播者。英華人在對外殖民的過程當中同樣不忌諱使用武力。手段同樣是非常殘忍的。英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儘管在客觀上有一些促進殖民地發展的因素，不過這並非他們的本意，所以也無需感恩戴德。不能因為英國殖民地當中湧現了一些發達國家，而對英國殖民史大加讚歎。

“英國的殖民地”，這幾乎可以算是一個“品牌”，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哪個不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最宜居的國家之一？相比之下，西班牙乃至法國等其他殖民國家就遜色得多。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有關。英國、美國乃至加澳新等國，承繼的都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毫不過譽地說：沒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就沒有現代文明。

1215年，《大憲章》簽署，第一次以法律文字的方式規定人權。17世紀，君主立憲制確立，開創資產階級代議制先河。伴隨這個政治基礎的是自由貿易。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就是市場經濟模式與契約精神。

經濟和政治的合力，又使得工業革命和近代科學都發端於英國。

前幾年，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維繫現代社會的各種基礎架構，幾乎全部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所創造，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趨，即使有所改良，也萬變不離其宗。”

在英國的歷史演進中，悠久的地方自治傳統是個關鍵。正因為自治傳統，市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得以保障，地方擁有獨立司法權，自由貿易也因地制宜。地方自治力量的強大，形成了對王權的約束，促使英國走向憲政。

這種自治觀念，也深刻影響了英國的殖民地。正因為強調自治，所以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合作較多。在合作的狀態下，殖民地也有了更多學習機會，即使日後將英華人趕走，也仍無法擺脫英國文化的影響。比如美國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吸收，正是它繼英國之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根源。

西班牙的情況恰恰相反，它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奪和殺戮。殖民地失去了財富和人口，卻沒獲得任何先進文明的影響。這當然跟西班牙自身情況有關，它有著悠久的專制傳統。甚至直到上世紀70年代，佛朗哥死後，西班牙才得以告別獨裁統治。這樣一個國家，能傳授給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本身就很有限，更無法與英國相比。